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乘国航上海当日班机赴日本参加10月28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八次开庭的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称,二审进入法庭取证的冲刺阶段,这就意味着，从日本法律程序方面来说，这场官司快画上句号了。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调查结束后,将于明年3月结束审理,明年夏作出二审判决.浙江省律师界和新闻界组成了声援团,随王选赴日本声援原告对日索赔,参加二审八次开庭.浙江省省直律师协会副会长楼献律师、湖南文理学院历史系陈致远教授、宁波细菌战研究者裘为众等人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附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二审日程表)
王选呼吁全国人民声援原告诉讼,对细菌战受害者这个社会中的最弱势的群体给予广泛关注和有力支持.这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这是一场中国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这是人类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国际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诉，这是跨越时空影响的国际维权第一大案。这场诉讼自1997年8月11日起诉受理,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5年28次开庭,于2002年8月27日作出了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回避原告谢罪赔偿请求的一审判决,使日本细菌战罪行真相大白于天下,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掩盖和隐瞒,这对于日本竭力否认侵华战争罪行逃避战争责任和法律责任篡改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倒行逆施行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这场诉讼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迫害，尤其是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施细菌战等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是决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参加二审八次开庭的中国受害者代表方时伟老人临行前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愤怒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
我叫方时伟，1928年2月2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出生，“七七事变”前我父亲方坤生、大哥方时俊都在上海市银行里工作，二哥方时?在杭州上学，我和母亲汪菊仙、三哥方时传及奶娘朱游银住在衢州县城，当时家境生活比较宽裕。
“七七事变”发生后，我大哥方时俊就随单位撤到中缅边境参加中缅公路建设，二哥方时?就跟随大学里的老师乘火车经过衢州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他经过衢州火车站时是1937年9月26日，正好遇上侵华日军空袭衢州，日军飞机在衢州飞机场、火车站等军事要地一次就投下十几枚炸弹，炸死几十人，炸毁民房数十间，当我和母亲接到二哥托人送来的便条后，立即赶往火车站去见他时，他所乘的那列火车已在日军投炸弹前的几分钟开离了衢州火车站，我亲眼目睹被轰炸后的凄惨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1940年10月侵华日军的飞机在衢州上空投下带有细菌之麦粒、粟米、黄豆、白色粉末、跳蚤等，不久后县城就开始流行鼠疫，当时有关防疫部门虽然采取了隔离病人、封锁疫区、拆地板、挖鼠洞抓老鼠等措施，但是鼠疫还是迅速蔓延，无法控制，受到鼠疫传染的人在几天内就很快死去，我家的房东一家三口人先后几天全部死去，真是人心惶惶，异常恐怖。县城里的人都纷纷外逃到乡村、山区去避难，我们全家人也逃难到离县城15公里的乡下黄坛口亲友家避难。
1942年8月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实施细菌武器攻击，派飞机在衢州一带撒布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多种传染细菌，9月间黄坛口附近村庄的不少老百姓被先后发现受到疟疾、痢疾、炭疽等多种传染细菌感染。我母亲汪菊仙（当时51岁）因受侵华日军撒布的炭疽细菌传染全身溃烂并患痢疾拉肚子，而且又传染上浓疱疮，当时因缺粮、缺盐、缺医少药，只能躺在床上痛苦呻吟，奄奄一息，在饥寒交迫的苦难情况下，于1942年11月28日她临死前夜里，她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心里很难受，口很渴，想喝水”。我听后立即起床到灶头去烧开水给他喝，因侵华日军占领期间，当时生活条件极差，既没有热水瓶，也没有火柴（当时叫洋火），我只能用打火用的铁块，一下一下地击打火石，费了很大的劲才能打出火星，引燃已烧过的草纸媒头，然后吹出火苗，点燃干草再烧着干树枝，大约费了几十分钟才把大铁锅里的水烧开，等我用碗把开水端去给她喝时，才发现我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我高声喊她多次也没有丝毫反应，我急得高声哭叫：“姆妈、姆妈……”，惊醒了邻居亲友，他们赶来一看，抚摸她的身体后，对我说：“你妈妈已不行了，已经断气了，她已经死了”。当时年幼孤苦伶仃的我举目无亲，一无所有，真是叫天不应，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亲友的同情帮助下，托人到30公里外的岑头山区把奶娘和她的老公、儿子找来，帮助料理后事，向亲友借了几根木料、几斤米，请人帮忙打了一口很简易的棺材收殓亡母，然后把棺材抬到山脚下的苦树底，暂时用石块、泥土临时封存起来。我可怜的母亲就这样被侵华日军细菌战悲惨地害死了。一直到解放后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京部队工作时，登报寻人启事后才找到我二哥方时?（已改名方天白），他已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工作，我们兄弟俩虽然都是干部，但是当时都是供给制待遇，又远离老家浙江衢州，无力亲自回去安葬先母，直到1951年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的特殊情况才由衢州市人民政府派人把我母亲汪菊仙的棺材安葬在黄坛口的山脚下（见坟墓的照片）。
