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诉求。日本政府这一无视历史事实、藐视人权的卑劣行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众所周知，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细菌战的始作俑者。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至少有27万无辜中国民众惨死于日军的细菌战之下。至今，每当那些幸存下来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追忆起那段惨烈往事，无不痛斥日军的暴行。然而时至今日，面对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却仍不愿正视其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还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来为其当年的侵略战争正言，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60年过去了，虽然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伤痛已经远离今天人们的和平生活，但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抹煞的。“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是每个中华儿女不容推辞的责任。本文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揭示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恶行径，以正视听。
一、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是发展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急先锋，并在侵华战争中较广泛地使用了细菌武器。日军发展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累累，确凿无疑。1945年，在苏联伯力审判的档案中，在根据中国审判日军战犯整理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以及日本披露的历史档案及学者研究成果中都得到确证。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推行细菌战，时间长、范围广、手段多样、极其隐蔽。据统计，日军曾在我国的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仅据中央档案馆出版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的事例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民众惨死于细菌战中。其中不包括军人死亡及其他媒体披露细菌战的伤亡。
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和实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192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田中奏折”出笼时，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就献计：“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支持。”他的建议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随即派他出国考察。石井于1930年回国后，在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研制了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并生产了细菌战剂。在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为扩大其研制规模，石井建议将研究基地迁往我国东北，认为这里地广人稀，容易获得试验对象，发生泄漏不会伤害日本人民，靠近苏联，便于供应战剂。日本陆军部当即批准了石井的要求，日军开始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细菌战研究、生产、试验的基地，并陆续在各战区建立了细菌战组织机构。
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1936年，根据日本天皇密令，侵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主要从事针对人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继731部队之后，日军在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如长春、北京、南京、广州等诸多城市都设立了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日军研制的细菌战剂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结核、炭疽、鼻疽菌等，并已具备较大生产规模。如，731本部安装的细菌培养装置每月能生产鼠疫杆菌菌液300公斤、跳蚤200公斤（每公斤约300万只）、霍乱菌1000公斤、炭疽杆菌600公斤。
二、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部（分）队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与实施，以731部队为主。同时，为满足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还在各战区建立了相应的细菌战部（分）队和细菌工厂，在中国的广大地区里形成了细菌战网络体系。
