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东军的来历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向海外派驻重兵。在先后派出的台湾军(自1896年台湾总督府算起),朝鲜驻扎军(自1910年朝鲜总督府算起),清国驻屯军(1901年派出,1907年设置军司令部),中清派遣队(1911年编成,驻汉口)几支侵外驻军之中,关东军数量庞大、装备精良,是所谓“皇军之花”。
关东军最初设置于日俄战争时期。1905年日本战胜沙俄,夺占被沙俄强占的旅大“租借地”等殖民权益,在辽阳设置关东都督府,府内设陆军部统帅驻地陆军。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关东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旅大租借地之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及中国爱国民主运动高涨,日本为加强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力量,以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1919年4月11日设置关东军司令部于旅顺,撤关东都督府另设关东厅主管民政,实行所谓“军民分治”。关东军名称正式出台,直至25年之后战败投降。
从1907年起,关东军主力平时为一个师团又六个铁道守备大队约?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兵力迅速增加,在“七七事变”前几年保持在10万余人,1941年一度扩充到85万人,战败前夕还有75万人。其间由于战况恶化,关东军基干部队相继调到中国关内及太平洋战场。至1945年夏季,关东军下属的24个师团中,竟有20个师团属于留守部队扩编拼凑、甚至刚组建几个月的新师团。其兵员有二次入伍的超龄老兵,或征集被认为是“二等国民”的朝鲜人作“兵补”。火炮也大都被调到太平洋战场或日本本土,导致武器装备严重不足。8·15日天皇下令播放战败投降的“终战诏书”,8月17日山田司令官下令“奉戴圣旨”,早已形势崩溃的关东军停止对远东苏军的抵抗,宣告最后覆没。

二、侵华急先锋

关东军从成立时起,就是执行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武装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如1925年以武力干涉郭松龄反奉战争。再如1928年炮制皇姑屯事件,公然炸死中国北京政府、即“中华民国军政府”最后一任元首,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炮造的最重大的侵略战争。它揭开了日军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按其策划者、日军战略家石原莞尔和后来作为甲级战犯处死的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认识判断,中国经过北伐革命,“统一必定成功,其国力亦将渐次集结”。1而日本军国主义要建立东亚霸业,建立一个“黄人的罗马式大帝国”,就必须要打破中国的统一。
他们决心利用中国内战尚在进行的机会,侵占战略位置优越的东北地区。他们计算东北的资源财富,每年可以“绰绰有余地提供三亿日圆”作为战费,不仅关东军“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2再俟机“一举攻略南京,占领中部支那以北各个要点”,或进占全中国,分为7个大区即满蒙、黄河、长江、湖南、南方、西南等,设置7个总督实施统治(这是现今日本右翼分割中国七块论的由来),最后可以全面征服并同化中国。这些“庙算”在实战中取得部分胜利,石原莞尔等人被日军称为“满州国之父”。
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遭到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关东军则放手大干,1933年1月攻占山海关,旋又侵占热河、占领古北口等长城要隘,窥伺华北。5月31日关东军迫使中国签订《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又与驻华北日军一道策划“华北自治运动”,1936年入侵察哈尔。关东军等日军势力在冀察及华北全面扩张,最终又发动七七事变,关东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地区,进行全面征服中国的野蛮战争。

三、亚太战争祸首

关东军是日军驻海外最大的战略集团,除统治中国东北之外,它还肩负对苏联及在整个东亚地区作战的任务。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直将俄国列为主要假想敌。1918年日本伙同美英等国出兵西伯利亚,最高兵力达7万余人,至1925年撤兵完毕,时间长达7年之久。其间关东军或在北满策应赤塔、海参崴诸方向作战,或被直接调入苏联境内,在多方向展开作战行动。
 1931年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之后,与苏军不断发生边境冲突,终于触发了1938、1939年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战争。在后一场战争之中,由于苏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关东军损兵折将,其第23师团大部被歼。但苦于侵华僵局,关东军无力反攻。不得不与苏联政府达成停战协议。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在“德苏交战的进程对帝国有利时”发动对苏攻击。1941年6月,日本陆军下达动员令,关东军举行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使关东军该年总兵力达85余万人,摆出了准备进攻苏联的架势。但迅疾挥兵南下,该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关东军对于太平洋战争,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开战前的掩护作用,关东军在东北亚地区兴师动众、虚张声势,吸引各国视线关注苏、日两军关系,再乘机隐蔽南进,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太平洋战争。其二是直接派出部队参战并担负各类人员及物资的直接输送,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16个主力师团,调赴太平洋各战场,其后大部被歼灭于太平洋战场。其三是开战后作为总预备队,在交通运输、物资调集、前进基地诸方面持续为南方日军提供保障。总之,关东军多方向动武,铁蹄践踏亚太地区,它不止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整个亚太地区人民的敌人。

