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日本内阁大臣永野茂门、樱井新和桥本龙太郎相继出场,为战前军国主义历史翻案。在同一年中出场频率之快和人数之多,为战后近50年历史所罕见。这一现象足以使人们警醒:日本政界究竟怎么了?本文认为:这一现象决不只是几位大臣的历史观问题,而是日本新军国主义的表象。所谓新军国主义,乃是存在于当前日本的一种与战后改革所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相对抗的势力;它在思想理论界的表现是公开直接为战前的军国主义翻案,同时还在社会、政治、军事诸多领域拥有不可低估的实际力量。
    本文还需指出,对于日本新军国主义,应当同对待西方新纳粹主义那样,在足够的警觉之中给予充分的讨论,过于温情的宽容和沉默,是十分有害的。为此,本文拟对其存在状况、产生原因和发展前景作一探讨。
  
    一、新军国主义的历史情结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发达的民主国家,是在旧军国主义体制上脱胎改造出来的。如何对待过去的历史,必然是观测其新军国主义表现的基本尺度。
    对于日本战前历史的评价,焦点是如何确认其战争性质。去年三位内阁大臣的“失言”莫不集中于此,即否认过去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而肯定其正当性和必然性。众所周知,“大东亚战争”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继续与发展,它包括对中国大陆地区的侵略和对西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这一称呼由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在太平洋各地开战后确定,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对外侵略的总称。这是关系到战前历史评价的关键性用语,新军国主义必然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
    60年代初,评论家林房雄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汇集为两本著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强调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决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反对英美殖民主义的“东亚解放战争。” 林房雄的肯定论是战后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后来的舆论、文化各界影响不小。1982年5月,“福冈县大东亚战争战殁者慰灵显彰会”筹建纪念碑一座,其碑文公然写道:“此次大战纯系日本国孤注一掷,为了自存自卫,为了解放受虐待民族、争取万邦共荣而进行的一场圣战。” 1985年,内阁首相中曾根发表对抗盟军审判的演说:“日本战前有所谓皇国史观,战败之后又出现了太平洋战争史观。也叫做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那种审判方式究竟是否正确,我想历史迟早将做出判断。” ②在日本各界人士的关注之下,中曾根内阁曾表态承认战争性质为“侵略”。中曾根先后担任过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通产大臣,连任三届内阁首相,为战后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使80年代日本右翼的怀旧与翻案活动形成高潮。
  在战争原因、进程、重大历史事件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翻案性论述。如“九?一八”事件问题,它是日军炮制的阴谋事件,为日本揭开了侵华战争序幕。该事件的炮制过程已真相大白无可否认,于是有些论者便舍卒保车将责任归于关东军“独走”(即独行其是),而否定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存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罪行。又如“七?七”事变,本为日军炮制的将战争全面升级的阴谋事件,右翼势力反复论证“第一枪”非日军所开,企图将事变责任归于中国方面。对于南京大屠杀问题,已经有了东京国际法庭明确判决,可以说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却也受到了右翼翻案力量的一系列攻击。担任拓殖大学讲师而战前当过甲级战犯松井石根随从的田中正明,1986年9月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的阵中日志》。经日本正义学者考证,该“日志”经过了田中正明的多处篡改。翌年6月田中又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已有中译本),全面否认这一人间惨案的存在。在该问题的讨论上,自民党议员、撰写过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的石原慎太郎,指责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捏造”,等等。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的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有右翼势力进行的辩解或翻案。1991年出版的军事评论家、富士大学讲师菊池谦治所著《导致日本衰落的“东京审判史观”》,是其中一本倾向性鲜明的全面翻案的专著。类似论著目前在日本出现数量之多,已达到惊人程度。
    怀旧与翻案派还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造,对法律上的“时效论”的运用则是其中之一。著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强调:日本人不能总受“战争责任”的约束,应以“毅然的强力姿势”拒绝来自亚洲各国的批评,并写出《再见吧,亚洲》。长谷川曾在许多作品中强烈批判战前的日本的各种弊端,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却成了与亚洲各国对抗的“新脱亚论”的倡导者,同日本国内学界的进步潮流是悖离的。1968年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指出追究“战争犯罪”没有30年或任何年限限制。该决议已于1970年11月生效,当时的西德政府曾批准并加入该条约。但日本则至今没有承认这一决议,这表明日本同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认识有着显然的差距。
