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文祭奠于七十年前遇难的南京同胞们 )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觉得有必要写点东西,为我们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民族。

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忧患意识似乎是一个长期且沉重的话题。早在战国时期,儒家先哲孟子便传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世格言,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曾留下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而直到现在,国家领导层也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地告诫党员干部要提高忧患意识。可是,从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更替,再到现如今的种种社会迹象表明,“忧患感”始终都没有真正在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形成。

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淡化了国人的忧患意识?我们的答案是:正是中国文化的“媚好情结”抹杀掉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

“媚好情结”是笔者在此推出的一个新词,所指的是一种文化态势,它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整体性格及思维特征。“媚好情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把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当成一种即成的现实;对于事物只注重好的一面,却忽视其坏的一面,不能深刻分析事物好坏之间的辩证转换关系;对于事物好的一面的企求到了近乎献媚的地步。文化的“媚好情结”使得中国人的哲学观发生偏歧,这种偏歧,严重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沉痛记忆和现实的无数细节中来证实这一结论:

北宋末年的徽宗可谓一个向往和平的君主,其热衷于书法绘画却不关注国防军事。据称,他的书法绘画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但书画上的造诣并没能阻挡大宋半壁江山的沦陷,这位皇帝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臣民,自己也被辽军俘虏,客死遥远的北国。徽宗后人们继承了他的遗传因子,宋高宗为了能偏安一隅,甘愿放弃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还把一代名将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南宋王朝其实一直处于北方的军事威胁下,但吴越之地的温香软玉进一步消融着汉民族的刚勇之气,“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不正准确无误地反应出南宋时期醉生梦死的社会状况。而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却在进行着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偏安的苟且并不能逃过血腥的侵略,南宋灭亡之际,国家的经济民生陷入到空前的大倒退。所谓的文明却被野蛮征服,对于舒适安逸的祈求,最终演变成亡国之痛。

火药曾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但国人大多只是将其制做成赏心悦目、宣泄欢快情感的焰火,驱邪避魔、祈祷平安的炮竹,而西方人学会使用火药之后,却将其制造出高效率的杀人武器,反过来侵略中国。我们对于平安的向往、对于欢快的祈求,却被无情的破灭在自己的伟大发明之下。

国人常常标榜东方艺术的伟大。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创造出许多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但是,能工巧匠就算制造出再多的艺术品,我们的国防机器却没有能力好好保护它。那座被西方人称之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内藏有无数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中外艺术之精华。其结果是在被侵略者洗劫得一干二净之后,毁于熊熊火光中,如今只剩得一堆断壁残垣来供人凭吊。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精品流失海外,如今却堂而皇之的展现在欧美、日本的博物馆内,不少珍品还需要后人花大量金钱将其赎回国内。

“盛世”是中国历代文人都热衷的一个话题,“盛世”一词也最能展现文人们的“媚好情结”。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当代文人都会以“盛世”相称。但是,真正能被后人认可的“盛世”却是寥寥可数。可即便是被后人认可的“盛世”又如何呢?中国几乎每一个“盛世”之后,紧接着往往就是乱世。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开元盛世”之后便是长大数年的“安史之乱”,强大无比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康乾盛世”之后是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傲,以至沦落为列强鱼肉的对象。洋务运动给晚清带来一丝生机,可以想象,御用文人们又开始用“同治中兴”来粉饰刚恢复点元气的清廷。既然是“中兴盛世”,主子们也就难免要大操大办一番,洗刷一下鸦片战争带来的耻辱,挣回一些天朝大国应有的面子。可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牺牲国防预算便是其唯一的选择。本该更为强大的北洋水师因此而得不到装备更新,甲午一战让我们面子没有赚到,连“里子”也几乎丢失。民国的“黄金十年”也一度被国民政府所津津乐道。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全球第三大都市。可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无法掩饰一个民族的积贫积弱,金陵之地的虚假繁荣也无法抵挡侵略者的隆隆炮火,中华民族再一次陷入到苦难的深渊。

