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实施过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江西也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日军在江西实施细菌攻击主要有两次,一次在1940年,另一次在1942年。攻击的重点在玉山机场周围地区和浙赣铁路沿线村庄。日军采取空中撒播细菌和地面谋略攻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菌种有鼠疫、霍乱、伤寒菌等。日军细菌战在赣东北制造了一个细菌污染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伤害,也给中日关系留下了百年伤痕。

[关键词]   细菌战     鼠疫   江西   上饶
  
一.    引  言  
           
  关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战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问题未能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战后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获取日本细菌战的研究“成果”,对原日本细菌战战犯免于追究罪责,并掩盖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日本在战败前夕对细菌战资料和细菌战部队驻地、实验室的销毁,以及严令细菌战队员“不准泄露机密”等等,加之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形成,客观上也为日本掩盖其细菌战的罪行提供了条件。
  1980年前后开始,经过历史研究者、新闻工作者和传记作家等人的努力,原731部队队员们开始吐露真情;美国、俄国和中国的史料开始公开,爱害调查也有所进展,细菌战的本来面目逐步明朗。1981年,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公开揭露了731部队的秘密,同年,又出版了常石敬一的《消失了的细菌战部队》一书,美国的约翰?鲍威尔发表了《历史上隐藏的一章》;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之后出版的有韩晓的《日本731部队罪行见证》,解学诗、松村高夫的《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哈里斯的《死亡工厂》,尹集钧的《细菌战大屠杀》,郭成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和《日军细菌战部队罪行录》。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黄可泰的《宁波鼠疫史实》,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等等。至于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据尹集钧的《细菌战大屠杀》一书表明,日军曾在中国进行了161次细菌战攻击,死亡人数超过100万,这些数据的资料来源和时间、地点,都有明确的记载。近年来,随着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不断深入,其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女士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南方周末》2002年年度人物”,国内媒体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加之2003年齐齐哈尔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毒气泄漏事件的发生,使得细菌战等日本侵华的战后遗留问题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目前,浙江、湖南、山东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调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江西省作为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本文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江西师范大学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乡村调查所收集的珍贵资料,力图展现江西的细菌战及受害状况,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否认侵略的叫嚣,支持对日细菌战诉讼。

