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班长”李义强。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东部边缘，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

  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

  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窃取钓鱼岛，并划归冲绳县管辖，钓鱼岛在日本的名称为“尖阁列岛”。

  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一并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

  自此，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开始。

  如果一切都如李义强的计划：

  2010年9月12日，一艘载着十几人的渔船将从厦门出发，一天后到达钓鱼岛，冲破日本舰只的堵截，全力登岸。

  上岸者用力挥舞五星红旗，对着日本人展开横幅——“还我同胞，还我领土”，并高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但事实是，当天一切就绪，李义强等人准备登船出发。岸边突然来了一些人，将他们劝退，“没有给任何理由，甚至都不清楚他们真正的身份”。

  于是，李义强计划的第5次“出海保钓行动”宣告失败。

  “这只是开始，并不是落幕。”李义强说。“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人”

  李义强现在的身份是厦门民间“保钓行动”的负责人，他去过4次钓鱼岛。

  他最近一次去钓鱼岛，是在2007年10月，距今已经3年。

  2007年的那次，他是偷偷去的，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甚至之前连同伴他也没告诉，直到上船前的半小时，他才将计划对几个同伴全盘托出——

  在哪上船、何时出发……交代完后，李义强沉默许久。

  “你们去还是不去？”他问。

  “去！”回答得异口同声。

  不过，2007年那次是李义强最痛苦的一次，没有遭到日方的任何阻扰，却因风浪太大，船只颠簸得厉害，往返的4天，他几乎没能睡觉，回来后整个人差点虚脱。

  此后，李义强还计划过几次“保钓计划”。不过，每次都被劝阻，未能成行。

  李义强没有放弃，“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也要去。”——“战斗”两字，语气极沉重。

  2010年9月7日上午，钓鱼岛海域，一艘中国渔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撞击。而后，另两艘日本巡逻船在追踪中国渔船的过程中，又对渔船碰撞，中方船长被日方逮捕，至今未归。

  这让李义强一直憋着的火一下冒出来。

  “前面几次都积累了经验，所有准备工作只要一天完成。渔船、人员都是现成的，连横幅都是之前留下的，我们还准备了20面国旗。”李义强说。

  此次，李义强的“装备”还有斧头、绳索等工具，如果能登岛，就准备把日本人的灯塔毁掉。

  在大陆民间保钓志愿者中，李义强有着足够的威望，当日他就开始联系参加者，共有几十人报名，却因渔船吨位有限，只能带十几人，剩下的人被安排做了后勤。

  李义强说：“我们将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几个抗议活动，日本肯定会派军舰阻拦我们。我们已经做了充分考虑。”

  他甚至联系上了香港和台湾的“保钓”组织。

  一开始颇为顺利，香港和台湾“保钓人士已租到船只。台湾“保钓”组织计划13日中午在台北的野柳码头出海，预计双方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会合。

  结果，出发那天，只有台湾的志愿者成行。

  对峙·冲突

  上世纪70年代，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出现，最初的“保钓”运动在中国台湾展开。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现在能查到的民间“保钓”活动，是1996年9月，童增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将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

  童增现在的身份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之前，他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1991年两会期间，他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引起轰动。

  中国大陆最早的民间出海“保钓”行动，童增是组织者之一。

  第一次出海“保钓”，早在2003年4月就开始准备，当时参加人有冯锦华、李南、尹冬明、李义强等人。不过，登钓鱼岛行动却因“非典”延迟，一直到当年6月20日才成行。

  据童增介绍，当时他正开公司，冯锦华、李南都是其公司员工。不过，原本由他出资的计划改由网络募捐，当时筹集了近10万元人民币。

  出海地点定于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县，200多人报名，最后上船只有15名。

  第一次出海困难重重，首先租用船只就是问题，船老板不放心让自己价值30多万元的渔船去冒险，“争了很久，最后一位保钓志愿者用自己40多万的车做了抵押，船老板才答应”。

