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个人在发表文章时总带有些主观的想法,因此也就不那么理性、不那么客观,更不那么严谨,甚至是某种情绪在作崇.现就个人力挺民族主义的观点做个总结如下:

(一)有感于当代强权政治

强权政治历来都嚣张地存在着,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些富有侵略性、扩张性、视自己为优等他人为劣等的霸道民族。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个强权近年来更加嚣张跋扈:两极世界的解体,制约力量的消退,使得某个东西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它要寻求独霸天下。由此引发出我们一个同样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担忧:持续半个世纪的人类和平进程,也许要接受一次考验。

强权政治的简单逻辑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否则我就揍你。而对付强权政治的逻辑同样简单:不能一味听从你的“不合理”摆布。你要压迫我、欺负我,我就要与你抗争。否则,一味地妥协忍让只能让他们更加飞扬跋扈、更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这样一来,便可能存在两个逻辑:

一种是张伯伦式的“绥靖”:由此可能引发更甚的强权及其更烈的贪婪,而一旦这种贪婪超越被侵略者的忍耐极限后,引发激烈的生存反抗,引发较大范围的战争。它抢你一只鸡你忍了,他霸占了你的老婆你有忍了,结果他便觉得你是草包,要抢走你的全部。你还忍么?不忍。便是激烈的反抗,便是战争。

一种是岳飞式的“抵抗”:塑造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它的野心、强横稍有表现的时候,便让他碰壁、让他吃苦。唯其如此,才能把强权者的贪婪扼杀在摇篮里,才能求得持久的人类和平。

那么,这种抵抗力量的根源在哪里呢?看来只有从民族主义情怀中获取。我们知道,一霸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的确强大,单纯地一个或几个弱小者都无法与它抗衡。可是,如若各国各民族都有足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那么,抗争者就必然不是一个或几个,而是成千上万。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批“强盗帮凶”,而是千千万万的“仗义英雄”。

也许,当代的“独霸”没什么传统,即使有,也没有像以前德国、日本那样的传统,它不会充当二战发起者的角色(但它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强权倾向)。可从另个角度看,如果真有那样的角色,那么,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怀,必然成为他们的强大障碍。

(二)有感我们的传统解释

一直以来,我们把民族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看法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抑或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则是国际主义,他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如此一来,好像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坦荡地认同民族主义。

可是: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国际主义有着怎样的存活、发展条件?国际共运史中,那些实际活动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遵循和坚持的是怎样的“国际主义”?当代条件下,我们是否存在光明正大地提出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这几个疑问,使我产生了一种老感怀:就像对待其他很多问题那样,我们的新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所造就的传统)一直存在一种“正义乌托邦”:她往往把过于先进、过于超前于既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信念当作实际行动的指南,却不敢正视“低微的真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害怕正视“低微的真理”,往往受“抬高我们身价的谎话”所摆布。

实际上,民族主义至少在斯大林那里有着强烈的表现:他并不因为“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并不因为“兄弟般的友谊”、并不因为“高尚的国际主义”而损害他们“苏联民族”的利益。赫鲁晓夫表现更甚。而毛泽东之所以获得成功、得到人民的爱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当是重要原因之一,只不过,他的这种情怀是用于“捍卫”而不是用于“侵略”,所以,在根本点上是健康的。

(三)有感于我国当代或明或暗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

我不敢说当代中国有着多么强烈、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我却感到存在一种潜在的倾向、征兆或曰“暗流”。

我敢说这种“暗流”不可能泛滥起来,也不可能具备怎样的社会基础(包括民意基础),但我同样认为:如果不注意克服、扭转它,它就会伤害我们的精神、进而伤害我们的发展和建设。

这种暗流的主要表现:

一是“崇洋媚外”。对一些庸俗“公众”,他们的理由好像简单的很:你看,人家有多富?好像,有钱的人便是美的、有钱的国家便是好的。对一些庸俗“精英”,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你看,人家“多民主多自由”,而其深层原因,仍在于人家的富有。结果,便诞生了大批的当代“东施”:低级的,便把自己的黑发染成别人的黄毛、把自己的黑眼珠换作别人的“蓝精灵”;高级的,便说自家的政治、文化、家庭、爹妈乃至自家的英雄,全部地不行,别家的自然就是好。

