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概要
本论文用批判性的眼光考察了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遗产之一：对战时经历的回忆与记述。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所作的采访和调查问卷，不仅仅是了解日本战时政策的信息来源，并且能为进一步探索这场战争对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回想中所描述的日本统治是混杂不清的。被调查人的一致看法是，保甲制度和村镇（界桩，城镇和乡村）管理由于地方官员基本上都廉正不阿而确实发挥了作用。不过，作为进行文化和社会改造的保甲制度对台湾人民内心的影响力却非常有限。由此，历史经历被政治争论再一次所提及，在经济困难或是社会存在歧视时，经常可以听到政治上的抱怨声。同样的，对日据时期的解读所反映出的历史觉悟不仅揭示了集体性的回忆与叙述是如何被重新收集到一块儿，重新唤醒往事，重新被创造出来，而且也阐明了它们是如何帮助塑造战后台湾的政策及运作的。
在本文中，我将用保甲制度来阐述战时动员体制及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这两个问题，目的是想重新描述战时台湾岛内的日本殖民动员体制，同时在我的调查采访中也将研讨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通过阐释口述历史，我希望展示出一种集体回忆的架构，即：战时台湾历史由谁去回忆，为了谁回忆，回忆它什么？最后，文章引出一个问题：这些回忆性的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在台湾殖民遗产的历史？
从1993年至1997年，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口述历史工程，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询问了三千多人（有一万余条反馈），并对三百名长者进行了采访。我所进行的这三项实地调研工作的内容包括：（1）保甲（国语发音为“baojia”，或称家庭连带负责）制度（1993-1995）；1（2）村镇（城镇/乡村）管理（1994-1996年）；2（3）日本帝国时期的台湾老兵（1995-1997年）。3这三项口述历史工程后来以系列文集的形式（如介绍保甲制度），或以图书的形式相继出版（如讲述村镇管理与台湾老兵）。
我第一次进行口述历史调查始于采访一位老者，他生活于日治时代后期，在战后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由于对保甲制度有特别的兴趣，我希望从那个时代过来人的眼中和回忆里了解一下日治时代。我从1992年底就开始了我的口述历史问卷调查工作。由于进行这样一项全岛范围内的调查很难知道被访问者的地点，因此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问卷调查可以揭示他们的自然状况，智力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调查表能反映出被采访者的资格条件（社会参与程度，身体状况，等等），回收的这些调查问卷表就构成了研究材料的主要来源。
除此之外，调查还可以以对话的形式进行，所提的问题能够进行延伸，调整或者修改。当然，可以想见得到的是，正如实地调查一样，问卷调查方式也有它内在固有的缺陷：知道情况的人可能会选择沉默，而那些很快就回复了问卷的人有可能所知甚少。事实上，有些老人也许会因为政治方面或者个人的原因拒绝回答，但很多却是因为年龄，健康，逝世等因素或者仅仅是因为地址有误而没能作出回答。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应该继续实地调查的工作，前往采访那些值得调查但又没有作出回答的被访者。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进行的1990年普查的基础上开始了我的调查问卷的准备工作。
受访老人的年纪大多在75岁到95岁之间。这个年龄特征很重要，因为当时调查是在九十年代早期进行的，只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才对日治时期有过切身的经历。另一项重要的标准是看是否担任过公职，只有那些接触过当地殖民管辖的人才会被选中接受采访。此外，地理分布和职业类型也在制作邮件表时发挥了作用。然而，性别在这儿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在当地政治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我在1992年11月底向外寄出了大约925张调查问卷表，开始了自己的口述历史工程。返回了大约其中160份以及30封左右信件。算上这些寄来的信件，反馈率约五分之一。这一反馈率不太令人满意，与台湾商业营销调查的比率差不多，而这样的调查反馈率在15%至25%之间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考虑到受调查的大部分老人都已年满80甚至更老，这样的结果还是很令人感动的。总体来说，第一轮问卷调查和随后的采访相当有收获。因此，根据第一轮调查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于1993年1月向235名老人寄出了问卷表，开始第二轮的调查核实。这当中有101人是第一次接受采访。同样，依据前两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1993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问卷调查。首轮问卷调查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个人采访，这项工作结束于1993年春天并一直接续到1995年。4我一共进行了六次问卷调查，第三次调查（开始于1993年4月1日）是关于战时的动员机制，并对保甲制度进行了特别的关注，第六次问卷调查（开始日期为1993年11月11日）关注的是教育和身份认同问题。这两次调查将构成基本的信息，让我在忆述中重现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