二.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历史回顾

     日本是“二战”中唯一使用过细菌武器的国家,这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幻图亡我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日本是1925年日内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签字国,深知使用细菌武器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行为,那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依然一再使用细菌武器呢?这有其深刻的原因: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孕育的毒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侵略朝鲜、中国,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国小民寡,资源不足,为达到侵略战争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尽可能的手段。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多次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器。”,“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1?“当时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的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就是其中之一种。”?2?(P97)
   第二。日本传统的封建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最反动、最野蛮的法西斯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日本武士道以“忠”为精髓,即忠于天皇、忠于“神国”,强调对天皇和国家绝对的服从,以“智、忍、勇”为支柱,结合20世纪初传入日本的法西斯思想的国家至上论、极端民族主义,使日本武士道精神走向极端,在为国效命、为天皇效忠的思想支配下,日本侵略军成为了一具不知善恶、极端残忍的杀人机器。
   第三。文化上、心理上的优越感。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彻底摆脱了文化上从属中国的自卑感,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东南亚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贬中国为“支那”。正是这种对中国、对亚洲人民心理上的极端蔑视,使得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和活体解剖成为现实,因为,日本侵略者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他们称用于细菌武器研究的中国人为“原木”,就是明证。
   第四。细菌武器的隐蔽性特点和中国不具有反击的能力。旧中国某些地方本身就有鼠疫、霍乱等流行,使得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攻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中国当局难以一下子区分是自然疫流行还是细菌攻击。加上中国军事装备落后,不具有研制细菌武器进行反击的能力,日本侵略者可以肆无忌惮不惧报复。
   第五。摧毁江西境内的军用机场,是日军在江西发动细菌战的直接原因。
   日本出于战略需要,早在1932年就正式开始研制细菌武器,至1940年,先后组建的细菌部队除臭名昭著的东北731部队外,还有北京的“甲”1855部队、南京的“荣”1644部队、广东的“波”8604部队,1942年又成立了新加波的“冈”9420部队。?3?
     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成立于1939年4月18日,它接收南京中央医院设置本部,在上海、杭州、金华、武昌、九江等地设有12个支部,本部和支部合计1200人左右。这支部队与731部队一起,都是江西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40年,日本陷入侵华战争中不能自拔,战争资源日渐匮乏。此时,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发动全面进攻,英法无暇东顾,日本为获取丰富的战略资源,急欲占领东南亚。因此,日军统帅部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对中国,则制定了“帝国要更加使政略、战略、谋略一体化,尽全力迅速使重庆政权屈服”的方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统帅部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等地进行“保号作战”,实验在实战条件下用飞机撒布各种传染病菌的有效方法,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根据当时担任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的井本熊男中佐的业务日志记载,1940年6月5日,井本熊男与参谋本部的荒尾、增田等人就细菌战进行了协商,初步计划在7月份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定为“浙赣沿线城市”。同时,决定参战部队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负责人为石井大佐”,具体攻击方法是使用飞机在“4000米以上高空”采取“雨下法”或撒布鼠疫跳蚤。
     8月末,细菌战的战前准备完成,9月,浙赣细菌战正式开始。经过对攻击目标的侦察,首次攻击在9月中旬进行。关于首次攻击的情况,在9月18日的《井本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5、目标,宁波(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1.5公斤),金华、玉山每平方公里2公斤(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0.7~0.8公斤)。”?4?日军从9月18日至10月7日这一期间内共进行了六次细菌攻击,其中至少有一次撒布的是鼠疫跳蚤。关于这六次细菌攻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日记》中没有记载,但从9月18日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宁波、金华、玉山都在攻击之列。
     鉴于霍乱、伤寒等细菌攻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日军从10月中旬以后把攻击重点放在撒布鼠疫细菌方面。10月下旬,两次在宁波城区投掷染有鼠疫细菌的跳蚤,致使宁波出现了突发性鼠疫流行。11月27日和28日,日军在金华城区上空撒布鼠疫菌,完成了1940年浙赣细菌战的最后一次攻击。