    对于战前历史的怀旧与翻案,在教育系统的存在也是十分严重的。战后日本曾颁布《教育基本法》,(1947年)和《学校教育法》(1947年)等法规,以“和平教育”为核心,努力消除军国主义的遗毒,曾取得极大的成就。但1960年颁布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公开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强调“通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国际地位。” 在教科书的审定问题上,将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轻描淡写的“进出”,还试图将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从教科书上抹去。1978年8月21日,福田首相对日本NHK电台就纪念“八.一五”发表谈话:“日本战前具有世界第一流的教育体系,它造就了七千万日本人,今天完全发挥了这种教育的效果。” 直接为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唱赞歌。
  80年代中曾根内阁上台,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旗帜,力图抹去各方面的“战时”痕迹而使日本成为“堂堂大国”。与此配合,决定在教育界实施“改革”,向年轻一代灌输“爱国心”。于是有些自民党议员批评战后改革中制定的《教育基本法》“造成了战后日本教育的混乱”,有人则公开吹捧明治天皇所颁布的《教育效语》。自19842年“临时教育审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几次审议报告都不再提战后改革期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所规定的“和平”、“真理”、“正义”等内容,而大力倡导“继承日本的传统文化,以日本人的觉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从而与战后改革所确立的“和平教育”目标相去甚远。
    为战前历史翻案的,有的是人们熟悉的右翼人士,有的则是一度享有“客观”、“进步”声誉的学者专家,这一类人物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例如拓殖大学教授秦郁彦,曾著有《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中日战争史》等著作,对于战前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过较有力的批判揭露,影响较大。但80年代以来秦郁彦连续发表文章,否认卢沟桥事变中的“第一枪”为日军所为,又撰文论证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不在于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在于蒋介石的“开战决意”。秦郁彦的态度变化使不少人产生了迷惑。
  来自政界的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的翻案活动,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力。由内阁大臣出场的“失言”事件,有1986年9月中曾根内阁的文相藤尾正行,1988年5月竹下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高潮还在去年,永野、樱井和桥本三位大臣连续出场,前二位已受到辞职“罢官”的处置,桥本则居官如故。能否防止此类似事件发生,对于现任村山内阁和今后各届日本政府,都是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摆在日本政界面前的历史课题是严峻的。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原受害妇女的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强制东方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反人道罪行,重新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政府虽在口头上表示了道歉,但在赔偿等实际解决办法上口惠而实不及。另据悉,东京自卫队总部内的一座建筑,当年曾作为联合国占领军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建筑已于去年10月21日动工拆除,一座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建筑作为战时管制的“痕迹”被抹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拨款在东京新建一座“战殁者和平祈愿馆”以纪念“终战50周年”。“剪不断,理还乱”。日本政府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历史,将如何引导日本国民,人们需要拭目以待。

二、新军国主义的政治表现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特点,为天皇制之下的军部专权。战后的民主改革,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天皇与军部势力这两大问题。天皇褪去了万世一系活人神的外衣,实现了人格化,由宪法规定天皇只具有代表国民的“象征”意义,不再握有统治权,政治权力归属于全体国民。而军部这个罪恶沉重的战争机器,则被彻底地粉碎了,战犯受到追究,军队被完全解散。战后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从军国主义体制转变为议会民主主义体制,这一变化是深刻的。战后宪法是这一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改革的法律保障。但是,这部和平宪法目前正受到右翼改宪派的挑战。当然,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是从什么角度进行修改。前首相中曾根出版有《新的保守理论》,对战后宪法进行了无理的批判:说战后宪法“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命令下进行的,即强加于人的”。还说:“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即使从手续上看,也可发现瑕疵。” 中曾根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目标是尽快消除战后管制痕迹,实质则为尽快洗刷过去的战争责任,不经过深刻反省便从一个战争“特殊国家”变为“正常国家。”这样的改宪立场必将同战后宪法的和平原则发生对抗。