开始之初，我希望了解1915年至1945年期间保甲制度的动员体制。我最初的目标是从体制上和功能上追寻这种体制的发展演变，并在这一过程中描绘出台湾民众参与殖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方式。我把了解的重点放在日本统治的最后十五年当中，因为这一段时期里掀起了经常性的社会动员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老人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出生和接受教育的。
问卷调查和采访仍是我进行另外两项口述历史工程：村镇（城镇/乡村）管理（1994-1996年）和日本帝国时期的台湾老兵（1995-1997年）的主要方式。5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是考察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因为这是经历过日治时期并仍在今天的台湾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台湾人的一个独特部分。可以想象得出，我工作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以1992年11月至1993年4月间进行的头三次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项以研究保甲制度所进行的早期调查工作的边缘工程。一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这一问题上的兴趣就开始增长起来并对当地管理和台湾老兵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研究。然而，因为地域所限，我不得不将第一项工作对保甲制度的研究重点放在岛内战时动员体制的一个特定方面，然后再将这一问题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作为一项共同的回忆。
从一开始，“台湾人身份”就是包含在“台湾身份”这一概念之内并从这一概念演化而来的。作为地理范围的一种身份认同，台湾身份与中国身份是系在一起的，并借助于日本的统治完成了身份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暗含有种族意味的身份，台湾人的身份到1920年在日治时期内得以形成，但在战后由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立刻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之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转向文化认同。在本文中，我将把这一特性运用到两个术语上，把正在接受调查的身份称作“台湾身份”。由于这一术语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台湾的身份可以解释台湾人的身份这一现象，并适用于战前和战后的台湾历史。不过最终，由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两者发生分离，台湾人的身份才是我主要关注的对象。
最初，我把“台湾身份”看作既是一种妥协又是创造历史中的一种动态的因素。由此，我要问的问题是：台湾民众自己对于“国籍”这个词是如何看待的？他们的“台湾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在他们的“中国身份”之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台湾身份”是如何开始形成的？当回忆起这种“台湾身份”，它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台湾身份”将会被重新召唤出来？这种身份在战后台湾是如何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台湾身份”这一两难困境：如何看待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以及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遗迹下如何看待国民党的统治？
我开始意识到并对这一身份认同问题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1月，当时我第一次出访日本。我在东京一位亲戚的家中住了两周。一天晚上，当我正邀请我的几位日本朋友在家中茶叙时，我突然对这位亲戚的一句谈话留下了“深刻印象”（“颇感难为情”也许更恰当些）。现在，十年过去了，我的这位亲戚废尽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想要加入日本国籍。令人讽刺的是，他最终还是做到了??就在他作出决定想要重新回到台湾居住的当天晚上突然在日本中风过世了。我对这一段插曲记忆犹新，是因为我把他的一片诚挚之情毫不怀疑，当时他告诉我的日本朋友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到来（把台湾交还给中国）我几乎都已经成为一个日本人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既感震惊又觉得羞愧。直到多年以后把它放到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这一历史背景下思考，我才逐渐理解了他。