     通过1940年“保号作战”,731部队对比了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鼠疫等几种细菌武器的作战效果,选出鼠疫菌作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主要武器,把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作为今后作战的主要方法。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1940年日军对江西的细菌攻击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气候、环境、细菌武器的性能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攻击的效果。
     1942年4月18日,美军B-52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对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城市进行首次空袭,然后返回降落到浙江、江西的军用机场,日本朝野震动。为了阻止类似的进攻,日军统帅部决定发动浙赣战役,阻止美军使用该地区的机场。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把细菌战与陆军的地面进攻相结合,探索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地面传染法”,即在日军作战略退却时,在铁路沿线、机场附近施放细菌,使机场所在地区变为传染病流行区,阻止中国方面修复和再次使用这些机场。
     1942年6月,日本陆军占领了江西玉山、广丰、上饶和浙江的衢县、江山等地。同时,石井四郎在731本部着手组织参加细菌战的远征队和集中力量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细菌。另一方面,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也紧急生产细菌。“配给13军团的特种细菌部队,是由南京‘荣’字部队组成的。”?2?(P341)当时在“荣”1644部队工作的榛叶修在1946年4月17日证明“昭和17年6月制造下列细菌是事实:一、霍乱;二、伤寒;三、鼠疫;四、赤痢。”?5?榛叶修供认“6?7月,日军在浙江金华为中心等地区撒播细菌,但中国军立即撤退,侵入撒播细菌地区的日军使用了受到污染的水后,许多日军受害。”?6?日军最后决定采取撤退时在居民区已逃亡地区撒布细菌的方法,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我所参加的这个远征队当时进行的工作,就是用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传染蓄水池、水井、建筑物的办法进行的细菌攻击。”“我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的工作。”?2?(P305)
     8月下旬,日军按预定计划先后撤离上饶(19日)、广丰(19日)、玉山(20日)、江山(21日)、常山(21日)等地,向衢县一带集结。与此同时,731部队远征队开始实行“保号作战”,在上述地区撒布细菌。
     关于这次细菌作战施放的细菌,《井本日记》第19卷8月28日具体记述如下:“广信(即今上饶)Px[鼠疫]①带菌跳蚤②给老鼠注入鼠疫后,放走。广丰①;玉山①、②、③在大米上粘上鼠疫干燥菌;目的是使鼠?跳蚤?人感染。”?4?(P210)
   日军也的确达到了其无耻和罪恶的目的。据上饶当地居民回忆,日军撤走后,城内垃圾遍地,老鼠、跳蚤多得吓人。日军撤退约两个月后,上饶市出现了鼠疫流行。第一例鼠疫情况记载如下:“事情发生在鬼子撤离上饶市二个月后,即1942年9月10日(旧历)在马皇庙的一家姓徐的农民家里(不知名字)当天下午,其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得病,表现有发高烧、畏寒、头痛、脸发红、呼吸迫促、起病十分骤急,以及发现双侧腹股沟淋巴腺肿大……得病第二天急死。”?7?
   接着,广丰县也出现鼠疫。“据调查该地发生鼠疫是在1942年9――10月(旧历)……第一例发生在东大街的一个工人家里,患者叫周祖根,男性34岁,做绳工人。据他爱人说:在未发病前未到过任何地方,仅在家里发现死鼠,于9月13日突然起病,头痛发高烧,淋巴腺肿,15日死亡。随后永丰镇其它地区陆续有同样病例发现。”?8?据当时上饶中心卫生院院长刘任涛回忆:“同年8月20日日寇先后退出广丰和上饶,我和医院全体同事返回上饶县城……约一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广丰县卫生院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广丰城内居民发生瘟疫,要我前往检查”“在两名男患者淋巴腺中抽出液体作涂片在显微镜下检验,郭化验员惊叫‘鼠疫杆菌!’”“再给另一女患者检查,结果完全相同。”?9? 11月1日,第六行政区中心卫生院徐学璇在广丰报告“窃职奉钧长训令率同何护士主任、罗稽查员等前往广丰调查疾疫,于上月28日到达。该县小东门田里(地名)及东街湖沿等处相继发生高热腺肿病人,于72小时内死亡之病例,先后采取尸体肝脏液及患者血液涂片染色镜检皆为鼠疫杆菌存在。”?10?
     从记述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以上两例患者的共同特点,即患者未到过任何地方;未进行过疫区处理;发病前当地先发现死鼠,死鼠特多;部分群众述老鼠似乎有病,白天看到人都跑不动;发病的症状都有淋巴腺肿大;起病急、死亡快等。
     到1942年11月,上饶、广丰共发生鼠疫患者133人,死亡133人。?7?(P4)期间,日军在玉山县宅前村水井里投放病菌,造成该村600人中死亡300人。?11?上饶、广丰等地并不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此次鼠疫突然流行,正是由于日军细菌战实施的结果。日军所到之处,往往实行“三光”政策,但日寇撤出广丰县城时却贴出布告:严禁焚烧房屋,违者枪毙,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正在于日寇撤退时施放了鼠疫跳蚤,如果焚烧房屋,跳蚤全部烧死,其阴谋就不能得逞。
     鼠疫具有极大的传染性,而且不容易得到控制,1942年以后,鼠疫继续发生、流行,“1944年,闽西邵武、光泽鼠疫传至江西抚州地区的南城、黎川2县,并以南城为中心,先后蔓延至该地区8个县(市),1947年又波及到南昌市及南昌县。”?12?据统计,1946年,上饶市鼠疫患者60人,死亡22人;1947年沙溪镇发病53人,死亡45人;1948年,万年城镇发病47人,40死亡人。?7?“江西人间鼠疫流行始于1942年,止于1950年。除1943年无病例报告外,其余8年均有发病。先后有14个县、市发病2989人,1550人死亡。在此以前,江西省无鼠疫史料记载。”?12?(P168)
   针对如此严重疫情,各疫区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疫区进行严格隔离消毒,治疗病人,对疫区实行交通检疫封锁,灭鼠灭蚤,深入开展防治知识宣传,进行预防注射等等。直到1951年,江西才控制住了人间鼠疫的流行。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细菌武器具有污染环境、潜伏期长等特点,据各地鼠疫监测点的监测,直到1989年,广丰仍然检出了阳性鼠3只,1991年,上饶市2只,1992年,南城县3只。这表明各地仍有动物鼠疫活动。?12?(P169)

