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七十周年我们的反思与检讨-918爱国网

    一、怎样纪念抗战：政治上曾有过的误读与戏说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由亡危走向民族复兴的重大转折点。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不仅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尊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序列铺平了道路。抗战留给我们后代子孙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全民族空前的团结和一往无前、气压强敌的抗战精神。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几十年来，官方在怎样纪念和描述阐释抗战历史的过程中，却走过不少弯路，甚至进入过不少认知的误区。过去由于片面和极端化地强调“历史必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抗战历史这个宏大叙事的话题，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过各种不同的描述和阐释。最早是在1951年。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9月3日抗战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内中强调：“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将抗战胜利的“光荣归于苏联”，同时宣布“蒋介石匪帮”是不能享有抗战的荣耀的。195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10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认为“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对美国援华抗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抹杀和歪曲。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和苏共由蜜月期转为双方交恶，于是，中共对抗战的描述和述阐释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纪念文章，文中不仅严厉地抨击了“假抗日真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更严厉斥责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的“狼子野心。”。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这一次是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背景下，除继续描述“美将勾结，破坏抗战”的历史罪恶外，主要火力集中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身上，称“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了。”如是种种严肃的纪念面孔后面，都不难发现极左政治误读和戏说抗战的油滑和荒谬。

    这种极不理性和随心所欲的“纪念”态度，甚至在“文革”结束后的许多年还一再延续。直到198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特别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学风得到知识界和学术界的重新接受和贯彻，官方的纪念立场和态度在逐渐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其重要标志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客观、公正和理性地提出了“全民抗战”和“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这一正确理念，并且第一次承认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还指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引人注目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胡厥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纪念文章《全民抗战胜在团结》。文章总结历史经验说：“全民抗战，胜在团结的宝贵经验是永存的。”

    至此，大陆官方才正式从政治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了抗战和抗战胜利的客观真实，才真正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之见的宽大胸襟和正确立场正式“开放”了这一历史禁区。从而使我们的“纪念”重新具有了贴近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二、怎样研究抗战：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突破禁区和盲区

     在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理念的严重干预下，再加上冷战的大背景，对抗战历史和抗战胜利因果的描述和阐释，是完全谈不上有何学术意义的。“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谁也不敢触犯的天条。由于在政治上早就作了严格的归类和定性，因此，抗战研究几乎成了一个敏威的雷区。这种尴尬可悲的局面，也是随着1985年对抗战研究的政治开禁而结束的。准确地说，抗战研究的学术转型重要标志是1985年8月19日至24日，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联袂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抗战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官员和专家学者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这样的理性精神的指导下，以往的局面同时从两个方面得以突破：一是学术禁区，二是学术盲区。如，长期以来，抗战的领导权属谁？既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置疑。但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却容许学者们提出这样几种观点，即：一、中共在政治上领导了抗战；二、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抗战；三、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抗战；五、组织上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后来，这次学术研究会的理性成果在1986年第二期的《历史研究》杂志上表述为二：一是认为抗日战争形式上是国民党领导，而实际上是国共分别领导与合作进行的；二是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归属有一个从国民党向共产党转移的过程。以此为发端，史学界对抗战的研究全方位得到拓展。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如下一些：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方针的形成及评估；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重新认识及评价；三、国民党统治区战时经济估价；四、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五、汪精卫集团投敌及汪蒋关系问题；六、皖南事变问题；七、百团大战与平型关战斗再评价等等。在这些受到史学界广泛关注和认真、热烈研究讨论的重大课题中，尤以如何客观公正地描述和评估国民党正面战争的历史作用，成为突破禁区和盲区的学术标记。经过几年的认真讨论，史学界终于取得共识，认为：作为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主体，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淞沪战役推动了全民族团结与进步，基本上实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意图。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并为沿海工业及重要机关内迁赢得时间。其后为抗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在相持阶段所起的作用问题上，多数学者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正面战场发动的冬季攻势中的几次较大战役，使日军受到消耗，基本上保持和稳定了战局和敌我相持态势。关于国共两个抗日战场的关系上虽有争论，但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自始至终是一个战场和一个战略配合的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学者们更进一步认为：综观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形成，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战略分工，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和次要之分。官方从政治上对国共合作进行的高度评价，以及史学界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配合、共同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的肯定和赞赏，直接影响到后来在抗史研究中对国民党领袖人物及高层的客观、正面评价。学术界的务实求真态度使抗战史研究中的诸多悬疑都一一澄清，在取得巨大的学术进步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效应。在“全民抗战共筑中华民族血肉长城”的全新理念的鼓舞下，“正面战场”这个几乎不为大陆民众所知晓、似乎只有“考古”意义的概念，逐渐成为社会所熟知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宏大叙事进入官方的各大主流媒体。特别是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进入倒计时的这大半年中，官方主流媒体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一反过去的党派之见，把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与中共抗日将领平等对待并同时列入英雄序列的，并崇敬地统称为“抗日英雄。”这当中除佟麟阁、赵登禹等几位“经典英雄”外，还进一步扩大到李宗仁、卫立煌、甚至是以往曾一度被定位为“战犯”的薛岳、杜聿明、郑洞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向民众进行热情介绍时，对他们在抗战中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不光如此，各主流媒体还对如今非常稀有，硕果仅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抗日军人进行同样热忱的寻找和探访。如年届90岁的“八百壮士”中唯一的幸存者杨得余在重庆被媒体“发掘”出来之后，迅速受到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追捧，成为抗战60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奏曲和爆炸性新闻人物。