    到了90年代,上述改宪派更为活跃。日本政府向海外多次派出自卫队充当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决策,成了国内推进更宪的一股动力。本来,向海外派出自卫队是与50年制定的防卫二法案相矛盾的,它造成了现行法律的“空心化”或“宪法和平原则的消灭化。” 而右翼改宪派乘机要求“明文改宪”,从宪法上确认日本武装力量的既成发展事实。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为此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方案,即在暂时保留现行宪法条件下制定一个“安全保障基本法”,第二再作“明文改宪”。小泽的方案成为目前改宪派的共同主张。1993年3月著名大报《读卖新闻社》组织的“宪法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份提案《对宪法的思考??国际合作时代和宪法九条》,强调“以1996年制定宪法50周年为目标,将(改宪)讨论推行到高潮,最迟于20世纪末实现宪法的改订。” 目前日本的右翼改宪派将力量集中指向第九条,他们或将战后宪法看作“落后于时代的宪法”,或直接指责宪法第九条是套在日本头上的象孙悟空头上那样的“紧箍咒”,强调若不修改第九条,日本便像“站在蚊帐之中那样立不起身来。” ①
    改宪派的另一主张是强化天皇的地位,恢复元首天皇制。为此曾出现70年代初三岛由纪夫政变自杀事件。三岛是一个“浪漫派”文学家,也是一右翼政治活动家。他曾组织“盾会”,宗旨是维护天皇神格,恢复战前天皇制,并要求“点燃已在日本泯灭的武士魂的火焰”。他强调“作为近代国家机构,天皇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在国事活动中“天皇恢复恩赐荣誉的大权,由天皇检阅军队仪仗队,并由天皇直接恩赐军旗”。 1970年11月25日,他率几名盾会会员闯入自卫队总部,煽动政变“保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历史、文化传统。” 未果,剖腹自杀。1989年2月,又发生一起为天皇裕仁去世的自杀事件。一名曾参加过当年侵略战争的老兵在天皇墓前自杀,他留下的遗书说:“我是一名年老的一等兵……我要自杀,跟随裕仁天皇陛下而去。” 1990年4月,一位基督教大学校长对新天皇即位仪式提出批评,竞受到右翼分子枪击。可见,信仰天皇、崇拜天皇的力量不可低估。
    日本官方早在1964年的池田内阁时期,就由文相滩尾弘吉在众议院提出要普及升“日丸旗”、唱“君之代”(国歌)活动。文部省提出《学习指导要领》,强调加强“对天皇理解和敬爱之念”。“君之代”本为颂扬天皇的古典诗歌,明治维新后由政府派人谱曲,在军中和政府某些活动仪式中作吹奏乐使用,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歌,战后改革期间曾由盟国明令禁唱。但l 985年文部省却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在升国旗同时唱“君之代”,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抵制。在日本政府坚持下,到1994年4月1日新学期开始,各中小学执行政府规定的达60%,反对的达20%,态度不明朗的为20%。 执行者呈上升趋势。
    在天皇问题上,目前日本社会存在有废除天皇制、维持现行象征天皇制、恢复战前天皇制等几种主张。要求恢复天皇权势的并不占主流,但其存在与发展的情况值得重视。天皇权势的恢复和强化,只能是有助于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
    靖国神社的地位与参拜,是一个现实的重要政治问题。靖国神社原为东京招魂社,初建于1869年,祭祀为明治维新捐躯的各种刑死、战死者以及后来历次战争、包括昭和时期对外侵略战争的死亡军人,是国家神道的一个标志。二战前一直由军方管理,为军国主义毒害民众的一个工具。二战后,由盟军总部主持民主改革,规定在日本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国家不参与宗教活动,废除原有的国家对神道的保护、管理和传播政策,靖国神社的影响跌落。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管制的淡化,右翼的自民党人曾多次在国会要求将靖国神社由普通的宗教法人改为国家管理,由于在野党抵制未获通过。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执政的自民党首相福田等人开始以个人身份参拜神社,1985年中曾根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引起了强烈反响。每年“八.一五”战败纪念日,围绕着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都要发生一些政治风波。去年(1994年)的联合内阁中,8月15日这一天参拜的有通产相桥本龙太郎及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等7人,占内阁总数的1/3,另有6人于8月2日和8月14日参拜,没有参拜的阁员据统计只有村山首相为首共8人,约占阁员总数的38.1%。
    靖国神社参拜涉及到两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有可能逐渐形成一种神社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既成态势,最终促成管理的国家化,突破政教分离原则;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其本身即已违背这一原则,是非法的行为。第二,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也被列入“昭和期间殉国者”享受祭祀,显然有悖于民主、正义与和平的基本原则,其影响应该说是十分恶劣的。