在一个“媚好情结”泛滥的国度里,追求享乐是人们特别擅长的事情。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安逸舒适、吃喝玩乐的追求可谓登峰造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佳丽,恐怕只有中国的皇帝有福份享用;满汉全席的极度奢华也恐怕只有中国的皇家厨房能够制造。但在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背后,却是社会底层的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的日益恶化,国防军备的废弛殆失。中国封建王朝所逃不出的“周期率”,其实就是没能逃出“媚好情结”的这个怪圈。封建帝王们希望自己无休止的享用人世间繁华,都以“万岁”自居。可是在世间,人活百岁已足奇,又哪来的“万岁”?任何一位帝王,都不过匆匆数十载,任何一个王朝,也都不过区区几百年。所谓的“万岁”,只不过是历史留给后人们的嘲讽对象罢了。

中国并非鸦片的原产地,但却是鸦片贩子们获取利润最多的一个地区。鸦片在十九世纪初由英国鸦片商大量倾销到中国。开始,吸食鸦片只是上流社会达官现贵们的消遣之物。既然吸食鸦片可以得到躯体上的享受,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到后来,中产阶级和市井小民也都趋之若骛。鸦片在中国的行销,使得毒贩子们获取到巨额的利润,却为害了我们整个民族。鸦片对于中国的影响,决不仅仅只是诱发了两次鸦片战争。它首先腐蚀了一个民族所谓“精英阶层”的忧患意识,每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哪有什么忧患意识可言。鸦片战争期间的主和派以及后来北洋水师的部分高级将领以及那位老佛爷,都是鸦片的吸食者。其次,它侵袭了一个民族的健康体魄,中华民族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鸦片便是罪魁祸首。再者,它使得原本殷实的清朝财政日渐空虚,一个当时占世界经济总量三份之一的泱泱大国,就这样被鸦片掏空了底子。

当我们翻到这历史的沉重一页时,心情比这段历史还要沉重,我们会责问:为什么鸦片独独畅销于中国而却没有风行于日本或其它地方呢?这就说明,中日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在文化意识和民族性格上却是迥然相异。鸦片在当时中国的风行绝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化“媚好情结”的一种必然。人们在追求极至的幸福和享受,却不知隐患往往在这个时候已经产生。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或许更能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美好的事物,乐极则必定生悲!

就是到了今天,“媚好情结”依旧根深蒂固的存活于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随着近年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奢侈之风再次呈现出越演越烈的态势。我们且看那“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一顿的盛宴;越高档的酒越有人喝、越昂贵的烟越有人抽。据统计,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在两千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中国的酒家及饭店用餐的平均浪费率在30%以上,某地更是惊闻一桌满汉全席价值36.6万元(相当于八斤黄金)。在我国,就算是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虚伪面子观也同样突出。人们在遇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之际,都不免要倾其所有来大操大办一番,以免在乡亲们面前失了面子。富裕的人们总希望能吃得好一点,可大吃大喝之余却产生了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种种富贵病。近年来,因酗酒而伤身致命的事例不绝于耳,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人们在觥筹交错之间抒发着豪情,而酒精却在毒害着我们的健康躯体。就不知,这种以自毁身体而建立起的感情,究竟能有多少的真诚度,多少的牢靠度?人们在期待一种好的效果,而实际却走向了相反的一面。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奔驰、宝马等豪华车随处可见,几百万一辆的顶级名车也是大有市场。随着地产业的升温,几千万、上亿一栋的豪宅在各大城市相应争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彰显政绩,不惜把楼堂馆所修得富丽堂皇,而如教育、环保、水利等基础性投入却长期资金短缺。高尔夫做为一种大量占用土地的奢侈运动项目,在我国却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前列。中国旅游团出境欧洲,对于“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的热衷程度,令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惊叹不已。是否中国真的富有到了如此地步?不是。我们在目睹“亿元豪宅”之余是弱式群体为生计而发愁,我们在听闻“团购悍马”之后是学生因以马路为操场而惨死车腹。中国人目前的这种畸形消费潮,既不符合我国的社会制度,同时也是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在“媚好情结”的驱使下,国人再一次倾心于赚得面子,丢了里子的事情。