（一）关东军第731部队
关东军第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本部）的前身是1933年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阴河建立的石井部队，对外称加茂部队。该部设有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靶场和监狱，并有铁路专线和飞机场，在哈尔滨设本部办事处和防疫给水部门。在背阴河期间，石井部队利用关在监狱内的“犯人”进行了大量的人体试验，验证了细菌武器的有效性，研制了大量细菌战剂。1936年，根据日本裕仁天皇敕令，石井部队迁至哈尔滨平房，扩大组建“东乡部队”，1941年启用“满州731”部队的番号。
731部队下设8个部：细菌研究部，下设负责鼠疫、病毒、昆虫、赤痢、霍乱、病理、血清、伤寒、药理、立克次体、传染研究的各个班；细菌实验部，从事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试验；防疫给水部，辖有滤水品制造厂、细菌瓷弹壳制造厂，并生产土陶制成的细菌弹壳；细菌生产部，进行各类细菌的生产，包括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以及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等。
731部队直属4个支队、1个研究所。包括海拉尔支队，孙吴支队，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林口支队。这些支队都有动物舍、化验室、制药室等，饲养着各种鼠类、兔、羊等动物，并繁殖跳蚤，培养结核菌、伤寒菌、副伤寒菌、痢疾菌等细菌。此外直属大连卫生研究所，该所设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等科。在研究的同时，重点生产疫苗和血清，满足731部队各支队的需要。
（二）满州第100部队
满州第100部队是1936年在长春原关东军马疫研究所的基础上，根据天皇敕令扩建的，与731部队是孪生的一对恶魔。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实际是一支对牲畜及农作物进行细菌作战的部队。1940年以后，在大连、海拉尔、佳木斯、拉克建立支队。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所属军团均建立兽医部队配合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第100部队下设5个部。第一部负责实战研究，通过细菌和病毒的实验，确立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及植物病毒的效能和传染方法。第二部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生产，研制出炭疽菌、鼻疽菌和制造牛瘟、羊瘟的病毒。设备安装齐全后，1年内可生产炭疽菌1吨、鼻疽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第三、四、五部分别负责生产血清疫苗、饲养动物和教育训练。
（三）在各战区的细菌战部队
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已进行7年的细菌战准备。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1938年7月，侵华日军在18个师团中均建立了防疫给水（细菌作战）部队，随战场各师团活动。1939年，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细菌战基地和部队，各在10多个中等城市设立支队和建造细菌工厂，形成了庞大的细菌战网络体系。各战区的细菌部队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登户研究所，并接受各地区派遣军司令部领导，业务技术上接受731部队指导。登户研究所是日军于1937年成立的专门从事间谍性阴谋破坏和杀人活动的机构，细菌战也是它的重要手段。
1．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
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驻北平，本部在北平先农坛，共约1500人。下设检验课、生产课和细菌武器研究所，培养了霍乱菌、鼠病菌等，并大量饲养作为媒体的老鼠、跳蚤、苍蝇、蚊子等。还在天津、济南、徐州、开封、石家庄、太原等设立13个分部。如济南分部有100余人，能生产细菌，进行活体解剖，据揭露在这里有1000余人被试验致死。
2．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
又称多摩部队，驻南京，并在上海、杭州、南昌、武汉、安庆等建有12个分部，共约1500人。日俘供认，本部内“每5天可生产10公斤浓缩活细菌浆”，也进行大量繁殖带鼠疫菌的跳蚤，生产的细菌包括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试验楼内拘禁受试者平时20～30人，多时超过百人。目击者揭露，1942年目睹日军从战俘收容所挑选百余名中国战俘交多摩部队供细菌试验，数日内全部死亡。
3．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
对外称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驻广州，在华南的各大中城市设12个分部，共约1200人。1942年初，香港居民为逃避战火及日军征粮所迫，30余万人纷纷北上广州，大多进入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日军随即制造了利用细菌战剂大量屠杀难民的罪行。8604部队派员在收容所的水井、食物中投放沙门氏菌（副伤寒菌），陆续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带菌者走失后，形成广大地区的传染。目击者曾看到一次掩埋上千具尸体。
