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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 2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 3 ABCD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

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

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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