    的确，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正面战场”虽然得到了官方的首肯和学术界的正确评价，但毕竟是抽象的。为了缩短这种巨大的差距，消除普通民众认知的盲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媒体，较别是出版界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努力。这不仅体现在将大量抗战研究的学术著作不断推出，而且还专出门召集历史学家和作家联袂合作，用纪实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形式，同时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生动感人的形象化描写。如由江泽民题写书名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大型丛书，就全方位、多侧面地重新描述和阐释了两个战场在全民抗战旗帜下谱写的威武雄壮、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诗篇。这套丛书中描写正面战场血火画图的《浴血淞沪》《血色雄关》、《恸问苍冥》、《长河落日》、《湘水潇潇》、《蓝眼睛黑眼睛》，无不给读者留下奇特而深刻的历史印象。在《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这部客观真实的史传性著作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22次大型会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正面评价。其中不仅有民众已经熟悉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三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而且还有民众几乎不知道的兰封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湘西会战等也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画。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在2005年的《三联生活周刊》中，是将这些会战纳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主题下进行阐述的。以往言及“人民战争”只能是包含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这一重新涵盖，其意义不仅显得更加寥廓庄严和宏大悲壮，而且更符合全民抗战的视角和历史的真实。即使在我们自以为熟知的一些抗战史实中，也随着求真务实理念的日渐深入人心，而每每爆出令我们吃惊不小心的“新史实”。此如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捷”，过去完全被封存，就是大学历史系的师生，知道也不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才从主流媒体上得知：1938年“双十节”前，中国军队在湖北万家岭经过空前残酷的激战，歼灭日军熊本师团，创造了抗日战史上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的奇迹。又比如，平型关战役和平型关大捷之间的关系。以往，我们只知道有个平型关大捷，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115师打赢的一场歼灭战，根本不知道，它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背景：平型关战役。该役，国民党军共投入11个军，共十余万人的兵力，历时近一个月。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伤亡4万多人，日军死伤8500多人，被称为是“国共合作、共创民族抗战伟业，在战役上配合的典范……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像程贤团，梁鉴堂旅、姜玉茹旅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部队，成为华夏御侮史上的壮丽篇章。”

    三、怎样书写抗战历史：教科书缓慢走出保守困局

    在史学界和主流媒体努力还原历史，并且试图努力把这些壮丽史诗转化为现代中国社会亟需的精神财富和人文资源的当下，却在不少青年人那里遇到了不该有的尬尴。《中国青年报》以“你所知道的抗战历史”为主题的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是4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青少年人的“无知化”比例相当惊人。在问及“日军731部队”和“伪满洲国”时，知道者分别为21.7%和24.1%；在问及“冉庄”和“潘家峪大屠杀”时，知道者分别为17.5%和6.3%；而问及“百团大战”和“阿部规秀”时也只分别为26.2%和8.3%，更不要说在问及“昆仑关战役”和“滇缅大反攻”时知道者更寥寥可数，问及卫立煌、薛岳、杜聿明、郑洞国等抗日名将时，无知的比例令人难以接受。即使是左权、李兆麟、汪立臣、赵尚志这样的被官方一直称颂的“老牌”抗日英雄、知道者亦少得相当可怜！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少年人对抗日的历史如此隔膜？是市场经济和金钱至上主义使他们有意识地远离这段光荣的血火历史吗？其实根本的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历史教育理念，出在我们对教科书的议程设置和选择目标上。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忠实地扮演着“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服从者角色。作为意识形态的风向标，历史教科书总是围绕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做文章。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阶段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更遑论什么“慰安妇”、什么“花冈事件”，因为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讲这些历史内容。即使是官方早已在政治上认可的“革命烈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由于他们毕竟是国民党将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新中国一届届中学生并不知道他们”。据教材史专家介绍，一直到1986年，才对1982人民教育版的初中历史教材作了极有限的修订，历史教材中才颇有节制地写道：“1937年7月下旬，日军全面进攻平津，中国军队顽强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以身殉国……”，同时张自忠的名字也极有谨慎地出现在1986年版的教材当中。1992年人教版的九年制新编历史教材首次提到了29军师长赵登禹的名字。但由于叙述抽象简单，学生印象不深。通观这三名抗日英雄登上历史教科书上的艰难过程，我们怎么能要求青少年知道“昆仑关战役”、“滇缅大反攻”、“万家岭大捷”，以及卫立煌、薛岳、杜聿明等更多的历史内容？