三.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现状调查

   江西细菌战的受害调查是在王选女士和吴永明博士后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2003年,王选女士与吴永明博士后等一起,成立了“江西师范大学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成员包括4位教授、5位博士,以及几个硕士点在校的专业研究生,拥有较强的研究力量。
   研究中心成立后,南昌、九江、上饶、玉山、广丰的图书馆、档案馆、县(市)志办、防疫站、文史委等地,都留下了研究中心成员查阅资料的足迹。尤其是实地调查,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3年下半年,我们全体研究生在南昌、九江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以图找到“荣”1644部队在江西的两个支队(南昌支队、九江支队)活动的蛛丝马迹。根据王选女士从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找到的资料,“荣”1644部队九江支队的秘密驻地,位于九江市龙开河以西、一马路与三马路之间某栋旧式青砖瓦房内,但由于年代久远、旧房拆毁等各种原因,已经难以确认。而南昌支队的活动,除了在江西医学院某些地点存疑以外,其他情况更是诡秘难寻。
   同时,我们还到了湖口县五山乡曹雨村进行实地调查,当地村民曹抗英(1924年生)、曹华民(1924年生)、曹俊坤诉“(1938年)日本飞机在村子里扔下炸弹,有的炸弹爆炸后,到了晚上到处发亮,象萤火虫,还冒烟,味道难闻。之后,村子里很多人烂脚。别的村子没有扔炸弹,就没有人烂脚。”他们三个人也都烂脚,曹俊坤说他1950年到部队里才治好,曹华民烂脚烂了好多年,现在仍有疤痕。曹抗英现在仍在烂脚,又痒又痛。民国27年的《江西民国日报》,有不少关于日军在九江前线施放毒气弹的消息。我们综合分析,这更可能是日军投掷的糜烂性毒气弹所造成的,并非是细菌武器攻击的结果。当然,这一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论证。
     2004年4月26日至5月8日,研究中心一行成员再赴上饶、广丰、玉山调查。尤其是5月3日至8日围绕玉山原军用机场、浙赣铁路沿线村庄的实地调查,更是触目惊心。王选女士5月4日晚上从上海赶到玉山,一起调查。几天来,我们深入当地农村,尤其是玉山原军用机场和浙赣铁路线附近村庄,调查了十多个村庄,走访了二十多位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幸存者,通过他们的口述,62年前日本侵略者在玉山进行细菌战残无人道的滔天罪行,逐渐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据老人们回忆,日军于1942年农历4月初侵入玉山,农历6月底7月初撤走。日军离去后,逃亡在深山中的村民纷纷返回,准备重建被日军毁坏殆尽的家园。回到家园7至10天左右,各地村民开始染病,病症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有的人得了大肚子病,腹胀如鼓;有的人忽寒忽热,热的时候拼命喝冷水洗冷水、寒的时候盖几张被子在太阳下暴晒也无济于事;有的人烂脚,身上也烂,溃疡的脓水流到哪里,哪里就烂;有的人拉肚子,拉血水或米泔样水,甚至是剧烈腹泻,不是拉出来,而是射出来。之后,大量村民死亡,毛宅村原有500多人,只剩200多人;梅花墩原有100多户,只剩16户;关山桥的蔡家,死得只剩蔡顺花和她的女儿两人,而且她的女儿因为染病,身材一直也长不高;岩瑞镇宅前村祝腮菊家原有13个人,最后只剩3人;另据初步调查,龙头山、老虎窝、关坑、五村坛、杨家畈、上下筛篷等村,基本上死光。当时,有的人家早上买棺材,下午又得去买棺材;有的人早上埋葬了别人,晚上别人埋葬自己;有的人家没钱买棺材,只有用大瓦缸掩埋死去的亲人;有的地方连棺材都卖完了,只有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得到;有的人家死光了,没人去、也不敢去掩埋。水沟边、稻田里,处处有人倒毙,家家死人,死尸遍地,凄惨无比。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粮食非常宝贵,但当时成熟的稻子没有人去收割,稻子全烂在水田里,可见死人死到何种程度。幸存者也痛苦的活着,有的人烂脚伴随终身,我们采访的老人家有的现在还在烂脚。善良的村民们凭直觉,觉得应该是日军放了毒,当时有些村子就组织村民清洗水井,有三个村子的老人家说,从水井中掏出了日军军刀和瓷瓶。也有的老人家说看见过日军的飞机洒下稻草灰一样的东西,把灰放在瓶子里会长出象蛆虫一样的东西。