我和奶娘受侵华日军撒布的炭疽细菌的传染，我和奶娘的右腿上长出一些小脓疱，淌出浅黄色的浓液，沾到哪里就会迅速溃烂，几天时间就很快溃烂成约有银元大小的疮口，尤其是我奶娘的疮口烂得最利害，约有小碗口大小，骨头已清晰可见。因当时受条件限制，缺粮、缺盐、油，缺医少药，只能用茶叶渣敷在疮口上，以减轻痛苦。后来发现奶娘的疮口烂肉里竟生长了几十条小蛆，我们只好用竹筷帮她一条一条地夹出来，当时，奶娘已不能行走，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痛苦呻吟等死，真是一言难尽，苦不堪言。
侵华日军侵占衢州县城期间，经常下乡进行大扫荡，老百姓遭受惨绝人寰的?淫烧杀、粮食及各种财物及铜、铁之类均被洗劫一空。侵华日军真是无恶不作,老百姓被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普遍缺少粮食、油、盐，我们无法可想只能采野菜、苣麻叶，上山采毛栗、桑果、竹笋等，下河抓鱼，以及米糠等勉强充饥。侵华日军占领期间一度进行封锁，我们和很多老百姓一样很长时间没有盐和油吃，是在贫病、饥寒交迫的苦难环境下挣扎、勉强度日。我三哥方时传（当时19岁）就是在日军下乡大扫荡时被抓去当挑夫后失踪的，不知惨死在何处。当时侵华日军疯狂抡掠、到处杀人、放火，因被害死的人太多，横尸遍野，真是触目惊心。我总算命大死里逃生，大难不死，侥幸地活了下来。
1945年8月上旬，侵华日军战败宣布投降前夕，在撤退时作垂死挣扎进行大扫荡，到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就在这时我被日军抓去，几天没吃没喝，遭受残酷折磨，被日军摔打昏死过去，后来我是吃了几块西瓜皮才活下来的。幸好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了，才幸免一死。
为了冤死的中国同胞和我的亲人，我要以亲身的遭受愤怒控诉和揭露侵华日军在浙江衢州市犯下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我今年已77岁了，要在有生之年要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的中国同胞出庭作证，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并承担战争责任，对细菌战的受害者给予战争赔偿。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要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律师强调,作为加害国的日本，通过自己的认真努力使过去的那段历史事实更加明了、将其公之于众、明确承担责任、对众多的牺牲者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金以示谢罪的诚意，是日本政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被害者雪恨、才能恢复人的名誉和尊严、进而取信于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否则，日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自豪。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以受害者的名义，对种种迫害行为中最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提起诉讼。为何必须选择审判这种手段呢？因为战后，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端正的态度并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反而继续对卑鄙可耻的行为加以隐瞒，美化侵略战争，妄图逃避责任，并误以为这符合日本的利益。没有认识到这种卑劣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鄙视、非难，使自己陷于孤立。如果继续这样出丑，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利益，并且这种损害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中国而言，对日索赔行动完全可以成为一项让世人铭记历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爱国行动。同时，细菌战受害诉讼索赔案作为国际维权第一大案，已成为国际和平反战运动的一环，对于教育中日两国人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历史，对于防止战争灾难、维持人类正义与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 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二审日程表
第一次开庭 2003年5月20日
原告陈述意见 何英珍 （常德）（衢州）
（浙江声援团）
第三次开庭 2003年12月4日
第四次开庭 2004年 3月18日
（常德声援团，浙江大学教授范展、崇山村幸存者王炳宏参加。）
第五次开庭 2004年5月25日
第六次开庭 2004年7月20日
法庭宣布出庭证人名单
第七次开庭 2004年9月2日
第八次开庭 2004年10月28日
证人出庭作证 陈致远 （常德）
楼 献 （衢州）
裘为众 （宁波）
（浙江声援团）
第九次开庭 2004年12月7日
证人出庭作证 管建强 （法律：有关《联合声明》）
原 告 （常德、浙江）
（常德声援团）
结审 （明春）
各地声援团
判决 （明夏）
各地声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