    尽管抗战史研究早已在政治上开禁，尽管史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了一种历史常识，但是，由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长期受到极左政治的钳制，其思维已成为一种惯性或定势，因此，抗战史研究的成果很难及时转化为积极的和普及的教育资源。即使不少主流媒体早已对抗战史中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了相当详细生动的评价，遗憾的是，被应试教育套牢的中小学生仍然受制于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的历史教科书：“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然局促迟缓，但教材还是在缓慢地发生着一些变化。

    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教材版本中，至少有了如下一些细微的但也属重要的变化：其一，1982年版首次出现这样的统计数据：“8年抗战中，人民军队共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余人。”1986年这项数据变为：“8年抗战中，中国抗日军民共消灭日军130余万人，伪军118万余人。”首次将国民党和共产党消灭日军的数据统计归并在一起，并首次以“中国军队”庄严指称，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进步。其二，在人教社2001年版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中，讲授抗战的一章醒目更名为“血肉筑长城”。其中一个最令人激动的变化，是摒弃了过去惯用的“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称谓，以“中国军队”为统摄全章的主要称谓和历史线索。同时，也不再出现建国以来教科书惯用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表述方式，甚至连“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经典提法”也悄然退出了新版的历史教材。但是，这种变化只能称为零敲碎打，完全缺乏在尊重历史基础上的理念创新和体系创新。尤其是长期以来，片面和肤浅地把抗日战争史简单地书写理解为国共斗争史，极大地阻碍了这种创新功能的发挥。另一个问题是，中小学的历史教材完全笼罩在宏大叙述之下。对此，抗战史专家樊建川指出：“宏大的叙述往往意味着省略掉很多东西。而历史一旦过于抽象，失去细节，就会变得远离人心的感知，变得容易消散，容易被淡忘。”对照中国古代优秀的史传书写传统，即使在官方的正史记载中，历史的细节??即历史的血肉部分，那些最感人的东西??也是被大量保留与传承着。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鲜活的，同时也是令人值得亲近和感动的。因为，任何把历史抽象化的神圣努力，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教材的创新方面，我们不妨学学发达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和韩国。这两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在历史上饱受欺凌和屈辱。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历史，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编写进去了大量感人至深的历史细节，不光有英雄的悲壮细节，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抗争和牺牲的悲壮细节。因此，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塑造民族性格的成功教科书。樊建川在强调“抗战是一场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一党一派的战争”的同时之所以还一再强调“要特别重视历史的感人细节”，在宏大叙述的同时更注重平民化的生动叙述，其道理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对照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种种做法，我们在抗议和谴责的同时，难道没有发现他们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视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吗？当然，他们那种歪曲和抹杀历史真相的做法我们是不能学的。事实上，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就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他就指出：“要引进国外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很快，人民教育出版社就用国家划拨的10万美元专款，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购进了大量中小学教材。可惜20多年过去，我们在教材编写和借鉴上迈出的步子还嫌太小，完全没有达到邓小平预期的目的。严格地讲，这正是造成当下青少年人对抗战史知之甚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怎样描绘抗战历史：从“革命戏说”到商业化戏说

    无知和遗忘对历史而言，是不可宽恕的背叛。因此，如何增强民族记忆，并以此抗拒无知和遗忘对一个民族毁灭性的打击，就成了不少国家的知识界和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不少国家为了增强民族记忆，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上下功夫，而且还把历史的记忆搬到许许多多的公共场所：博物馆、广场、历史发生地和大街小巷；搬到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特别是真实生动的影视作品当中。韩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有如此鲜明动人的民族个性？归根到底就是他们始终广泛动用以上这些记忆手段，深刻认识到增强民族记忆，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确是值得反思和检讨的。