    与现行政治右倾化相表里,日本政府正热衷于“堂堂大国”之欲,目前正在大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在自卫队、军备及慰安妇和劳工赔偿等诸多现实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条件下,这种大国意识、片面民族主义意识将在何种程度上滋养于新军国主义,人们必然要给予更多的注意。

    三、新军国主义的军事基础
    日本战后军事力量的长足发展,是影响多方面的关键性问题。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实际上这一规定已经“空心化”。在自卫队的名义之下,日本建立了陆海空军事力量,其力量之强和规模之大令人膛目。据日本公布的资料,日本去年(1994)军费开支四兆六千亿日元,国民人均约4万日元,已达世界第二。 另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军费的绝对数字已经于1993年超过俄国而居世界第二。
    日本虽然目前不拥有核武器,但去年6月羽田首相曾对记者说过日本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只是不制造而已。在运输工具方面日本已研制H2火箭成功,它可以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当然也可能在某种时候将核弹头投掷到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如果没有战后宪法及国际社会的诸多制约,日本随时可以跻身于核大国之列。
    从军队规模看,现役人数并不多,约28万左右,但军官与士官比例竞占69%,一旦实施动员,便可迅速扩张为上百万大军。这支名为自卫队的武装部队,组织精悍,装备先进。其中海军力量在80年代便拥有世界第一的扫雷能力、世界第二的反潜能力(次于美国),世界第三的防空能力(次于美、苏),作战舰艇吨位居世界第四。目前各国舆论界认为日本海军综合力量已超过中国等国家,成为东亚地区第一海军大国。在空军方面正在研制新式隐形战斗机,据英国报纸评论,新世纪来临之际日本空军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空军。”
    日本在战略规划领域亦出现逼人之势,在战后初期和50年代日本军事力量尚未发展之前,日本还谈不上明确而公开的战略构想。其后随着陆海空军事力量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被称为“专守防卫”的独具特色的防卫战略。70年代初的《防卫白皮书》首先确认,日本以“专守防卫”为宗旨,从而正式提出了完整而明确的军事战略,它是在近20年过程中并在自卫队名义下军事力量发展的产物,也是对50年代初吉田茂的国防战略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所谓专守防卫,按防卫厅的解释就是“专守防御”,和“战略守势”为同义语。
    专守防卫战略出台后,经过了形形色色的讨论,其内容有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一些高级官员,例如曾在70年代中期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栗栖弘臣曾批评说,专守防卫难以有效遏制入侵力量,“在任何战争中,只进攻才能取胜。” 到80年代初,防卫厅根据铃木首相指示而制定过“刺猬防御战略”。1983年中曾根又提出变日本列岛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并准备对入侵者进行“海上击破。”这样,日本的专守防卫战略其名称并无改变,其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日美共同防卫问题上,逐渐摆脱完全依附于美军的局面,从1970年《防卫白皮书》开始强调:“依靠自卫力量对付侵略”,提出了“自主防卫”思想,“以自主防卫为主,以日美安保体制作补充。”日美双方从保卫者与被保卫者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平等合作各有分工的战略伙伴关系。
防御界限和范围也有巨大变化,最初只要求“本土防守”,继而要求歼敌于“水际滩头”,进而再要求“海上击破”,并且应作“前方早期处置”。按栗栖等人的说法甚至应先发制人,对敌方集结基地实施“先期攻击”或“抵近攻击”。这与专守防卫的“战略守势”思想已有很大区别了。故有西方战略评论家认为,日本80年代“早期击破”战略思想已经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威慑战略。”
    日本提出了保卫海上航运带的具体规定,其范围是本土列岛周边数百海里,西南及东南两条航运带长达1000海里,即西南方面跨越台湾水域而抵巴士海峡。东南方面达于塞班岛、关岛一线,整个西太平洋主要海区将被纳入日本的炮口监督之下。日本已经在钓鱼岛附近的海面以炮艇驱逐外来渔船。这些正是其“海上击破”及“早期击破”的实施。
    日本的早期击破理论就目前来看,还不能说完全改变了专守防卫的性质。但将一国自身的防卫界限推进到公海公空、甚至推进到直接关涉他国的海空范围,十分容易招来冲突与对抗。这种带有“威慑”性质的战略思想,不能不使人回忆起,19世纪末山县有朋关于“主权线、利益线”的要求,还有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所规定的“帝国国访以攻势为根本原则”。
    日本军事力量以谁为对手,即其假想敌的规定,也有一个令人关生的变化过程。在五六十年代,日本曾追随美国以中国、朝鲜为主要假想敌国,制定过有名的“三矢”及‘天龙”、“奔牛”等针对中、朝的作战计划。至70年代则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国。冷战结束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军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认为苏联已不构成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则重新鼓吹中国威胁论。1990年长谷川庆太郎发表《新的世界秩序和日本》,强调“日本国防”应该‘针对军事大国中国”。1991年《防卫白皮书》把中国、朝鲜等国划为有可能造成日本安全“不明确状态”的具有威胁性质的对手。同时,自90年代开始,还改变了原来置防卫重心于北海道以对付苏联的部署,而加强了旨在针对中、朝等国的西部地区的军事力量。