四、吸血殖民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满蒙地区,推行“以战养战”方针,试图建立一套按民族分工的殖民秩序,即由日本人掌握军事与大型企业,中国人可以经营商业与农业劳动,朝鲜人种水田,蒙古人搞畜牧。日军战略家石原莞尔把这种分工誉为“真正的共存共荣”。
1933年5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表谈话,要“使日满经济合理化、融为?体”。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都作了高额规定,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总产量30%。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材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3
关东军全方位疯狂掠夺东北的财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1944年,日本在东北开采煤22800万吨,生产生铁1200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夺钢材1308万吨。日本大量移民占据中国土地,1936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计划从1937年起20年间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实际移民积年累计达10.6万户,31.8万人。日本还推行二次移民法,即将朝鲜人迁移到东北,再从日本移民朝鲜。从1933年到1936年间,移入东北的朝鲜人年平均7.1万余人。日本强占东北土地,从1938年起到日本投降止,达3900万垧(一垧约·15市亩)。
日本大量掠夺东北劳动力,仅1940??1941年就·150万人被征作“国兵”当炮灰。全东北被调征的劳工1944年达120万人,1945年上半年更达300万人。东北人民中几乎每10个人中就有1个劳工。劳工病死或被虐杀者约占20%,尤以“国防”作业劳工,在工程完毕后惨遭集体屠杀。4
日军对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讨伐”,所到之处,杀害无辜百姓,烧毁村庄,抢劫牲畜和粮食。关东军强行建立“集团部落” ,制造无人区,以隔绝抗战力量与民众的联系。从1935年到1939年,共制造“集团部落”13451个,被驱赶进“集团部落”的农民达500万人以上。中国人稍有不慎,便被扣上“思想犯”、“经济犯”、“嫌疑犯”等罪名,许多人惨遭杀害。从1940年到1945年,被当作“经济犯”受到迫害的就有834680人,被以其他罪名集团屠杀和秘密屠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五、生化作战罪行

自20世纪初始,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与习惯法,反对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如1907年的海牙国际公约,1919年凡尔赛对德和约,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等。
日本是上述条约签字国,却公然违背国际法规使用生化武器作战。正如日本法律专家控诉战前日本政府罪行时指出:“细菌战由此而成为全体人类应该加以憎恶的战争犯罪。被告(笔者注:指日本政府)完全了解细菌战是被国际法禁止的,却在此认识基础上进行了本案的细菌作战。”5
关东军大量研制并使用生化武器,犯下了世界史上罕见的罪行。在化武领域,日本曾将广岛南部大久野岛辟为化武生产基地。日本侵华使用化武所造成的伤亡,美国学者本杰明博士的统计数字高于中国方面的统计,达10万余人。6遗留在中国的化学弹先后发现竟达200万发之巨。
今年齐齐哈尔“8?4”侵华日?芥子?泄漏事件,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关东军及其驻齐齐哈尔“516”部队的情况。据曹志勃《齐齐哈尔军事史》等著作介绍,1937年8月,日本关东军设立关东军技术部,1939年5月11日,组建关东军化学部,并在齐齐哈尔设立了派出机构,即关东军化学研究所,又称为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该部进行大规模化武研制,还经常与驻哈尔滨的731细菌部队共同研究,进行活人中毒试验。“516” 研制的化学武器,除了供给侵华日军各部,还为对苏战争进行战略储备。在关东军对苏军的张鼓峰和诺门罕战争中都使用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采用埋入地下、或投掷嫩江等办法销毁罪证。不仅掩盖了事实真相,还直妨碍了对化武的调查与清除,造成至今时有发生的受害惨剧。
在生物(细菌)作战领域,日军罪行被揭露最多的是关东军第731部队。1932年,日本军部根据天皇裕仁旨意,在新占领的哈尔滨市南郊的平房区建立了石井四郎领导的细菌研究所,其后发展为关东军第731部队。它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庞大的一支细菌部队。
尽管日军在战前全力掩盖秘密,投降时销毁证据。但战后由反战日本老兵、知情人士揭露,日军细菌战真相已经广为人知。并通过专家研究,取得许多优秀成果,如日本森村诚一、吉见义明等人的专著,中国学者韩晓、步平等的著述。留日学生王选坚持8年在日本法庭为浙江义乌地区受害者打官司,也进一步揭露了关东军第731部队在各地的罪恶活动。
据战时军部官员井本熊男已经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1937年9月日军在华北展开大规模进攻之际,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到津浦铁路沿线视察并参与战事。7据原少年队士兵筱冢良雄回忆,他曾参加1939年诺门罕对苏作战,在哈拉欣河上游撒布菌液,日本资深记者、作家西里扶甬子记述是“最初的细菌战”之一。8
1945年7月下旬,日本关东军感到末日来临,命令731部队消灭罪证,一连半个月烧毁机密资料。当时,731部队还关押着四、五百供实验的中国人,为了灭迹竟将被押人员全部毒杀。其后尸体被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再把尸骨入已挖好的大坑。
第731部队最灭绝人性的罪行是进行活体实验。即利用中、苏、及其他盟军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进行包括活体解剖、或各种生物细菌培养,甚至还有对女性的梅毒实验等惨无人道的实验。被实验的活人,被日本军医或军人蔑称为“圆木”(日语读音为“马鹿大”)。资料证实,第731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为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活体实验被害人在5000名以上。而据美国学者哈理斯的《死亡工厂》等著作的研究统计,包括活体实验在内,日军细菌战造成死伤人数至少达6位数,即数十万人以上。