三、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罪行实例
据考证，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细菌武器试验中，在反游击作战中，在配合正面作战中，以及为造成我后方传染疾病中，均采取多种手段使用细菌武器。其中，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几乎全部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研究细菌战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除正规细菌战部队外，在华各日军陆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参与细菌战，包括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细菌培养和撒播等。
（一）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
石井四郎等的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是以人当作动物进行试验和不用麻醉情况下的直接解剖，其残忍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其规模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为研究病菌杀伤力和传染性，日军将试验菌注入人体或迫使口服。如日俘山下升供认：“1943－1944年，我们队每天用10～20人进行试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人，试验后有3天死的，有7天死的，没有死的送回监狱下次再试验。死去的人拉去火烧，有的当时还有气，也拉去火烧。”为研究细菌弹的杀伤效能，日军将人员绑在柱子上作为细菌武器靶标。如731部队在安达靶场的试验。1945年1月，将10人绑在相距10～20米的柱子上，进行装有炭疽菌的榴霰弹试验。一周后全部死亡，被送进焚尸炉焚化。上述表明日军已成为毫无人性的牲畜，写下了人类史上最残忍的一页。在1940－1945年间，已公认在哈尔滨平房731本部进行细菌试验杀害了3000余人。人体试验及活体解剖还推广到各地的分部，扩大到各地所有日本在华医院。如原在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工作的军医汤浅谦在证词中说：“在该医院学习外科手术时，就活杀过14名中国人。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据1995年3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文章估计，日军以各种研究杀害的人至少有20万人，其中主要是中国人。
日本战败后，美国曾先后次向日本派出调查团，对731部队有关者进行查讯，并写出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活人人体做实验的详细调查报告，即著名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和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日军细菌战部队活体实验的罪行也因此首度为世人所知晓。据希尔报告中冈本耕造的供述，关于哈尔滨进行的活体解剖1945年为1000例左右，其中有记录的有850例。在希尔报告中，根据对大田澄的讯问，记录了日军用人体进行炭疽菌实验的详细情况，包括通过耳朵注射、涂在皮肤上、皮下注射、口腔吸入等方式、以不同的数量投入炭疽菌，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此外，美国调查团把藏在日本国内寺院和南部山区的细菌战人体标本查获后，运到美国，并找来负责制作上述标本的病理学家，写出了英文版的全面报告，即“达格威文件”。其中，已公开发表的有“A报告”（炭疽报告）、“G报告”（鼻疽报告）和“Q报告”（鼠疫报告）。“A”、“G”、“Q”报告中详细数列了受试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受病毒感染的过程、时间、感染类型和实验过程。上述资料是揭露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试验有力的罪证。
（二）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细菌战
日军侵占华北后，不断遭我敌后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军遂实行绥靖作战，包括以细菌武器屠杀我抗日军民。日军在华北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没有完整统计，仅据《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的披露就有38例，估计杀害我华北民众数十万人。现就主要事例简述如下：
1938年8月，日军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遭我袭击后，即对重要村镇水井大量施放霍乱、伤寒等病菌，1月之内造成我民众死亡4～5万人。国际红十字会驻华负责人当即提出指控。1939年8月，日军撤出安徽濮阳时，在水井中投放伤寒菌；在冀西赞皇竹村投放霍乱菌，造成60余人伤亡。1942年1月，日军扫荡河北定县撤退后在油房镇遗弃大量感染鼠疫的死鼠。仅油味村染病死者即70余人。1942年2月，敌机袭击五原、临河后，2－3月间，五原、临河、安北、东胜各县鼠疫流行，死亡者超过500人。1942年日军频繁施放细菌，除上述外，在冀中正定、深泽，山西武乡、榆社、和顺、五台等地均施放鼠疫、伤寒菌。如五台县麻子岗村48人患伤寒，1周内死亡35人。日俘供认，“在榆社、和顺投放伤寒、霍乱是旅医务室所为，向炊具上??或向水缸、水井中投放。在山西五台的施放是由日军第1军细菌组布撒的”。
（三）日军鲁西霍乱作战