    日本军事力量不仅有长足发展,还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于国际事务之中。早在朝鲜战争时期,日本曾由美国邀请派出20余艘扫雷艇参加海面行动,其中一艘在元山附近触雷沉没。日本对此秘而不宣,直到1978年才重新为死伤者叙勋。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开始自主而公开地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装力量,打破了1954年《自卫队法》制定期间由国会通过的《禁止自卫队向海外出动决议案》。在指导理论上,1991年《防卫白皮书》宣称:“自卫队是具有众多人才、装备和专门知识的技能集团,可谓国民的财富”,“自卫队在国际社会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成为全体国民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
    在实际行动中1991年4月向海湾地区派出军舰6艘、军人510人参加扫雷等行动。1992年6月制定关于“同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同年9月向柬埔寨派出维和部队1200余人和停战监督员16人。1993年先后向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地派遣了自卫队。对于上述行动按1994年7月日本发表的防卫白皮书评论,是日本武装力量对于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
如果说上述行动中,日本打出的旗号是“维持和平”与“国际合作”的话,在另一些行动中,则是以赤裸裸的武力处置国际纠纷并维待自身的权益,钓鱼岛问题即为突出之例。钓鱼岛本为中国领土,但中国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而作出了一定让步,同意将这一争端搁置起来。钓鱼群岛面积不过7平方公里,但决定着周围2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初步的勘探标明该水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日本的行动是,不顾中方多次的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出军舰及直升机等在该水域巡逻,以造成既定的领有态势。尤令人警惕的是,当中国(含台湾地区)渔船在该水域作业的时候,日本竞出动军舰,鸣险示警,以武力加以驱逐。对两国关系和国际法的蔑视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利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完全悖离的。
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军事大国,但毫无疑问已经勾划出了一条通向政治军事大国的轨迹。与原西德走过的道路,即经过认真反省而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办法不同,日本对历史“缺少反省”,同时在现实的政治、军事领域坚持强硬的右倾化立场以进行“政治总决算”,力图跻身于世界政治军事大国之列。这不能不招致亚洲各国的批评。

    四、新军国主义的产生原因及其前景预测
    日本战前是典型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基础深厚而牢固,而战后的民主改革由于诸多因素不够彻底,这是战后日本新军国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1947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揭开了世界冷战序幕。自此,为了使战败后的日本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美国较大幅度地修改对日占领政策,并为恢复和利用日本的力量而放松了对其军国主义势力的深入追究。
    在战犯审理上,东京审判首批判处甲级战犯死刑7人,其后据日本学者统计,盟军在远东太平洋地区50余个法庭起诉日本战犯5000余人。 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沈阳、太原审判时期所拘押战犯1108人大部释放,起诉45人,死刑一人也没有。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审判曾判处山田乙三战犯等12人有罪。与此相比较,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首批处死12人,其后至80年代中期,按日本学者统计资料,盟军方面在欧洲各地审判法西斯战犯共达8万余人。
    对于法西斯社会力量的追究方面比较,美国在日本社会各界“整肃”法西斯骨干分子约20万人,而德国美占区登记人口1318.03万人,被起诉者344.18万人,占总数26.2%,正式判决达94.5万人,占人口总数7.2%。 苏东各国对社会各界纳粹战争嫌疑犯的追究也是极其严厉的。所以相比较而言,日本各类战犯被起诉人数少,量刑轻,社会追究面小,而且追查时间短。欧洲各国(含原东、西德)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在进行,而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50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日本一直没有参加联合国1978年关于追究战争犯罪没有时效的限制的决议。
    日本战犯恢复政治自由极快,战犯经历不但不受阻碍,而且往往成为受欢迎的政治资本。如鸠山一郎,因鼓吹过法西斯主义而遭受过盟军总部褫夺公职的处分,但很快恢复职权自由,于1954年12月作为自民党首任总裁而任日本内阁首相。再如岸信介,曾于1945年9月作为战争嫌疑犯收审入狱,1948年12月获释,1957年2月出任内阁首相。