     以下是两个调查实例:

     案例一
  调查时间:2004年5月4日上午
  调查地点:玉山县岩瑞镇宅前村
调查人:吴永明、谢志民、刘加波、柳永兴(《上饶晚报》记者)
被调查人:祝腮菊(女),今年77岁,属龙,宅前村161号
录音记录:肖俊、孙西勇
摄影记录:王健
  “日本人在农历四月初八(指1942年)来到这里,当时我15岁,读了几年书,边放牛边读书。一些日本兵住在我家里,其中有好多军官,他们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有军官模样的在上面写文件。日本人来以前,后堂有很大的房子,这扇门是作大门的。日本人住在这里共48天,有一天我跑过来,日本人看见了我,我躲在大石头后面,日本兵过来用脚踢我的脸,我的脸被踢青了。当时日本兵头戴铁帽,穿黄衣服,枪放在肩上。日本人在村里杀了好多人,厕所旁有一个,房子里有几个,尸体烂了不认识。农历六月二十几日本兵走了,我们回到村里,村里许多房子被日本兵烧了,村里的粮食被吃光了,我们只能睡在露天的草席上。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村里开始发人瘟,当时村里有70多户人家,基本上每户都有十几口人,因瘟病,很多人都不能割稻子,稻子烂在田里。我家有13个人,只有我爸、妈和我活下来了,我二哥(22岁)、三哥(15岁,和我是龙凤胎)、二嫂、小妹(17岁)、侄女(7岁)、侄子(5岁)等等共10人都死掉了。当时我也得了人瘟:发热、高烧,冷起来跑到太阳下面晒,热时到井里打冷水喝。村里一姓方的人家有24口人,发人瘟死了20口人,只剩4人,村里有4、5户人家死光了,如发荣家、芋头矮(外号)家。另外,村里人身上还生毒、烂疮。当时大家说是日本人放的毒,因为日本人来之前,没有发生这些病。村里人死后,到玉山买棺材,早上去买,晚上又去买,一天要买好几口棺材。发人瘟死的人都埋在黄泥埂,现在那些坟已平掉了。村边有一口井,当时是圆井,现在是方井,村里人在井里发现了一个铁箱,现在已不见。我平时会对我的子女讲这一段苦难的经历,记住日本人的苦,我想吃日本人的肉。”