这些年来,人们找乐子、寻享受的本领也是非比寻常。且看街头各式各样的夜总会、娱乐城、休闲中心,都是消遣的好去处。还有一样中国的国粹:麻将。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富贵贫贱,它都是人们的亲密伙伴。除了麻将,赌球、赌六合彩特码等各种新型赌博方式也在许多地方风行。近年来,出境赌博逐渐成为了富裕人群和腐败份子新的嗜好。一些腐败份子动用国家资金进行赌博,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上千万过亿。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种赌博而外流的资金在两千个亿以上。中国人的“好赌”恶习由来已久,如从深层次分析原因,不正是一些人在思想上对不劳而获“赢”的期待,超出了对赌博严重后果“输”的恐惧? “媚好情结”中把美好的愿望当成一种即成的现实,不正是国人嗜赌的根源?

科技的发达既给人们带来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但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麻烦。近年来,摇头丸、K粉、麻古、冰毒等新型毒品和当年的鸦片一样,又一次于中国风行。其蔓延的态势与鸦片如出一辙,首先在先富人群中传播,然后再向中产阶级发展。娱乐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其它一些国家,人们更多提倡的是运动类的健康型娱乐(健身、登山、漂流、野营等)。这些娱乐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增进人与大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增加人们对环保的重视,而且花费也远远比那些不健康的娱乐少。可我们却发现,国人热衷的娱乐方式多半是追求享乐型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娱乐都是和“黄、赌、毒、酒”有着密切联系的。而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忧患意识的严重缺乏?

这几年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大主题。但我们如果以唯物辩证法来诠释“和谐”,就会发现,所谓的和谐却是和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物,而只有相对的事物。比如:左派在在极左派面前,他就是不是左派,而是一个右派;“好的”在“更好”面前它就算不上好,而是较差的。和谐的对立面是矛盾,而绝对的和谐就是没有矛盾。但是,世间万物,皆有相对立的两个面:阴阳,黑白,好坏,左右,生死,福祸等等,这是谁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矛盾正是这个世界构成的一部分,没有了矛盾,也就没有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的和谐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和谐,也就是矛盾相对较少的和谐。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减少矛盾的过程。回避矛盾的和谐,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和谐。但是,一些人为了营造“和谐”,却不惜掩饰矛盾,把“构建和谐社会”口号化、空洞化。一时间,各种“和谐”之声充斥着我们的视线和耳朵,仿佛事情只要挂上和谐这个头衔,矛盾便不复存在了。更可笑的是,在那些屡禁不止的电视购物广告中,连夫妻的私生活都赶时髦般地被冠以“和谐”二字,这不得不说是“媚好情结”的又一罪证所在。

现实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只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媚好情结”便会如幽灵一般紧随而至,就如同一个消除不了的魔咒。

既然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特质,“媚好情结”在各个不同阶层也就会呈现不同的表现特点。对于古代的“精英”文人而言,“媚好奉承”是他们的显著特长,报喜不报忧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缺乏对等交流的可能。做臣子、做奴才的为了讨主子们欢心,都是尽可能地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中国人好面子的陋习又使得人们喜扬长而忌揭短,为了给主子留面子,哪个做下级的会对上级说一些不中听的?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宁可用奴才,而不用人才”的事例。为何?其根源就是奴才能够很好的施展“媚好”之术,他们懂得如何让主子觉得舒坦、觉得有面子,而人才却常常直言不讳,甚至让主子难堪、下不了台。正是由于“精英”的这种“媚好情结”,麻痹了国人对诸多隐忧的警惕,而一旦出现问题,便已经是无可收拾。

精英“媚好情结”的特点除了媚上,还有愚下的特征。中国文化充斥着让人满足、安于现状的氛围,如“知足长乐、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等,也充斥着让人屈服于命运的思维方式,如:“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等,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安安心心地接受封建制度的统治。在这种精英“媚好情结”的长期侵染下,平民阶层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态势,以迎合精英的“媚好情结”。其中心内容不外乎小富则安、容易自我满足等。在各种情况下都让自己活得舒坦,是草根“媚好情结”的显著特点。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近年辫子戏中那些神采奕奕的太监们:原来喝下“媚好情结”这碗迷魂汤,做个阉人也都可以那么有滋有味。