1943年1月，日军第59师师长细川忠康根据第12军的命令，要求师军医部及防疫给水班于8月底之前做好细菌战准备。2月开始，防疫给水班（班长为上尉，共29人）进行细菌战训练，内容有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知识及细菌培养基制作、检查等。9月上旬，由步兵第44大队在距临清县城500米处，将卫河决口，并将霍乱菌投入水中，大水冲开决口约150米，造成卫河流域的临清、馆陶、丘城、武城等县严重水灾及霍乱传播。9月15－25日，日军又派出第44大队和111大队上千人及防疫给水济南分部15人反复进入疫区检查霍乱后果，也是一次讨伐作战，迫使霍乱病病人避难逃散而扩大传染。至10月下旬，估计在鲁西上述4县及冠县、堂邑、观城、阳谷等地，共有无辜民众20万人被霍乱菌所杀害。
（四）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
日军731部队自1940年起，进行了三次“远征作战”，即1940在浙江，1941年在常德，1942年在浙赣作战期间进行的细菌战。这三次细菌战都是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以731部队为主，在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配合下，由石井四郎亲自指挥进行的。
为进行浙江细菌作战，日军总参谋长杉山元下达了大陆指第690号命令，匿名为“进行特种瓦斯试验”。其作战准备及实施过程，在日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雄南的的业务日志中均有简要记载：“7月26日731部队从哈尔滨出发，8月6日与荣字第1644部队汇合，到达杭州笕桥机场。同时，731部队将鼠疫病菌、伤寒病菌、霍乱病菌、脾脱疽菌等共270公斤用飞机运往南京，用于细菌作战。9月，将宁波、衢县定为攻击目标，金华、玉山、温州、丽水定为候补目标”等。
1.对衢县的细菌攻击
1940年10月4日9时许，日军飞机1架侵入衢县上空，撒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杂物，造成鼠疫流行。鼠疫流行至1946年共发病328例，直到1953年才被控制。
2.对金华的细菌攻击
1940年11月27、28日，均有日军飞机2～3架侵入金华上空，投下内含鼠疫杆菌的颗粒物，造成金华及邻县地区鼠疫流行。至40年底，金华因鼠疫死亡167人。金华鼠疫的蔓延危及邻县义乌。1941年10月2日，已在义乌发现死鼠及疫情，至年底共发生308例，死亡259人。1941年11月，东阳也发生鼠疫，共95例，死亡92人，兰溪发生36例，死亡12人。
3.对宁波的细菌攻击
1940年10月27日14时，日机两次入侵，撒下携带鼠疫杆菌跳蚤的面粉、麦粒，造成鼠疫流行。至11月5日，已有43人死亡。此后，疫区中心共死亡106人。由于疫区人员外流，发现疫区外鼠疫患者及死亡者95处。被焚烧的疫区成为一片废墟，被称为“鼠疫场”，直到60年代后期才被重建。日军拍摄了1940年731部队准备和实施飞机布撒细菌的记录影片。宁波人民则在疫区建立“日本侵略军细菌战遗址碑”揭露日军罪行。
（五）日军在湖南常德地区的细菌战
据日军参谋本部业务日志证实，1941年11月4日，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也是根据“大陆指发令实施”的。日志还记载：“4/11（11月4日）晨，接到报告说目标方向天气良好，1架97轻型飞机起飞。增田少校驾机，到位后雾大，降低高度搜索，决定在1000米以下实施。投鼠疫跳蚤36公斤，其后岛村参谋搜索。6/11常德附近开始中毒流行。20/11前后猛烈流行。” 11月11日，出现第一例患者，2日内死亡，尸体解剖认为是真性鼠疫病例。至11月25日已出现患者44例，死亡40例。1942年继续发生76例，共死亡106人。
（六）日军在浙赣战役中的细菌战
1942年5月27日，石井四郎在参谋本部参加了“ホ准备协调会”，由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共同负责实施浙赣战役细菌战。7月，南京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散布了霍乱、伤寒、赤痢菌。但由于中国军队撤退快，行动未果。8月19日，日军开始从江西玉山、广丰、广信（今上饶）沿浙赣线撤退。8月20日，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支远征队（又731部队120人，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36人，共156人组成）到达衢州。8月25日，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26－31日的6天内，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阵地及防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一边撤退，一边散播细菌，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常山，经球州、白石至常山；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池塘、食品中投放零乱等病菌。从常山经招贤、衢县、樟潭、安仁至龙游，从江山至后溪至衢县，在沿途城乡居民区的水井、水塘、食品中，投放伤寒及副伤寒等病菌。与此同时，日军细菌战部队还在衢州各地居民生活环境中散播炭疽菌、鼠疫及带鼠疫的跳蚤等。8月31日后，日军全部撤离衢州。日军撤退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等传染病的爆发流行，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据井本日志记载，“赣州、建瓯等依然低空播撒，‘桂林、衡阳的攻击’可协同炸弹一起行动”。9月21日，日军向义乌崇山村投掷1枚鼠疫杆菌炸弹，造成鼠疫流行。鼠疫在崇山村流行2个月，死亡386人。邻村鼠疫感染死亡近千人。1997年8月，崇山村及宁波、衢州、义乌、江山及常德市等6地居民约100人，已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就日军实施大规模细菌战进行道歉及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