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日本立教大学上田信教授，接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委托，在对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中，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2003年《史林》第3期发表了上田信教授撰写的"《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一文，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之祸作了深刻的调查分析。上田信教授曾经亲自于1998年5月对崇山村及周边村庄鼠疫受害情况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并详细了解和掌握受害地村落和亲族组织的特点，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被告日本政府无懈可击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铁证，使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8月27日就细菌战诉讼案作出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一审判决。同时也对各地调查细菌战受害史实具有指导意义。作为异国学者，上田信教授精深的社会学专业知识和崇高的国际主义品质，及其为中国受害者作出的贡献，令人敬佩。
上田信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众面临过各类巨大的天灾和战乱，也形成了避免家族成员全部毁灭的行为对策。一旦危机来临，家庭成员就分散到各地（主要是姻戚家）去避难，因此就降低了家族全部遇难的概率。然而，假如灾害是致命的传染病，事态就完全不同。中国式的灾害躲避方法，会把分散躲避危机的行为，变成向各地扩散疾病的原因。崇山鼠疫蔓延的特点，证实了崇山王姓同族血缘性意识形态实际状况，在应付细菌战时产生的危机和灾难。同时也更加印证了日军细菌战战略的卑鄙性和残暴性。1942年10月14日（农历9月5日）始，崇山村遭到由日军秘密进行的、利用鼠疫菌传染的细菌战，全村蒙难，1200多人的村庄在2个月的时间里死亡400多人，同时由于上述因素使鼠疫扩散到周边数十个村庄，千余人遇难，至今仍未得到确切的伤亡统计数据。
上田信教授较为详细地考证了崇山村王姓亲族与村落的形成历史及其宗谱、家谱等记载。崇山村形成以前，王姓先祖就已经预先确定了辈行字：……升进佑成应，尚悌相炎金，钜济模炜载，铨冲茂焕基，晋瑞理贯通……崇山始祖乃"成"字辈，可谓源远流长。日本细菌战鼠疫受害死难的村民大多集中在"冲"、"茂"、"焕"、"基"字辈行中，对这几辈人几乎是毁灭性的沉重打击。目前生活在崇山的村民则包含着茂字辈到通字辈的。从王姓家族角度来讲，属于八辈同村。
由于崇山同族同村村民传统的联系纽带多以对祖先（太公）祭祀为基础，平时各自安居乐业，地缘性的社会关系不发达，而村落地缘社会关系主要以新娘迎娶或出嫁而形成。因此，姻亲往往是王姓村民开展社会活动的主渠道。在灾难和危机来临时，同姓村民的团结程度不高，共同面对时，给予密切利用的亲属关系往往不是父系的同族，而多数是母方的姻亲或姐妹婆家的亲属等等。于是在危机状况下，能够保证个人安全的，并非父系的同族关系，而是姻戚关系。
虽然汉族父系世系原理要求男性从同族团体外部将女性娶入为妻，而同族的女性则嫁出，但这也是使父系同族团体得以延续的逆向性关联，因此姻戚关系范围越大越分散，社会关系的功能也就越强。一般地，当遭遇灾难和危机时，就依靠姻戚关系进行疏散，从而躲避危险，譬如一个家庭的几个兄弟中，新娘或妻子大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一旦战火波及村庄时，家庭成员就往往会分散到各自妻子或母亲的娘家去避难，结果兄弟中有几人在灾难中丧生都不得而知。但是由于呈分散状态，因此就降低了兄弟的全部遇难的概率。当灾难或战乱平息，生存下来的兄弟就返回本村，重建新的生活，家族的系谱也得以延续,亲缘也得到巩固和加深。而日本人则不同，如果面对灾难，很可能会把灾害尽量设想到最大，从而巩固家庭间的团结，指望肩并肩地度过难关，却很可能由此导致整个家庭都遭遇灭顶之灾。
崇山细菌战之祸印证了上田信教授的社会学论断。很显然，崇山鼠疫随着崇山姻戚关系而扩散，可以看出日本秘密细菌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利用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达到细菌战的传播杀人效果。二是使中国人姻戚关系对立，很难保持友好关系，从根本上摧残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以崇山村在遭受鼠疫惨祸并蔓延各地后，出现了本村与相邻地区相对脱离的落后倾向，战后数十年重建过程十分缓慢，至今仍有被日军烧毁房屋的废墟保留着。从这个角度说，细菌战之祸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