实际上，日治时期台湾岛内的每一个学生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身份认同问题，于是我选择直接面对它。对于这次全岛范围的调查，我决定进行一次可以自由回答的问卷调查，就像前五次问卷对保甲制度进行调查一样。“你现在或以前曾把自己当作一个日本人吗？像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很容易提问，但回答起来却很难。这就是我对关于教育和身份认同所进行的第六次保甲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所提的一类问题。毕竟，身份问题是研究日本统治台湾时很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方面。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性的话题，包含在日后历史学家戴国辉所作的“中国结”与“台湾结”的争论之中。“台湾情结”这一术语，从“台湾历史情结”演变成为“台湾情结”，进而又变成“台湾结”。至于“中国情结”，是由戴国辉提出的，他想让两种身份在“睾丸理论”中发生关系。他的理论核心包含着自治和共生的理论构架。该项理论认为，首先，中国大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的
躯体。如果是这样，香港和澳门就将是人的一个睾丸，他的另一个睾丸就是台湾。那么，作为睾丸，台湾对人的生殖能力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不能从身体中分裂出去。但同时，它也不能被放置进人的身体里面去。6
另外，“台湾情结”经常受到“台湾人情结”的困惑，“台湾人情结”更多地涉及一种种族观念。战后在台湾出现的明显的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导致了含有种族成分的“台湾人民族主义”这一问题。7然而，对台湾民族主义的大部分言论都是建立在对台湾文化特殊性的信念之上的。该观点假设：文化差异等同于种族差异，而种族差异也就等同于民族差异。因此，关于文化差异的争论就或明或暗地引发了对民族统一或者政治分裂的争论。而且，这样的论说对于台湾寻求身份认同是必不可少的。8
为了鼓励开放和坦率地进行谈论，进行匿名调查对鼓励老人通信是一种可用的选择。同时，我也向他们作出保证，今后出版发行时仍然对他们保持匿名。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接受我采访保甲制度的老人看上去都对与日本统治有关的政治问题显得非常敏感。此外，我故意没有对诸如“台湾人”，“中国人”，“双重身份”和“认同危机”等术语进行明确的定义。这种对词语的模糊可以产生出更多我可以回答的问题??但这正是身份调查从一开始就希望达到的目的。换句话说，我对自己没有进行任何假设，也没有希望那些老人们去定义他们认为合适的身份。并且，因为“台湾身份”这一概念包含了“台湾人身份”这一概念，调查时就用“台湾身份”进行测试。
也许是由于对身份认同问题本质的敏感，对身份调查的回答率只有仅仅约五分之一，350人接受调查只有65人作出了回答。如果与我对保甲制度所作的第三次问卷调查中的350人接受调查有200回答了问题相比，这一比率并不让人激动，而两者的邮件表是一样的。9然而，老人们对身份问题的回忆和叙述不仅对他们所感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对台湾的忧虑，期望和挫折，还揭示出集体的回忆是如何被塑造并且被重新唤起，对历史的描述又是如何被重新收集到一起，重新创造出来的。
然而，需要重点记住的是大部分受访的老人都选择只回答被提出的问题。有三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勾起了大多数被访者的回忆：（1）日本统治；（2）战时动员机制；（3）教育。对身份问题的回答显得相当有选择性，这使得人不仅思索这类调查行为的实质是什么。有人会想，身份问题是否过分的勾起人们对往事痛苦的回忆，或是回答起来太过于政治上的敏感？这个问题是否既与政治现实无关又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对政治不感兴趣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很可能只是跟个人因素有关。
实地调查同样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保甲制度是如何运作、如何演变，思索它被废止的原因。研究殖民时代台湾的保甲制度提供了一个进行理论试验的机会。杜赞奇的“文化网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经纪模型，10那么在保甲制度中，“国家”（在这里，指的是统治台湾的殖民政府）就严重地依赖这一体制，把它当作连接当地基层的行政机构。在运作过程中，这一制度发生了变化。问题是：国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进行动员的目标？这一假说对日本殖民帝国，进一步讲，对中华民国以及进行殖民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抱着这些想法，我进行的第一次口述历史工程希望可以回答我提出的这些问题。