中国文化的“媚好情结”可谓根深蒂固,使我们不愿触及任何痛苦的、没面子的事情。蒙古、满清的入关,曾经给汉民族造成深痛灾难,可一些史学家却极力以“民族融合”来美化这段历史,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模糊民族屠杀的事实。当我们中国在热播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的时候,蒙古国去年却在进行着建国八百周年的大型庆典。这意味什么:我们中国人把成吉思汗当成中华民族的英雄之一,而蒙古国却告诉你:我们不是一家人,蒙古八百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国家了,我们蒙古当时对中国进行的不是什么民族融合,而是侵略,一场狼群对羊群发起的成功的侵略。至于满清,就毋须多言了,这些年对于辫子戏的争论已经够多了。

中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但国人对于日本及对于这段历史的态度有如何呢?我们的一些精英学者极力把这段历史淡化。于是便有教育单位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删出教科书;于是便有人提议《义勇军进行曲》已不适宜做为国歌。这样的话,可以显得中华民族民族大度、仁慈、善良、爱好和平,你们看看,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点啊?我们有必要在此重申:中日友好合作或许是两国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我们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获取的友好,就不叫“友好”,而是讨好、媚好。那将是对先烈的背叛、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古人云:“欲亡其国、必先乱其史”。一个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得尊重的民族,如何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又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自豪地说:中华民族历经种种磨难,仍然屹立不倒。可却为什么没人来反问一句:若大个中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陷入到民族危难之中呢?!我们经常可以在的古装剧中看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雍乾这样文韬武略具备的杰出帝王,可却为什么很少看到国破家亡时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悲情式英雄?这是因为,前者让我们有面子,而后者却让人沮丧。同样是历史事实,却得出两种不同的诠释;同样是历史人物,后人却报以不同的选择态度。回过头想:不正是这种让我们觉得有面子的诠释和选择,使我们长期陶醉于沾沾自喜之中而丧失了对自身缺点的深刻反思?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为什么一次次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根源所在吗?!

回避耻辱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聪明,但实际上却让我们丧失了警醒和教育国民的最佳题材。常言道:“知耻而近乎勇”,回避耻辱,那我们又将拿什么来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呢?!我们有让自己活得舒坦、活得有面子的智慧,却为什么没有正视自身缺点、直面现实的勇气呢?!

残酷的现实社会中,既然有美好的事物就必定有丑恶的事物,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我们只倾心于好的一面,其结果就必定走向坏的一面。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为了讨好于观众,现媚于观众,极力将自身低俗化。且看那些拿恶心当幽默、把无聊当有趣的娱乐节目;且看那些“为了让人乐,不惜自己俗”的喜剧小品,大家就可以知道“媚好情结”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之深厚。我们的新闻联播,播出的永远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那些容貌娇好的歌唱家们,永远都以可掬的笑脸及饱满的热情来吟唱着颂歌。最能体现“媚好情结”的时刻便是中国的春节,人们的吉祥和祝福词语可谓车栽斗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发财发财发大财,想赚多少赚多少”等等。人们把喜和富字粘满的窗户,把象征吉祥的春联贴满大门。但是,任由人们的祝福词语说得再多,这一年里该发财的会发财,该贫穷的却依旧贫穷;该健康的自然健康,而该离开人世的谁也没有回天之术来挽留他。

对于这一点的批判或许常人接受不了,他们会说:我们对于新年的美好愿望,有什么不对?是的,人们对事物怀有美好愿望并没错,可是一旦美好愿望到了过头的地步,就是不对。人们一旦对美好事物的期待过头,就会丧失思维的理性与严谨,丧失对于事物的客观分析。我们可以回顾:1937年新年之际的南京居民有没有过美好的祝愿?肯定有。可他们在那一年里等来的又是什么呢?事实证明:期待仅仅只是期待,愿望也仅仅只是愿望,它不会轻易随人们的意愿而变成现实。要让愿望成为现实,是需要人们付出无数的艰辛和努力。可是文化的“媚好情结”却让国人变得肤浅而不切实际,其结果就是,期待永远都只是在期待,人们又在新一轮梦想的产生和破灭之间轮回。