  3天后，他们到达钓鱼岛。

  登岛前，他们一致换上印有“保卫钓鱼岛”的白汗衫，头扎有国旗标志的红色布条。船头上挂着红色的横幅“保卫钓鱼岛”，船舷挂的是“我岛我家”的中英文横幅。

  很快，一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不一会，两艘日本军舰驶来，并要求他们离开。

  志愿者也拿起话筒，高声回应“这是中国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

  喊话渐渐带有火药味，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日方军舰越围越多，几架直升机也出现在头顶上。志愿者开始唱国歌，并向钓鱼岛的方向三鞠躬，向海里撒花瓣和纸钱，纪念香港知名保钓人士陈毓祥。1996年，陈毓祥在钓鱼岛海域溺亡。

  为了避免危险，抗议结束后，志愿者主动退出“对峙”，开始返航。

  一天后，他们在码头受到无比热烈的欢迎。

  仅仅4个月后，2003年10月，“保钓”行动第二次出行，双方开始发生冲突：

  据李义强讲述：靠近钓鱼岛时，志愿者用鸡蛋、矿泉水瓶扔向夹击他们的日本军舰，日舰则用高压水龙头喷射，导致1条船驾驶舱的玻璃被击碎，船老大背部和脸部受伤流血，一名保钓志愿者的腰部扭伤。

  不过，一个让李义强觉得欣慰的插曲是，他们返航时经过台北附近海域，台湾巡逻艇拉响警报并靠近他们，不过看到船上“保卫钓鱼岛”的标语后，称他们是“亲爱的大陆同胞”，并竖起大拇指。

  “出海‘保钓’，都会遭遇日方的军舰和飞机阻扰，但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人对保卫这片领土的决心。”李义强说。

  “至少你得先生存下去”

  李义强参过军，原先是厦门一家大型网吧的老板。2003年第一次出海后，他赢得“厦门班长”的称号。

  现在，他称自己是“职业保钓”人士。网吧开了3年，2005年停掉，“原因不想多说，外部压力加上自己的精力不够。”

  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人，“其实爱国和爱家没什么区别。”他说。尽管这些年，他因专于“保钓”将家人全部得罪，甚至到了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境况。

  最近这次未成行的“保钓”行动，是李义强一手组织，岸上协调人员全都住在他亲戚家，为了方便联系，他家专门新装了两部电话。

  出行经费昂贵，一次出行，光油料和租船费用就要6万。李义强称：“一些是靠募捐，一些则是自己掏钱。开网吧赚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经花得差不多。”

  前几天一直在准备，李义强没有上网，不过他也预见到了网上对此次行动的评价：一定是鲜明对立。一种认为他们“爱国”，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愤青”。

  “如果你认为我是愤青，那你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如果你的行动比我好，那我就跟你。你不拿出行动，那请你闭嘴！至少我们在做。我们参加这次‘保钓’，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点责任。”

  除了“保钓”，他还参加过一些当地的维权行动，2007年厦门“XP项目”事件，他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他称自己会坚持下去，“虽然前方依旧困难重重，但是希望民间的这种呼声能得到重视。”

  对这种困难，童增也深有体会。

  2003年12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正式成立，童增为会长。“不过，该会只是一个名称，在大陆没有注册，事实上，我们经过努力，但还是注册不了。”

  不过，在这个“联合会”的组织下，原本分散的“保钓”人士得以集中，后几次的出海“保钓”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2004年11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中国香港正式注册，不过是以“公司”的名义。

  童增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童增并不认同李义强的“职业保钓”，这也是两人的分歧所在，“至少你得先生存。”童增说，他一直鼓励一些“保钓”人士做点生意，先养活自己。

  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国内一些“保钓”人士近况大都尴尬。如童增，虽然开了公司，但据他所说，为了“保钓”“对日索赔，”遭遇了“单位辞退、家庭破裂”。

  对于最近的“撞船”事件，保钓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去日本驻华大使馆抗议，童增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前提，不要和政府对抗，不要有暴力事件。”

  李义强原先的网吧里，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小酒吧，墙上，挂着多幅当年几次“保钓”行动的图片，场面惊险，犹如好莱坞大片。

  至今，在李义强的脑海，这一切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