六、“关东军独走”论的作用

关东军恶贯满盈,战后一直受到反省的原关东军士兵、和坚持和平正义立场的人们的共同唾弃。但关东军亡灵尚存,不断有军国主义分子称颂其勋业武功;而关东军亡灵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充当替罪羊,即替天皇和战时日本政府担当战争责任。
“关东军独走”(独行其是)论,就是这样一件由昭和天皇及其近臣发明,为右翼势力持续利用的武器。在战败投降之前,天皇与近臣即已开始谋划,要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军部承担。首由重要战犯近卫文?拟定?份奏折,觐见呈交天皇并得到天皇认同。奏折说“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之所以爆发而扩大,并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是军部的专断意识和计划行动的结果。
“独走论”的另一位重要炮制者是内大臣木户幸一。日本粟屋宪太郎教授指出:“木户大概准备把责任揽在作为内大臣的自己身上,以免连累天皇。…他的观点是:天皇和内大臣没有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在政府和统帅部,尤其是军部。他决定以此对付审判。”9并在战后审判中达到了目的。
昭和天皇为逃避审判,也向近臣发表谈话并向美国占领军转达,这就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昭和天皇《独白录》。《独白录》从田中内阁谈起,一直谈到当时的审判战犯问题,中心内容是讲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天皇无实权。天皇自己是“主张和平”的,反对“扩大事态”。强调军部“他们的意见与我的不一致”,“当时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处在石原莞尔的控制之下”,等等。天皇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军部及关东军身上,甚至达到了指名道姓的程度。10
上行下效,天皇麾下的“皇军”当然也如法炮制,演出了一场相互推卸责任的闹剧。天皇把战争罪过推给军部,军部则推到关东军身上,说关东军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我根本不知道。而事变的直接发动者板垣则在东京法庭受审时强调:“自己受参谋长之命,负责参谋部内的联络和涉外事项”。言外之意他是奉命行事,反咬了本庄一口。11
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美国当局为了利用昭和天皇,稳定对日本的统治,不顾国际舆论的要求,决定不把昭和天皇定为战犯。
昭和天皇与近臣发明“独走论”,不仅是要逃脱审判,更要混淆整个军国主义的战争历史。“独走论”泛滥半个多世纪,是非混淆,使众多的日本国民至今难以弄清楚谁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 。
2001年由藤冈信胜等人的右翼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写到:“满州事变是日本陆军的派出部队关东军发动的战争,与政府的方针没有关系。政府和军部中央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关东军无视这一方针扩大战线、占领了全满州。这是破坏国家秩序的行动”。 12右翼教科书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影响极坏。
当然,坚持正义的日本史学家也没有沉默。正如藤原彰的《彻底验证<天皇独白录>》指出:“天皇一方面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另一方面把责任转嫁给被当作靶子的几名臣下。” 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工具,它设置40年的战争历史,就是一部日本天皇制国家对外侵略的历史。“独走论”掩盖不了事实,也洗刷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

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03年9·15日·15版
1 (日)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昭云新闻社,昭和49年版,第311页。
2 《现代史资料》7,みすず书房,1985年版,第139页;参考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6页。
3 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再版,第263-264页。
4 参见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43·151页。
5日本军による细菌战の历史事实を明らかにする会:《裁かれる细菌战》第一集?诉状(日本版非卖品),1998年,第44页。
6 哈理斯:《死亡工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7[31] (日)井本熊男:《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东京)芙蓉书房,1977年,第139页。
8 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731》,草根出版会,2002年,第132-133页。
9 (日)粟屋宪太郎著:《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7月第1版,第95-96页。
10 《独白录》是1946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由昭和天皇口述,其身边亲信记录,然后整理成文,1990年在日本公开发表。
11郎维成:《“独走论”再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12 西尾关等著:《新しい历史教科书》(市贩本),(东京)扶桑社,2001年6月,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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