  案例二

     调查时间:2004年5月4日下午。
     调查地点:玉山县岩瑞镇龙琴村鱼山组。
     调查人:吴永明、孙西勇、刘加波、柳永兴(《上饶晚报》记者)
     被调查人:周腮玉(女),今年77岁,属龙。
     录音记录:肖俊、谢志民
     摄影记录:王健
     “农历四月初八,日本兵来到玉山,当时我大约15岁。为了躲避日本兵,我们跑到东坑,我看到了好多日本兵,穿黄色衣服,骑着高头大马。日本兵见人就杀,他们把一些妇女关起来强奸。我曾经看到日本飞机把一些罐头丢到飞机场。农历7月,日本兵走了,我们也回到村子里。不久,村里流行瘟疫,有的病人发病时时冷时热(当地俗称三日阴,又称打边公),有的身上长疮。当时,村上有三户人家(共15口人),我家有6口人,因感染瘟病(三日阴),哥哥于农历12月病死,接着,爸爸在正月初九,姐姐也是在正月,妹妹在农历2?3月,妈妈在更后一些,相继死去。我叔叔一家四人,也全部病死。隔壁吴姓一家5口人,姓吴的和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及其父亲也都病死了,全村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我也得了病,全身长疮,忽冷忽热,后来吃柿子?病好了。再后来,我跟我的叔叔(从外面招亲过来的)离开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门前有个水塘,有三幢房子,还有好多地,因村里的人死光了,全都抛荒了。另外,下筛蓬的人也死光了,龙头山也死了好多人。
     现在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对日本人很恨。我恨不得把日本人煮了吃掉。如果不是日本人,我也不会没有娘家,我说到日本人时,眼泪不会干的,我即使死了,也会记得日本人的这笔账。”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罪恶才露出冰山一角,但仅仅这冰山一角已是触目惊心。王选女士综合了她三次来玉山的调查情况也说:“玉山的情况比义乌还严重。”
     江西细菌战的受害具体人数,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早期的史料记载并不全面,难免有遗漏,因为鼠疫的传染性最强、危害最大,当时防疫部门的记载更多的是鼠疫患者人数。而从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霍乱、伤寒、炭疽的受害者同样众多,许多受害者终身饱受烂脚之苦,现有的幸存者仍然有烂脚的。当前的受害调查工作才刚刚起步,还有无数的工作需要去做,时间也很紧迫,因为幸存者已经不多,我们必需和时间赛跑。
    
    
     历史是一面镜子,江西细菌战的调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它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侵华的战争罪恶,分析当今中日之间的民族心理,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江西细菌战受害调查对于正在进行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也是有力的声援。我们认为,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全体细菌战受害者应该起诉日本政府,讨还历史公道,维护人类的尊严,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作者简介:
     谢志民,男,1971年生,江西师大历史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
     E-mail:
xxzzmm1971@sina.com  
     指导老师:
     吴永明,男,197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E-mail: wwyymm@tom.com
参考文献: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主管出版,《细菌战调查与诉讼》2004年第2期P43。
 佛洋编写,《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P97,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解学诗、松村高夫等著《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P7,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井本日记》,转引自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P206,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P236,中华书局1989年9月出版
 《日军罪孽证明书》,转引自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P210,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
 《上饶专区鼠疫流行病史资料》P7,未刊资料,复印于上饶档案馆
 上饶专区鼠疫防治站罗昭、江西省卫生防疫站何晓青《关于广丰县永丰镇发现鼠间鼠疫的报告》,1958年8月25日,复印于上饶市档案馆
 《上饶日报》1995年7月23日第2版,刘任涛《日寇在广丰上饶使用细菌战的罪行》
 徐茂良主编《上饶地区卫生志》P92,江西省上饶地区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2年4月
 黄可泰、邱华士《宁波鼠疫史实》扉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P168,黄山书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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