我们把“媚好情结”对国人的影响打一个比方:人们对事物所怀有的美好愿望就好比是糖。糖份是人体健康的必需品,但过度摄取糖份,却会致使糖尿病的产生。而“媚好情结”就好比那过度摄取的糖份,吃起来很甜,可是却危害身体;它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不是健康,而是疾病和灾难。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中国,如何样来形成忧患意识?!

环视全球,为什么单单中国会有如此深厚的“媚好情结”?其实,一个民族的性格品质是和其繁衍生息的那片土地分不开的,而中国人的“媚好情结”,正是和我们生存的这片富饶广阔的土地分不开。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而“媚好情结”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势,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经历了一个灿烂的百家争鸣时期,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人民横征暴敛、滥兴徭役,而此举与儒家“兴仁政”的思想不符。秦始皇为了巩固其集权统治,焚书坑儒,儒家的命运似乎在此时画上了一个休止号。秦朝处身于与六国连年征战的残酷现实中,以刑罚的残酷和吏制的严明来维护统治是其必然的选择。但由于秦始皇的过度残暴,秦朝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汉朝初期国家的经济民生得到了很大改善。鉴于秦朝的短命,汉武帝开始重视具有“行仁政、谈伦理”等系统治国理论的儒家思想,“仁、德”被确立为君王以及士大夫们所必备的道德规范,儒家思想自此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两个皇帝,对于儒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秦朝虽然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给中国创造了一个辽阔无比的版图,这份遗产让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受用无穷。辽阔的疆土、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为中国农耕文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优厚条件。农耕与渔猎、游牧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根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安稳”。农耕生产和生活必须将农民捆绑的土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大概就是农耕文明下人们最理想的自给自足、和平安静、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安稳,农业人口对生活状况便很容易满足。渔猎和游牧则不然,其生产方式长期处于漂浮不定的状况,安稳对他们来说近乎是一种奢望。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长期固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容易安于现状且不思进取;长期的漂浮不定,却可锻炼人处变不惊的适应能力。于是,东亚大陆这片最适宜发展农耕文明的广袤土地,孕育出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最追求安稳和舒适的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在绳纹和弥生时代的渔猎为生,以及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及欧洲、近东各国间的常年厮杀,中国只要没有战祸和天灾,人民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久而久之,良好的生存条件、安定平稳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华民族如同浸染在蜜罐之中。中国之所以形成这种文化的“媚好情结”,正是因为中华民族这种相对优越、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所致。

我们可以看看同属东亚的几个国家。朝鲜和越南,由于他们具备相对优越的农耕环境,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几乎是全盘照搬。而日本则不同,日本在古代学习中华文明时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和佛教,而唯独“仁”、“慈悲”等思想未被吸纳。这其中原因正是和日本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日本国处于孤僻群岛之上,并要经常性地面对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其民族性格不可能与大陆国家相同。日本人教育后代:自己国家是一个没有资源可供开发的环境恶劣的岛国,打小就有意识的培养孩子的紧张感和危机感。而各种可知及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无形中形成了日本人容易陷入焦急、失望的悲观情绪。蒙古民族也有着相似的情况。蒙古灭南宋之后,与汉文化进行了近一百年的融合,可实际上汉文化对于蒙古民族的性格影响却是微乎其微。蒙古人一直把象征凶残的狼做为其民族图腾,这一点,对于信奉“仁爱”的汉民族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蒙古,地处遥远的北亚,春夏秋短促,冬季漫长苦寒。在畜牧业生产中要与沙尘、风雪、野兽等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生活环境的残酷性及不确定性与汉民族的安居乐业截然不同。人们或许会发现,也正是这两个生存环境相对艰难、没有信奉“仁”的民族,与中国的瓜葛却最为复杂。

