二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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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日，日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一案，虽然法庭一审只有短短60分钟时间，但声援团从5月20日到5月24日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正气凛然的示威游行，记者招待会、议员质询答辩会和中、日、加友好人士恳谈会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强烈愿望，显示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和常德人民为了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为中日长远友好做不懈努力的坚定意志和宽广胸怀。我作为纪录片《常德细菌战》摄制组成员，有幸参加了声援团的

日本之行，短短几天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开庭前的凝重

　　5月20日一大早，36名常德声援团成员在居住的东京后乐宾馆一楼大厅集合，所有团员都佩戴了声援团团员的胸牌和“要和平，不要战争”、“还我人权，还我尊严”等的白色绸带。在声援团团长蒯定勋、副团长邹克忠、秘书长陈玉芳的带领下，缓步走向地铁车站。

　　团员们一脸庄重，一种凝重的气氛挥之不去，一直到东京高等法院门前，团员们都很少说话，我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沉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们是560万常德人民的代表，我们是常德一万多细菌战受害者的代言人，我们耳中有他们千叮万嘱的话语，我们肩上有要求日本政府反省历史、谢罪、赔偿的责任，这一份责任使我们所有的人不得不庄重、不得不沉静。

　　二、历史性的一小时

　　东京高等法院101法庭从5月20日11点10分到12点10分第一次开庭审理“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

　　1、原告席人数远远大于被告席人数。原告席有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七位日方律师，有王选、何英珍、李锡林三位原告及三名陪同人员共13人。被告席上只有4位日本政府代表。

　　2、只准拍摄二分钟。此次常德声援团有三名随行记者，即湖南经济电视台新闻记者曾海波、湖南卫视《真心风采》专栏记者周一凡、常德电视台新闻专题部记者熊泽伟(笔者)，其中曾海波和熊泽伟是纪录片《常德细菌战》摄制组成员。开庭前一小时东京高等法院派专员将三位记者领入101法庭熟悉现场，说明注意事项，开庭前30分钟，三位记者特许提前进入法庭，架设机器。宣布开庭后，所有与会人员正襟危坐，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只有我们的摄像机和照像机在忙碌着。最后30秒，记录官开始倒计时，二分钟后，法官宣布采访拍摄结束，我们的机器(包括照像机)被放置在庭外，法庭开始审理………

　　旁听席上，除了中国声援团的所有成员以外，还有专程从加拿大赶来声援的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四位成员和十几位日本老者，以及中日两国新闻记者若干名。

　　三、血脉喷张的游行

　　法庭审理结束后，中、日、加爱好和平友好人士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常德声援团团长蒯定勋、副团长邹克忠、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与早晨来东京高等法院时团员们的沉默相反，所有的中日加友好人士都振臂高呼“维护和平”、“声援正义”、“还我尊严”、“日本政府必须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反对细菌战”等口号，游行吸引了大批东京上、下班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日本市民自发走进了游行队伍，表达他们呼唤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日本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等诸多媒体对游行进行了跟踪报道。浓烈的现场气氛感染了每一位在场的中国人，一路上很少说话的声援团成员梁淑敏带头喊起了口号。游行队伍从日比谷皇家公园出发，沿日本政府机关最密集的霞关行进，历时40分钟。

　　四、斗志昂扬的质询答辩会

　　5月20日下午、5月21日上午，声援团参加了日本国会议员川田悦子、今川正美、阿部知子等议员召开的质询答辩会。日本防卫厅、厚生省的有关官员出席了答辩会，日本外务省则以“可能影响判决的结果”为由谢绝出席。会议围绕二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日本政府必须尽快公开731部队的历史资料，为公正判决提供佐证；二是敦促日本政府派员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进行现场考察，亲身感受日军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日本防卫厅和厚生省的官员态度暖昧，不时以“不知情”、“无权做出决定”来搪塞，这引起了中日加友好人士的极大愤概，常德声援团团长蒯定勋掷地有声地说：“日本外务省缺席会议是一种藐视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行为。日本官员的暖昧态度说明他们没有日中友好的诚意，我要提醒日本政府，仇恨的种子是他们撒下的，仇恨也是可以遗传的，中国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日本政府如果是诚心诚意为了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就必须拿出诚意来，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如果中日再次发生战争的话，最终吃亏的是日本！”日本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说：“日本731部队老兵筱冢良雄曾经在中国进行活体解剖，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到中国去诚心忏悔，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谅解，这说明中国人民的胸怀是宽广的，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能像筱冢良雄一样诚心忏悔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消除中国人民的仇恨，求得中日永久友好和平呢？”川田悦子、一濑敬一郎都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公开731部队的历史资料，日本防卫厅、厚生省的官员在日本参众议员、中日加友好人士尖锐的提问和催促下，终于表态尽快公布731部队的历史档案资料。两场质询答辩会，有点像剃头匠的挑子――一头冷一头热，一边是日本政府官员只听不说、支支吾吾，一边是中日加友好人士群情激愤、义正词严。

