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港使官川田勉先生在2000年11月7日《南华早报》发表文章,以官方语气答复香港人士的对日批评。该文具名并具完整职衔为“日本总领事馆文化部长”,不知是否完全代表官方作政策性表态;但文中所论日本的战争责任与道歉、历史教育、战后赔款等事项,均系中日关系及战后国际重大问题,观点是否得当,值得各方面人士关切和讨论。本文拟从历史学术角度发表简要看法。

    首先是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与道歉问题,川田勉先生一如其他政府官员,强调日本已经“反复表态道歉”,并举出了村山首相为实例。这涉及到了日本政府同中国和东亚各国分歧的一个焦点。在中日建交之际,日方曾表示“反省”,后来也确实有日本首相表示“反省”或“歉意”。如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谈话,确认其战争性质为“侵略”;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访问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题词“以和为贵”。其间199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村山富市以首相身份发表谈话,承认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是其中最为客观清楚的一次表态。
    但是,上述都是日本的“简要”或“个人”表态。作为国家行为的战争责任,理应由政府按国际标准正式进行的决议表述,尚未有过。朱溶基总理访日时也指出了,日本从未作过政府决议的道歉文字。曾有过这种动议但被否决,取而代之是1995年国会通过的、在“侵略”主体上闪烁其词的“不战决议”,这正说明了日本政治潮流的严重倾向性。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日本政府是否真正反省侵略、履行道歉责任,这是中日关系的一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的做法,是真诚地等待日本政府做出自觉主动的表示。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说过不要加重日本人民负担,没有坚持要求日本道歉。朱溶基总理近期访日时指出:我们没有要求你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的耐心、以及对于日方的友善尊重。
    但日本政府方面一再迁延、推诿应该担负的责任。按国际惯例衡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不亚于法西斯德国,但同战后德国的认罪表现相比较,其间差距太大。日本政府不合适地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不履行应尽的道歉责任,招致了东亚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深深不满。现在,川田勉先生发表文章,又一次在战争责任与道歉问题上狡辩,这只能说明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不反省立场。

    关于历史教育问题,川田勉先生在文章中说“由官方认可的
历史教科书都全面地涵盖了战时的历史”,并不符合目前的事实。正如日本学者、教育家?义文多次揭露, 由坚持右翼立场的政府机关主导,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已出现过三次大的历史性倒退浪潮,而目前人们所面对的,是正在泛滥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浪潮。
    该次浪潮起自九十年代中期,持续至今,愈演愈烈。其发动原因在于,针对1993年8月细川护熙首相谈话,日本右翼政治家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连续召开约20次“研讨会”,集结研讨专题于1995年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全面为其侵略历史翻案。与此相配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先后组织“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之会”等右翼教育团体,编纂出版以宣扬“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美化论”为宗旨的所谓新版教科书,并力争于2002年在全国正式采用。
    这些右翼教育团体的活动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文部省1998年12月新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满足其要求,增加了“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等指导要领,为“自由主义史观”、“皇道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开放了绿灯。在上述新版教科书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如 “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内容被大幅删除。日本古代的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传说,被当作史实向青少年灌输。据统计由“编纂新历史教科书之会”1999年10月发行的试用版《国民的历史》,已经卖出72万余册; 有的新版教科书在右翼财团资助之下免费散发,或印制成普通民众喜爱的漫画形式广为发行,严重误导青少年的思想认识,值得深切关注。
    在文部省主导下,“君之代”和“日丸旗”正在被规定为合法的“国歌”、“国旗”,并要求各中小学传唱。“君之代” 和“日丸旗”曾作为军国主义时代法定的国歌和国旗,是日军践踏东亚国家的重要道具。它们随旧帝国宪法被废除而被废除,新的国歌和国旗必须由人民根椐民主原则重新议定。“君之代”还有一个基本内容是宣传天皇万世一系,是神的化身。再度确认“君之代”和“日丸旗”为国歌、国旗并在学校使用,只会加固皇国观念,有利于右翼及新军国主义势力。
    对此日益复杂化趋势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浪潮,坚持客观、正义立场的日本教授、专家们正在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家永三郎坚持了长达三十二年的诉讼,并于1997年取得了部分胜诉。我们希望川田勉先生和日本政治家们能够改变态度,回到正义和客观立场,真正解决日本的民主的历史教育问题。

    关于战后赔款问题,川田勉先生道出了人们十分熟悉的几种论点:
    第一,川田勉先生说“根据旧金山和约以及同其他相关国家的双边条约,日本和相关国家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看法是,旧金山和约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片面的对日和约,中国没有参加更没有签字。决定目前中日双方战争赔偿问题的双边条约,是1972年9月29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的是国家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并未包括民间受害赔偿问题。中国和各国民间受害者有权按照国际公法继续索赔。
    目前有关生物、化学武器作战,香港军用票,慰安妇受害诉讼,战俘受虐赔偿,劳工受虐赔偿等遗留问题诉讼案,按东京“日比谷律师事务所”统计,90年代以来已达30余起。日本政府必须按照国际社会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问题的成文法与习惯法,尊重人权,认真加以解决。
    日本法庭对其中部分案例(如不久前盟军战俘索赔案在东京败诉,电视报道了盟军老兵愤怒地向日本法庭吐唾沫)依据日本法律所作“时效判定”,还有现在川田勉先生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了”说法,都是坚持私利的单方面结论,完全不能被受害者或国际社会接受。