    就纪念抗战的博物馆而言，比照发达国家我们可谓少得可怜。同样，就纪念抗日英雄所塑造的雕像而言，也是少得同怜，除了一些远离城市公共场所的纪念地、烈士陵园有塑像外，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很难见到这些有助于我们增加记忆、塑造民族性格的英雄雕像。而且，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受国共斗争史思维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似乎派不上用场。抗日英雄的塑像当然不能包括国民党将领，正面战场大的战役纪念地也鲜见英雄的群雕。因此，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忆在公众的大脑和视野中是残缺的、片面的和模糊的，同时也是可悲和可叹的。所以，长期以来，民众了解的抗战只能是残缺的抗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绘画作品中也严重存在着。

     当然，在影视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要更严重一些。因此，我打算着重谈谈以抗战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抗战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戏说”！严格地讲，戏说是比遗忘更可怕的背叛。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受“历史为政治服务”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双重干预，再加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铁律所限，出现了一大批以“革命戏说”为特征的经典电影，如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等。这些以戏说抗战而著名的经典电影有两点值得反思和检讨：其一是，只见敌后战场不见正面战场，全民抗战被戏说为片面抗战，游击队打赢了抗日战争；其二是，把残酷的战争和艰苦卓绝的民族牺牲和抵抗，变为喜剧和闹剧。在这些影片中，日伪军都是不堪一击的草包，民族解放战争的空前惨烈和牺牲的真实性和悲壮性，被嬉皮笑脸的“革命浪漫主义”肤浅戏说所完全消解了。在中青年的记忆中，抗战不过是一场非常有趣好玩、既无惊又无险的战争游戏。这种戏说套路一直影响到上世纪80年代，其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实质上比遗忘更可怕。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界的努力终于影响到抗战影视的创作，尽管未形成根本性的改观，但对“革命戏说”的反思和反感毕竟给影视界吹入一阵实事求是的清新创作之风。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杨光远先生执导的、真实、客观、全面、准确反映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大血战的史诗性巨片《血战台儿庄》。20年后的今天，杨光远先生谈及当时冲破影视拍摄禁区的艰难过程，仍感慨万端。其实，剧本早在80年代初就已写出，但整整三年无人敢碰。杨光远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并说服一个电影小厂??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该片以“重写抗战史”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再现了上至总指挥李宗仁将军，下至普通士兵的生动血肉形象，“即使对蒋介石也是正面描写，没有丝毫的丑化。” 影片在所有主创人员的忐忑不安中顺利通过电影局审查。该片的社会效应之好超过预期想象，不仅创下该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而且使广大观众在泪流满面中，既生动具体地知道了什么是正面战场，同时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令人感慨不已的是，“1987年7月，《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很快，蒋经国、宋美龄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蒋经国看后说：第一，共产党承认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展现，没有歪曲。不久，蒋经国的大陆政策逆转，开始走向寻求两岸和解之道。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透露：这与《血战台儿庄》真实再现抗战历史有很大关系。”由此足见，求真务实地对待和反映历史，是会极大地调动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的。而戏说历史却是永远不会收到这种积极功效的。然而，值得忧虑的是，对抗战历史恣意进行戏说之风并没有因为《血战台儿庄》的出现有所收敛。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化戏说呈更加令人担忧之势。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泛滥四川、重庆乃至全国的方言剧《抓壮丁》及“王保长”系列、《傻儿军长》及“傻儿”系列电视剧作品。这类商业化、市俗化作品在戏说的性质上较“革命戏说”更无知、更无耻而且俗气十足。如果说，“革命戏说”呈现的主要是政治片面性和肤浅性，那么，这类商业化戏说呈现的更多的却是歪曲，丑化加低俗和无聊；更由于在形式上的采用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方言喜剧，因此，其对抗战史的歪曲和误导就更加严重。《抓壮丁》这出四川方言喜剧原本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严重对峙、争夺天下之际。无疑是配合当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功利，但影响有限。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重新由八一电影厂拍成电影。又由于剧中扮演王保长的名演员陈戈的出色表演，一时间影响全国。进入90年代后期，因为市场运作“有利可图”，于是又被再次发掘出来满足“市场需要”。就这样，整个川军英勇悲壮的抗日历史被闹剧式的表演而完全抹杀。而且，当年大后方民众自愿踊跃从军参战的动人历史也随之被涂抹得一塌糊涂。