对现代中国的早期研究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一种简单的“国家-社会”范例作为理论分析的框架。这种国家-社会的二元性在看待研究低于县级水平的行政单位的前景时显得非常不一致。提高这种范例的一个关键在于，承认精英们有各自不同的水平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如罗杰?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11这一问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一定会发生冲突（或者是，国家控制对精英自治），而是国家如何才有能力进行动员（或者延伸它的影响力）。一直以来，社会动员都只在乡村里进行，然而从晚清开始却从乡村一级转移到县级和城镇单位；与此同时，“新的精英们”借鉴萧邦?齐的观点，12应运而生。他们的观点认为，晚清和民国的保甲制度不仅没有效率，而且在本质上属于强制行为，非常不受欢迎。问题是：它能作为现代中国政治遗产的一个来源吗？并且，宣布它有效是为了谁-是国家还是当地的精英们？大多数人认为它合法吗？
在殖民时代的台湾，从和平时代到战争年代的发展进程对动员体制的有效性至关重要。1915年之前，保甲制度作为当地行政管理制度的一个补充出现到社会控制这个舞台上；然而1931年以后，作为总体战争里动员机制的一种手段，保甲制度的形式又在战争当中发生了演变。实施集权式的警察体制可以帮助解释日本为何成功运用了保甲制度。时间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台湾于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那里帝国主义开始逐渐衰落，民族主义伴随着反殖民主义开始兴起。对那时候的日本来，台湾这个殖民地是要好好保存，而不能轻易地对它放弃。因此，保甲制度的发展进程也就成为日本现代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函数。
总之，很多被访老者认为，大多数保正和他们当地的保甲书记在战后仍然是他们的邻居。白河的黄佶（台南）就是在两个政府里都当过警察的老兵。传统观念认为，警察操纵着对保正的任命，而黄向这种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他强调指出，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台湾的保正（后来被称为村，里，邻的负责人）都是由公选任命的。13很显然，这一观察视角指出了台湾转型中的社会变化。调查还显示，在城镇地区保甲选举更多是一种规则而非一时兴起，大多数保甲选择在战后重新回到当地行政部门里供职??或许是经过了短暂的中断之后。14至于那些属于一起的保甲书记，大多数人在战后都立即被重新缺席任命为村镇一级的户籍管理人员，以使他们把战前的职业有效地运用到战后的年代中来。
然而，很多被访者还说，有少数日治时期的保正在台湾回属中国之后仍在当地政府内上班，虽然多数保甲书记在新政府里找到了工作，但基本都是在民政部门里。15这种复杂的现象似乎表明，大多数老人对新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接受了国民党的统治。
当被要求对日治时代进行一下个人的评价时，多数受访者总结认为，保甲制度在战前比战后台湾实行得更好。16而且他们一般都认为，日治时期的保正是经过选择后任命的，受人尊重也能胜任该职。受访者们还一致指出，保甲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当地官员们都“清正廉洁”。17接受我采访的人士和给我通信的大多数人都非常关注战后的腐败问题。与战前的年代相比，他们更感到极度的焦虑，疑惑，苦恼，受挫。
这并非是说，日本的统治与国民党政府相比更加仁慈或者民主，而是说日本的统治让这些老人看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秩序，公正和有效率。正因为如此，对经历过日治时代的大多数老人们来说，日本化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战时运动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失常而非一种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战后国民党所提出的“反功大陆”的口号不仅仅荒谬可笑，并且被看作是台湾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
总的来说，对日治时代保甲制度的集体性的回忆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积极的评价，（台南县）永康市的申义仁总结说，
作为一种战时的动员机制，保甲制度对台湾人心理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不过，它的殖民遗产对台湾的经济基础设施，如公路和水坝，的影响仍然很明显。18
台南署的公路建设确实很壮观。不过，对保甲制度的积极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日治时期的怀旧，或者说对国民党政权的醒悟还值得研究。调查研究还证实了对台湾被殖民的负面描述，正如前文讲述的一样。那就是，这样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他们每天都作为保丁生活着，屈从于保甲制度，生活得非常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