通过以上推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实斗争越是残酷的时期,生存条件越是艰苦的地方, “仁慈”就越近乎是一种奢侈的东西,“媚好文化”也就越不可能得以形成。“媚好情结”的形成和儒家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理论的正统,都是中国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统治和中国本身适用于农耕文明发展的优厚自然环境相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

“媚好情结”在形成初期也只表现在安于现状、容易满足。而“媚好情结”与儒家的等级意识结合之后,又产生如:虚伪面子观、忧患意识缺乏、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等诸多新的内容。儒家的“仁爱精神”一味主张“性本善”,而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忽视。这一点,与“媚好情结”如出一辙,都是与唯物辩证法则相左的。那么,究竟是儒家偏颇的“仁爱”致使“媚好情结”的产生,还是“媚好情结”造成“仁爱”的偏颇呢?其实,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儒家产生于春秋战国,而“媚好情结”却真正形成于汉朝初期,两者并轨于汉朝的鼎盛时期。两者的结合,使得其弊端更为呈现。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总病根,皆在于此。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媚好情结”做出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而“媚好情结”在中国的根深蒂固,正是源自国人对辩证思维能力的浅薄。我们要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相对立的两面:有阴就会有阳,有黑就会有白,有好就会有坏,有左就会有右,有生就会有死,有福就会有祸,有喜就会有哀。这是谁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并且,许多事物还存在着辩证转换的关系,好的可能变成坏的,而坏的有可能变成好的。许多表面看起来是好的事物,其本质未必就是好的;许多表面看起来是坏的事物,其本质未必就是坏的。“祸乃福所倚,福乃祸所伏”,这个道理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已告知世人,可惜的是,这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华哲学体系的正统。

人生来就有追求欢乐、追求舒适安稳的本能,而忧患意识从表面看起来,好象与这种本能相违背,是属于事物“坏”的一面。而当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看待问题时,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欢乐、舒适与安稳,正是建立在适度的忧患意识之上。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并非一种纯粹的悲观主义情绪,它是人们对于残酷现实的理性思索;对于未来境况的深谋远虑。纯粹的悲观主义让人消沉、使人颓废;而忧患意识则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一个人,只有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性,以及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才能真正产生忧患意识。中国文化“媚好情结”对于事物的解答只注重“好”的一面,而忽视“坏”的、残酷的一面;把自己的主观臆想(美好愿望)注入到事物的客观发展中,都是制约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我们应当意识到:希望改善自身环境、谋求良好的发展,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空想和投机取巧,靠的是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可以说,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才会去艰苦奋斗,一个民族才会因此而奋发图强!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并且也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长期有待于提高。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还有许多人在贫困线下徘徊,还有许多人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忙碌。除此之外,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和日本的三十分之一。我们目前还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腾飞时不曾遇到的能源危机,我们同时面临着比其它国家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还有一直未得到解决的台湾问题。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不禁要质问一声:中国人,我们凭什么奢侈?我们又凭什么不忧患?!

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是一项历史性的创新之举。由于缺乏经验,出现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对于我们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各级党员干部和宣传部门也自是心知肚明。但是,我们为了维护一种所谓的面子,却往往对问题予以回避,或者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我们文化的“媚好情结”,让大家只善于宣扬事物好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坏的一面。歌颂、褒扬、表功的文化作品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这样以来,我们上上下下都能够沉浸于欢乐、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殊不知,这正是传统腐朽文化留给我们的“精神鸦片”,它麻痹了我们的忧患意识,模糊了我们发现问题的目光,阻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勇气。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绝不应该将这份陋习延续下去!我们要让“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纠错机制,我们应当把错误改正在发生初期,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始终要以忧患意识来面对一切事物。我们对于不足之处的批评及反省,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原理;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符合当前改革开放的各种复杂形势。

在文章结束之际我们由衷地期望: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树立起辩证思维的能力,真正把握好当前的发展机遇期,不要再次陷入“媚好情结”的温柔陷阱、进入到又一次的兴衰轮回中。同时我们亦坚信:美好愿望的实现,正是建立在艰苦卓绝的跋涉中;而大多数人的快乐与和谐,正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深深忧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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