　　五、加拿大翻译戴维哭了

　　我们在日本开展声援活动期间，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四名成员自始至终与我们并肩作战。他们是：加拿大温哥华市议会议员爱伦女士、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日裔协会委员长花泽女士、加拿大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保存会会员曾颂华女士、加拿大人权委员会委员、翻译戴维。

　　5月21日下午7:00，中日加近60名友好人士举行联欢晚会。中国声援团团长蒯定勋首先代表常德人民向日本和加拿大友好人士对细菌战诉讼案的支持和声援表示衷心的感谢，加拿大金泽女士表示将会与中日人士一道把诉讼进行到底，日本老兵筱冢良雄在晚会上对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深深的忏悔，并表示要尽余生之力逼迫日本政府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筱冢良雄的诚意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声援团成员张友德举行酒杯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为您勇敢的忏悔和正义的呼吁干杯！”大家纷纷与筱冢干杯，合影留念。这时候，我发现加拿大翻译戴维哭了，正在用手绢擦眼泪。后来戴维告诉我，他是被中国人民宽广的胸怀和日本友好人士的正直所感动才哭的。

　　六、松本正一说：“我不需要反省”

　　5月23日，纪录片《常德细菌战》摄制组与湖南卫视《真心风采》栏目，在早稻田大学的博士留学生、湖南汨罗人张剑波的陪同下，一起到日本东京郊区崎玉县采访731部队航空兵松本正一。松本正一已经90多岁了，虽然行动不便，但头脑十分清晰、口齿伶俐，我们询问了他什么时间参加731部队、开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坐的什么位置，在731部队如何生活、装鼠疫细菌用的是什么容器等一系列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他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反省过？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反省过，不需要反省，因为当初搞细菌战研究是一种失策，没有什么效果，后来说死了多少多少人都是不确实的，因为当时根据日本军部的调查，效果太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研究细菌武器简直是一种浪费。”我当时真想冲上去扇他两耳光，但一想，他也是受了日本军阀的蒙骗。此时我有一种将《常德细菌战》事实真相告之于天下的冲动，让那些还蒙在鼓里的人惊醒，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松本正一在轻松说完这一段让我们震惊的话以后，还炫耀地搬出了几大本日本731部队官兵军营生活的老照片，我粗略估计有一、二百张，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忘情的拍摄起来，以至下午快4点钟了，我们还来不及吃中饭！

　　七、日本98%的青年人不知道细菌战

　　从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想了解日本对细菌战的了解程度和看法，每到一地，都尽可能多地在大街上、在旅游地、在集会上、甚至在奔驰地列车上采访日本人，令我们失望的是：在我们随机采访的十几位日本青年中，没有一个知道日军曾在二战中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地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过30万以上无辜平民的死亡！他们教科书上没有，历史档案馆也没有，电影没有，简直对细菌战的历史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有一位日本留学生说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日本政府是如何苦心孤旨地掩盖细菌战的历史的。有一位日本女教师教中学生物课，她每次讲到细菌课的时候，都要提到731部队的细菌战，只要她提到731部队和那场不光彩的细菌战，第二天她总是会对校长以各种理由驱逐出校门。至今这位教师已更换了十几所学校，由于频频被炒鱿鱼，已陷于生活窘迫之中。

　　八、高素质的日本人

　　在日本短短一周的时间，除了对日本政府的冷漠、傲慢、刻意隐瞒二战历史的险恶用心刻骨铭心之外，对日本社会的高效率和日本人的高素质印象很深。

　　一路上凡是大巴开车、车站收费、停车场指挥这些服务岗位全部是清一色五十岁以上的日本老人，他们头发斑白、克尽职守，令人钦佩，据说这批老人学历不高，所以干服务工作。在我们采访中，凡日本防卫厅、厚生省和代表日本政府出庭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西装革履，表情庄重，出言谨慎，是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的新生代。日本可以说人尽其才。

　　日本人工作、生活节奏快，守时间、讲信用。我们和一些采访对象约定的采访时间，日本人一定会准时赶到，既不提前，也绝不迟到，如果我们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准时赴约，和我们同行的中国留学生一定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对方，请对方原谅，并将我们到达的准确时间告诉对方。日本人出行，总是先把路上需要的时间卡得准准的，所以在地铁、车站常常有日本人匆匆从我们身边往前赶，在日本人的脑子里，除了休假外，没有悠闲二字。

　　日本的大街小巷，看不到垃圾，无论你走到人头涌动的地铁，还是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日本人没有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的习惯，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

　　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我更是记忆犹新。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有一天晚上12点钟，大雨如注，我和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摄制组同事曾海波采访回宾馆，打着伞边走边聊，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没有注意亮起的红灯，仍低着头向马路对面走去，这时只听见曾海波大喊：“红灯！红灯！”和一片刺耳的刹车声，转头一看，我右边有十几台小轿车轮胎冒着烟，歪七倒八向我撞来，我赶紧退回人行道，身上吓出了一身冷汗。王选说：“日本的交通规则规定：违反交通规则的一方不但得不到赔偿，还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几点思考：

　　1、细菌战受害诉讼和纪录片《常德细菌战》拍摄的意义通过日本之行显得日益重要。

　　2、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受人欺辱。

　　3、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并不比抓经济建设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