    8年抗战中，四川人民节衣缩食，不仅向前方将士捐献粮食7100万石，捐献寒衣1000多万件，而且更有300万子弟自愿参军出川参战，伤亡共达64万余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被后世传颂。据《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报道，“新津县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志先生，十分痛恨日本强盗，他把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另据《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的回忆文章：“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他在送儿子王建堂出征之际，赠送的竟是一面‘死’字大旗。他在白布中央写了大大的一字‘死’字。两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有吾子，自觉请缨，赠旗一面，时刻防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战时，大后方的成都和重庆街头，爱国学生和群众团体常常演出街头剧《当壮丁去》、《最后一计》、《卢沟桥之战》、《王先生上前线》、《八百壮士》、《为国牺牲》等剧目，极大地鼓舞了城乡青年的参军热忱，哪有什么躲壮丁，怕上前线打鬼子的闹剧。尽管当时也有极个别的负面情况，但一经发现，国民政府当以破坏抗战严惩。而且四川省政府还适时制定了出征壮丁家属优待办法：“壮丁出征后，其家属可在积谷项下，一次具领优待谷二市石；满一季后，每季度发九市斗，以三个季度为限。”切实保障出征战士无后顾之忧，“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上前线打鬼子光荣，怕当兵才是孬种”，轰轰烈烈的抗战把民众的旧观念一下全改变了。

    可悲可叹的是，在《抓壮丁》和“王保长”系列方言剧中，四川百姓踊跃参军抗敌的悲壮历史被丑化为人人躲壮丁，家家怕抓壮丁，四川百姓丑化成了毫无丁点爱国觉悟和热忱的愚氓、亡国奴形象。对此，抗战史专家郑光路先生愤慨地谴责说：“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奔赴前线的，哪有强拉硬拖上前线的道理！”不仅普通工人、农民积极从军参战，而且青年学生更是热情高涨，“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沙坪坝调随军译员，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四年级学生应征者达600人。”1945年9月3日，四川省主席张群发表《胜利日感言》，谓八年抗战中，“四川人民承负的粮食、兵役、劳役及其它建设，运输公役的公债储蓄税捐等各项负担，无不超过全国其它各省。”

    与《抓壮丁》等方言剧对后方民众的丑化和歪曲有异同工之谬的还有“傻儿”系列方言喜剧。该系列剧完全是循着“土匪占山为王??土匪出川抗日”的丑化路子，将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历史毫无事实根据进行肆意歪曲。这样，一个着眼于丑化后方民众，一个着眼于丑化前线将士的“前呼后应”的戏说阴谋就完整配套了。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傻儿军长》中川军将领“樊傻儿”率军在前线与日军交战，竟穿着戏装，画着小丑脸谱，哼着川剧唱腔，活脱脱一副小丑形象。其麾下士兵一个个阴司到阳、东倒西歪，活脱脱一帮没有灵魂的乌合之众形象。这是真实的川军形象吗？非也！略知台儿庄大战历史的人都知道，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所部数千人几乎全部阵亡。李宗仁在总结时说，“没有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大捷！”自1937年9月5日川军出川抗日至1939年的两年中，近二十个师就英勇牺牲近30余万人。其中，如1937年10月川军刘雨卿所部26师开抵淞沪战场，与日寇反复争夺，血战七昼夜，卒挫敌锋，稳住阵局，全师幸存者仅600余人；又如同月在娘子关战场，川军122师和124师分别损失三分之二；……在抗战中，川军高级将领英勇战死者就有王铭章、饶国华等。这支穿着单衣、草鞋，背着斗笠，扛着破旧武器??甚至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的古董步枪??的忠勇子弟兵，以64万余血肉之躯筑成了中华民族的“新的长城”！川军的忠勇死战，竟连日本人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深表敬畏。而几十年后，我们后辈子孙中竟有如此戏说者，以喜剧和闹剧的形式在辱没忠烈先辈的同时，竟乐呵呵赚了个钵满盆满。这种种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和忏悔吗？

    五、结语：纪念抗战必须真切地了解抗战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必须是在熟知历史，即客观、真实、全面地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能达到预期的严肃的目的。对抗战历史的无知，当然是非常可悲的。无知者谈不上什么纪念；对抗战历史的遗忘，不仅可悲而且可叹。遗忘者绝不会真正去纪念什么；其实，更其可悲可叹的是对抗战历史的种种功利性、意识形态性曲解和戏说，不管这种戏说是打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号”，还是打着“娱乐大众”的商业化幌子。因此，好好地反省和检讨几十年来我们在纪念抗战的活动中所走过的弯路，从而以一种正确的理性的态度来校正我们自己，并进一步校正我们审视历史的视角，岂不是更能握取纪念的真谛？

    爱国必须以熟知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祖国的真实历史和文化内涵都浑然不知，他又何从谈得上真正爱国呢？今天，我们正在寻求建立和谐社会之道，若离开了对历史的真切认识和体察，和谐社会不仅无从谈起，而且没有血肉历史的生命系结，我们的“现代化”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抗战纪念七十周年深深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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