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扑朔迷离的中日关系，促成了“立言”的活跃，一类“新思维”、实施“革命外交”的主张，最引人关注并造成了巨大分歧。它以自我批评方式批评中国方面有过头的民族情绪，表示要承认日本的发展就是亚洲的骄傲（自然就是中国的骄傲），或主张实施“革命外交”新策术。
这类主张聚焦于历史，其思维的特征和要点是：第一、强调眼前现实利益与历史问题不能兼顾的矛盾性；第二、要将过去的“屈辱”历史完全“撇出”议题之外；第三、要防止历史记忆和感情因素的干扰，要以可以满足右翼势力愿望、近乎“矫枉过正”的“革命外交”亲善策术、换取进一步的中日“接近”；如大力感谢日本经济援助、“足够大度”地认同日本军事力量扩充、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总之，这些“立言”不了解、不分析历史渊源，却从方法策术角度，否认历史因素是思维决策基础。
如此直白要求割断历史的论点，确实甚为少见。究竟如何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历史因素是否只能排斥现实利益而不能为之服务，学术与国策有何关系，学人自身如何把握建言的立场与责任等等，这些有关思维方法的问题如果得到澄清，可以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解。
（二）
所谓历史就是指时空的延续过程。综合广阔深远的时空关系以解读眼前的局部现象，洞悉事物演变及其相关研究进程，这应该是解决任何科学、也是社会国家问题的基本方法。企图斩断时空延续，抽象“跨越”、“撇出”历史的说法，显然有悖于事物常性与思维常理。
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的时空延续性。古今中外的国家外交早已证明，无论是战争或和平、退让或进取的政策决定，都不能没有历史的依据。现实利益或许具有某种排他性，但并非惟有妥协才能获取，由正义的抗争赢得大局的根本稳定，这是政治艺术更是普遍的国际法则。
过去两个世纪的中日关系演变，含有严峻而明确的教训。中日关系的恶化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造成的。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取得现代化成效，立即“怀势力之心，以观文化”，1割裂东方文明五千年发展史，自视为文明上国。按福泽谕吉1885年《脱亚论》的表述，虽然身为亚洲国家，却要在精神上坚决地脱离亚洲，走进欧洲国家行列，还要像欧洲白人国家那样惩罚中、朝等“丑陋的邻国”。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实践了这样的理念，奉行失之欧美、取之东亚的弱肉强食武力政策，进行了日本右翼作家自傲宣称的“百年战争”2。
对比已经成为有组织效率的强国日本，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封建落后状态。晚清政府和李鸿章，曾推行以妥协为主的避战外交。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曾接受日本的《廿一条》，缔结屈辱的《民四条约》。30年代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推行过“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力图以妥协来迟滞日本已经发动的侵华战争。上述历届中国政府的退让，都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的欲望。日本不理会中华民族连绵高涨的解放意识，不接受孙中山的不要做列强侵略的鹰犬，要做捍卫亚洲和平的干城的劝告；更无视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出的不要坚持“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3等警告，持续扩大对外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以近百年的对外侵略，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血腥的一页，也是任何坚持正义、和平、民主的国家与人民欲忘不能的历史。
（三）
凤凰涅?、世道轮回，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中华民族及东方人民饱经磨难而终于胜利崛起。许多日本人士坚持正义，成了中国人的朋友。战后中日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善，两国在70年代恢复正常国家关系。至今，就日本学界及民众的层面上说，和平睦邻意识占据主流地位。
由于战后世界“冷战”，中国出现内战，美国大幅度地修改对日占领政策，诸多因素使日本的战后民主改革不够彻底，其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受到深入追究。日本各方面都得到了比较德国更为宽大的待遇。日本战犯被起诉人数少，量刑轻，追查时间短，恢复政治自由快，不久就出现了一批日本学者所称的“战犯政治家。”4如1954年任日本内阁首相的鸠山一郎、1957年首相岸信介，以及1954年出任外务大臣，其后最高职务任内阁副首相、参与了整·15年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重光葵，等等。“战犯政治家”们在50、60年代即开始活跃，担任社会要职，决定了日本的内外政策迅速右转。这些因素与战后经济发展后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战犯关系压力集团等产生综合作用，蔓延为日见壮大的新军国主义。
所谓新军国主义，乃是存在于当前日本的一种与战后改革所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相对抗的势力；它公开、直接为战前的军国主义翻案，在社会、政治、军事诸多领域拥有不可低估的实际力量。
日本新军国主义有参拜靖国神社，及教科书等是多方面的表象，本文需要强调其军事表现。日本军费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二，海、空军技术与力量为东亚第一，日本政府已经越来越习惯地使用武力手段，屡屡违背宪法第九条规定而动辄使用飞机、军舰。如在钓鱼岛使用武力驱赶中国民船，导致香港爱国人士陈毓祥罹难。更在海上公开动武，击沉了一艘国籍不明“间谍船”。日本具有武装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巨大实力，并已初步完成了有事立法等超越和平宪法运用武力的法权准备。日本借口反恐和北朝鲜威胁，大力推行强军战略，向印度洋并已决定向伊拉克出兵，这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标志性举措。
过去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了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惨剧，留下各民族间永远的记忆伤痕；而日本新军国主义的滋生，造成了东亚地区现今的政治困惑，也使日本国内的民主、进步力量面临严峻挑战，处于艰难境地。
（四）
历届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都以和平睦邻为宗旨。从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到毛泽东、周恩来基于不要加重日本人民负担而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想法，都证明了这一点。中日关系现今症结完全不在于中国方面过多“计较”历史、或有过头的民族情绪。中国本着传统的“恕道”，在战争索赔这样最重大的问题也礼让或宽谅对手，期盼对方能够自我认识。
本来，日本有一个优美的“仙鹤报恩”民间故事，但日本右翼和一部分政治家们，接受了中国及盟军多方面的恩惠待遇，却背弃了知恩明义的传统美德，严重伤害了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感情。“解铃还需系铃人”，中、日及东亚区域关系的真正改善，有待于日本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
中、日两国和亚太地区人民，应当像西方人民对待新纳粹主义那样，对日本新军国主义以足够的警觉和坚决的反对。绝不能在日本缺乏历史反省的状态下，支持其成为军事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饮鸩止渴、轻率从事，满足于策术效果，将有害于日本的进步力量，有损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利益。日本新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进一步得志，或将导致亚太地区狼烟再起。
中日关系当以经济、文化、科技的合作交流为要务，却不能放弃历史、政治领域实行抗议与批判的权力。作为现实的国家外交关系问题，主要是国家的权力进行运作，和常规的学术性研究有明确的区分。但任何问题都可以纳入专门研究的视野，成为学术探讨的对象。真正行之有效的正确决策，是在充分、可靠、全面的科学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科学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意义。
学人“立言”，贵在创新，但草草于“王者师”式的“奏折”文章，无视科学的时空轨迹而对于历史随意剪裁，方法论失误就会导致思维谬误，就会对事物本质严重误读。
今天的东亚不再是福泽谕吉等所蔑视过的东亚，中华文明复兴大业已经启动，这也是举世公认。斯时斯地，富于入世传统的中国学人，在科学研究中关怀现实，为国策提出建言，务必需要慎定勿躁，坚持学术的良心与责任。
(本文刊载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著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徐勇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二院历史学系
1 章炳麟批大隈重信语，转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2页
2 此为右翼作家林房雄语，见（日）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昭和46年。
3 以上引文出自蒋中正：《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转见（台）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附录及其他文献。
4日本历史研究会编《历史学研究》，l 993年12月号，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