    第二,川田勉先生强调说“战争结束时,日本放弃了它的海外财产,估计总值28亿美元留给了相关国家。之后,又支付了约946亿日圆给这些国家作为补偿或赔偿。”川田勉先生认为这足以对赔偿问题结帐。
    焦点问题是,日本“留在”海外的财产是“日本财产”吗?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人民的巨大伤亡,造成战争损失及间接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日本向一部分东亚国家支付了小量的赔偿,就能结算全部的赔偿责任吗?目前数十起各国的民间受害者正在索赔,日方为何不赔呢?
    人们不会忘记如下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地区110万平方公里土地,劫掠中方公私财产达200亿元之巨。其后日方利用中方资源和廉价劳力,包括抓捕劳工,在刺刀之下大力发展殖民产业。在华北、华东地区日军的掠夺手段更为残酷,防卫厅《战史丛书》录有大量日军以中国殖民地作为“资源圈”、“补给圈”的规划,以及实际掠夺战略与民用物资情况。日军以微量的资本投入,掠得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倍的殖民资本。这样的殖民资产能够算为日本的“海外财产”?
    战时负责殖民地外交事务的、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在当时提出过批评:“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 川田勉先生所否认的,是战时日本官员也没有否认过的事实。人们怎能相信其文中的“真诚悔过”呢?

    第三,川田勉先生这一说法,与50年代初日本对华谈判全权特使河田烈的口吻完全相同,是对中国人民感情又一次不尊重。
    当时的中国经过国共内战,两个政府隔海分立。日本却在美军的支持下,通过片面的旧金山和约,改善了外交地位,逐渐摆脱了战争制裁和管束。在如何选择海峡两岸政府建交问题上,美、英两国曾达成协议由日本自主选择;而日本最后选择了兵败大陆,退据台湾,无力代表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外务次官石原在1952年2月6日国会辩论中所说:“台湾之国民政府无权请求赔偿。”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选择一个虚弱的中国政府,显然有利于逃避战争责任的追究。日本政府有此选择,果然在谈判中得手。日方谈判特使斤斤计较,盛气凌人;国民政府代表则一退再退,甚至依据旧金山和约,要求日本提供打捞沉船等劳务赔偿,也被拒绝。
    也正是在这一谈判过程中,日本全权特使河田烈宣称:“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以美金计,当值数百亿美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 这与现今川田勉先生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
    让我们再检讨一下历史。本来,国民政府曾提倡“以德报怨”,以作为处理日本问题的基本方针。在当时运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及时地将一百又数十万日军战俘与侨民运送回日本,特别地允许日军战俘携带相当量的行李。没想到日本政府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恩典,却只追求最大私利。河田烈等代表软缠硬磨,国民政府被迫让步。双方签定了1952年的《和平条约》,日本终于获得第一个“不带一点战胜与战败国家间条约的痕迹”(河田烈语)的对华和约。
    到了70年代,日本同大陆中国政府建交。此时虽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等内乱,但中国整体力量还是有的,且已打开对美关系,时代背景及力量对比已非签定“日台条约”之时可比,中国政府完全具备对日索赔的条件。不过,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说了不要加重日本人民负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于是,通过先后两个条约,日本政府终于躲过了发动战争的责任性惩罚赔偿。
    研究中国方面放弃对日索赔的原因,无论是考察国民政府的不得已的决策过程,还是分析70年代中国政府的主动放弃,都不能忽略中国人向有的重义轻利、热爱和平的传统因素。在关照日本人民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不要加重日本人民负担的说法,同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方针是相通的,都是本着中国传统的“恕道”,礼让或宽谅对手,由对方悔过自新。为了重建两国战后的睦邻关系,维护大局,海峡两岸都没有对日本进行“物”的追究。中国的战争索赔主要是基于道义考虑而放弃的,不是法律手段解决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今,川田勉先生沿用五十年代河田烈的论点,不讲中国政府的道义恩惠,只强调日本的“合法性”,甚至辩解放弃的海外财产足以替代赔偿。这种说法,完全辜负了中国人的好心,未领会中国两岸政府对日本的宽大和照顾。最主要的,是日本政府并未根本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一贯追求最大私利,又一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
    人们都知道日本人喜欢一个“仙鹤报恩”的民间故事,那是一只仙鹤为报答一对贫穷老夫妻的救助之恩,拔下自己美丽的羽毛,织出了锦缎的故事。人们还会相信,只要明义知恩的传统美德还能保持,这些迷失了方向的日本政治家们,也许不会走得太远。
    据日本《朝日新闻》2000年11月30日报道,举世皆知的“花冈劳工诉讼案”有了变化进展,日方决定出资补偿中方劳工及其遗属,双方达成庭外和解。这预示有一种新的开端,中日之间的民间赔偿等战后遗留问题的确有待于认真解决。希望川田勉先生等日本政治家们能够跟上正常的历史进程。
(本文的写作得到香港慕光英文书院杜学魁先生帮助,特此鸣谢!)

笔者注:本文原载(台北)《海峡评论》,第123期,2001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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