二是“自卑自贱”。深厚悠长的传统文化曾经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珍贵精神,正是它,保证这这个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数度拯救我们的民族与危难之中。可自从近代国门敞开以来,这个国度却逐步滋长出那种日渐嚣张的“自卑自贱”心态。此种心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式微,而近些年来却又有回光返照之势。因此我们便看到一些“见到洋人矮三分”的病态现象。比如,中国的“士人”向来有气节,可当代一些“士人”却让我们“提不起气”,总有这样一些“专家”们:扯着“西爷虎皮”充大旗,抱着“西爷理论”当资本,参加个哪怕是不三不四、不入流的什么“国际学术会议”,好像就立马“身价陡增”了。

三是“洋云亦云”。对纷杂国际事件的看法,以及各种政治观念、社会学说等,尽管自有其真假对错和是非曲直,但背后必然隐藏着相应的阶级性,隐藏着相应的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等,由此产生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引发不同的观点和态度。美国有他的观点,各国也有他的观点;政府有他的观点,平民也有他的观点。此处不论其观点如何,仅看各类人等对这些观点的态度。国内总有某些人,他们好像特别地相信美国政府操纵的宣传机器,因为他们就是那样地庸俗肤浅:人家说的就是比我们说的可信(其中的原因,也需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如此一来,“洋云亦云”,人家怎么说,我们就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大唱其咏叹。真可悲可笑之至。我实在忍不住要奉劝此类人等:学一学毛泽东1938年(好像是)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评判吧!

(四)有感于当代或明或暗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

作为上述民族虚无主义的反动,当代中国也潜在着一种不健康、最终不利于我们发展建设的“狭隘民族主义”。它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走到另个极端。其表现,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反动。不再赘述。

(五)杂感

1、中华民族向来有着较为博大的情怀,它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和平发展的正常年代里也往往不是那么鲜明凸现的。这一特征,使这个民族在面临山河破碎、国家败亡的关键时刻,会有两种表现。其阴暗的表现,便是总会诞生一批的汉奸、“族奸”;其光明的表现,便是勃然滋长出强大的民族力量,埋葬一切侵略者。在八年抗战时期,我们便看到了这两种表现。

2、也许是因为多年的和平环境,也许是因为当代纷杂的社会环境,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时下的中华民族正在远离蓬勃和浩荡,正在滋长委靡和平庸。
怎么办?

动员起来,找回蓬勃、找回浩荡吧!

3、我们的当务之急,肯定是寻求自身狠韧的发展,抑或要在韬光养晦中发展。就算是为此目的,也需要铸就蓬蓬勃勃、凛凛肃肃、浩浩荡荡的民族精神。其间的道理,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4、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世间很多规律、很多事情、很多发展阶段是不可强行超越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跃进时期强行搞大食堂,便是超越。可如若发展到某一天,家庭主妇主男都懒得做饭、又有钱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大食堂”则必会应运而生。

但我们同样感受到:人是能动之物,人的能动努力虽然难以改天换地,却完全可以惊天动地。正如马克思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再借用并改动孔子一段话:“强势”之德风,“弱势”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我们动用我们的能动,造就足够强势的正当环境,则又会促成或抑制某些事情。

民族精神、民族主义精神的塑造也是如此。运用权力强制铸就某种精神,固然不可取;可如若单纯地“任其自然”:任凭邪恶自然地破灭、任凭正义自然地成长,也是消极的。

更何况我们注意到,当代强权政治凭借着其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和足够的“人性现实性”,对我们的很多文化、观念等,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侵蚀力和冲击力。当此之下,如果不人为地把我们的“正义”之德造就为“强势”,那么,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便是:正义之德草!

正是基于以上感怀,我觉得:刻意弘扬民族主义精神,是必要的努力之一。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极端的、狭隘的,也不是虚假的、愚蠢的,而且,在当代,它的直接表现就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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