    战犯重光葵的沉浮极富有启示意义,重光葵参与了整个15年侵华战争,战后作为首批28名甲级战犯受审,但量刑极轻,只判处7年,1950年假释出狱,再度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52年担任改进党总裁,1954年出任鸠山内阁外务大臣,其后最高职务任过内阁副首相,1957年病死。其他各类具有战犯经历或战争嫌疑犯身份而担任社会要职者亦不在少数,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 鸠山和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推行敌视中国、恢复军备等政策,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直接作用。“战犯政治家”的活跃,不但直接决定了日本的内外政策,还造成了一种“战犯不臭”、“战犯吃香”的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日本战犯在战后审判中被追查得不彻底,同战后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时势发展也有密切关系。抗战胜利不久,中国便爆发全面内战,直到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在这近5年时间内,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最深的中国,无暇顾及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而由美国完全包办了对日战后管制。进入50年代后,统一了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美、英等西方各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而孤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力量,只是仰美国鼻息而求生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始终未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作出直接的贡献,也未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给予深入追击,致使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极容易地潜伏生存下来。
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自身需要而扶植日本东山再起,于1951年排斥中、苏等重要国家而实行片面的对日媾和,压迫饱受战灾的中国(台湾国民党政权)放弃赔款,这些政策直接保护了日本军国主义。以赔款而论,中国遭受日本全面进攻自1931年东北三省失陷算起,战灾长达15年,直接的战争损失在1200亿美元以上,民间受害损失在1800亿美元以上。这笔巨款未能追赔,是中国在胜利条件下的巨大损失。
    它的恶劣影响还在于,虽然以东方文化观点看,放弃赔款可以视为“恕”道,不影响实际责任的归属,但对于日本这样全面西化的国家来说,应采取的是西方文化理解方式,没有赔款便是没有责任。日本右翼势力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既成事实,掩盖其战争责任,使不少天真的年轻一代淡忘了血写的一页历史。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被保护被宽容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便在一段时间潜息之后,逐渐抬头,60年代日本经济极大发展,国家力量迅速恢复,在可以骄傲的条件下,更以各种方式滋生蔓延起来。
那么,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究竟会怎样发展,是否已到呼叫“狼来了”的时候呢?本文的看法是,日本新军国主义目前还受着诸因素的限制:
    首先,以战后宪法为轴心,日本的现行议会民主政治是强大而稳定的。和平原则、民主原则及非军国主义原则深入民心。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以及由防卫二法案所规定的文官治军、专守防卫、不保有进攻力量和核武器以及日美安全合作等等原则,短期内难以完全突破,它们必然是对新军国主义发展的巨大限制。
    第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对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重大遏制。非军国主义可以使日本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经济大国,而战争与冲突却可能打破现有经济成就,故满足于现有生活水平并适应了和平民主原则的广大民众,是不会同意复活军国主义的。
    第三,如果说日美安保体制过去曾给予了日本以保护和支持,那么这一体制反过来说也是对日本的一种约束。日本军事力量的无限制发展或日本全面复活军国主义,将会打破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平衡,危害美国的实际利益,故日美安保体制的存在也是一种限制。
第四,最重要的还有,今天的东亚已不再是过去的东亚,饱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灾难的各国必然会保持诸多警惕并给予直接的关注。而且同当年分裂、落后、混战的形势不同,今天的东亚地区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过程之中,东亚各国和平力量的发展兴盛,对于任何全面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都必然是一种巨大的遏制力量。
    所以,本文的看法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全面复辟可能性很小。而目前值得强调的是,新军国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是决不可小看的。无论是中曾根的“政治总决算”,还是目前的“东亚发展雁行理论”所包括的大国日本意识;无论是某些高官的直接“失言”为历史翻案,还是小泽一郎更为含蓄的“在安全保障领域扩张作用”的要求,都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
    今天的东亚各国关系,确实具有可以维护和发展的友好睦邻的气氛。但如果放弃了抗议的权力和责任,就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出现彼此怒目相视的局面。中国需要和平,日本需要和平,东方各国都需要和平,问题是什么样的政策和行动,才能真正维护和平。
    
    著者注:本文原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3期(征文);译载(日本)武者小路公秀主编《东亚共生之路》(亚州研究丛书?5)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转载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华文)1996年第1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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