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刘小彪的一篇《学者新论: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广泛流传,本人仿照此文,杜撰了一个采访。

近年来,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2003年的最后一天,韩国第二大电视台----MBC电视台赴华采访队(以下简称MBC)就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等问题在北京采访了《外滩画报》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访问学者刘小彪先生。


刘小彪后来根据回忆把访谈整理成文,名为《学者新论: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文中提出许多观点。


今天,某人(下简称ABC)采访了就这篇文章采访了某个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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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怎么看刘小彪的《学者新论:一位记者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一个网民:
我认为这篇文章题目起的非常贴切---“一个记者眼中”。刘小彪是个记者,这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数”眼中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中国“知识精英”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对于同一样东西,每个人眼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对的。
如果把对真实的客体(OBJECT)的正确理解,称作映像(IMAGE)的话,
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头脑中的理解是映像,而其它不同的看法是幻象。
我认为刘小彪眼中的民族主义,在我看来不够客观,是幻象。


ABC:那么您对中国民族主义,又有哪些不同于刘小彪的幻象呢?

一个网民:您可以逐个问那些刘小彪回答的问题,比较两个幻象的区别。


ABC:好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众现在的反日情绪如此高涨?

一个网民:这个问题本身就可能是个幻象。中国民众一直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但是在网络普及以前,你很难看到这些情绪。
今天,你看到的情绪增多了,但那不见得是因为情绪本身增长了。


ABC:你是说,反日情绪一直以来就这么高?

一个网民:不是,肯定有所增长,一些事件发生,如毒气弹伤人事件,珠海日人嫖娼事件,肯定会增加人们反日的情绪。但是一定不象您想象的那么高--“如此高”的“涨”.。


ABC:人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件的?

一个网民:通过媒体。


ABC:刘小彪认为,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中国的某些宣传思想和媒体报道;。。。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随后,中国政府开始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国政府当时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比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一些青年开始“非理性”地对外部世界“说不”。

一个网民:刘小彪的说法比较令人难以捉摸。
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出于“有它的道理”“客观上也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
刘小彪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原因是1989年后政府刻意教育出来的。
但是,刘小彪在最后回答“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疏解政府面临的压力,而在有意鼓动民族主义。你对此怎么看?”时说:
“鼓动民族主义以转移民众视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政府面临着“统治危机”。而目前,胡锦涛、温家宝等组成的中国新一届政府获得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他们有能力,也有信心领导全国人民逐步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应该相信中国政府决不会有意地去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刘小彪的意思似乎是说,鼓动民族主义以转移民众视线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政府面临着“统治危机”。1989年到胡温之前,政府刻意教育民族主义。胡温等组成的中国新一届政府获得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政府决不会有意地去鼓动民族主义情绪。



ABC:刘小彪似乎是这个意思.

一个网民:但是在中国,他不便明说。我理解他。
撇开他对胡温的评价不论。在中国确实存在一批学者,认为1989年后,中国政府刻意鼓动民族主义以谋求更强的执政合法性。


ABC:这些学者大多也不喜欢民族主义。

一个网民:对,这些学者大多比较亲西方。他们认为1989年中国违背了西方的价值观,受到西方制裁,在国内也面临困难,为了克服危机,增加执政合法性,鼓励民族主义,引导人民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作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这样就减轻了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压力,增强执政合法性。


ABC:这些学者大多喜欢西方价值观。

一个网民:是这样。这些学者大多支持西方价值观,对中国政府引导人民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作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感到不满。所以我想,这些学者大多是支持西方(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制裁的。


ABC:西方后来解除了制裁

一个网民:第一个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是日本。如果中国学者喜欢西方价值观,他们应该对日本解除对中国制裁感到反感才对。因为日本为了经济利益,迎合这个“引导人民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作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政府,显然日本是对西方集团的背叛。这也说明,日本民族为了经济利益,比较没有原则。


ABC:你认为坚守西方价值观才是有原则?

一个网民:西方价值观不是我的原则。如果把任何价值观看作宗教的话,日本比较虚伪或者说比较容易背叛,按亲日派的说法,日本比较灵活。
那些一方面亲西方价值观,一方面又鼓吹日本第一个解除对华制裁是日本对华友好的反西方的亚洲主义(进而鼓吹联日抗美),同时又鼓吹日本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所以日本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的中国学者,让我感到难以捉摸。
如果我是个坚定的原教旨西方意识形态教徒(我不是),我不会认为日本第一个解除对华制裁是对中国的友好。那恰恰说明日本民族的虚伪和经济驱动。
我不能理解中国那些亲西方学者的自我矛盾。


ABC:没有理想主义,注定日本无法征服外国。他们没有诱人的思想。

一个网民:是的。中国有很多原教旨西方意识形态教徒(我并不是),但很少有武士道教徒(我更不是)。亲美派(我不是)在中国势力远远超过亲日派,并且,这些亲美派与美国当前的对日政策相反--中国的亲美派大多是反日派。



ABC:中国人除去原教旨西方意识形态教徒,还有其它理想主义吗?

一个网民:共产主义在中国曾经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虽然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中国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我感动,令我自豪。
民族主义也可以是一种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会为了日本人的几两银子放弃民族的尊严。


ABC:回到刚才的话题,刘小彪认为,中国反日情绪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刻意引导媒体鼓动民族主义造成的,你怎么看?

一个网民:刘小彪给出了一个数据,证明中国政府1989年后开始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
但是,这不足以证明,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会造出反日情绪。按刘小彪的说法,80年代是中日浪漫期,好的不得了,1989年后中国引导民族主义,中国对日情绪变坏。但是,1989年前,西安和北京就发生过因为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学生抗议的事件(1986年)。刘小彪如何解释?
刘小彪自己也指出:中国媒体在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报道中出现的大量“负面报道”。。。是对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比如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等等现象;



ABC:这么说,你并不否认,1989年后,中国政府“着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概念”

一个网民:我不否认。这也是很多中国亲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很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例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这样认为。但是,很多学者对民族主义的副作用过分夸大。
《文明的冲突》刺激了中国的亲西方学者,使他们很不满。
中国的亲西方学者认为,《文明的冲突》没有预言中国会全盘西化,而是预言中国可能会以 民族主义+儒教+现代化 走向未来。
这个预言令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学者非常悲观,因为亨廷顿是学术权威可能他的预言是对的。
同时,中国的亲西方学者也对美国人这种文明冲突论会造成中美的敌意而担心,因为美国主动要以中华民族(而不是中国的政府)为敌,令中国的亲西方学者深感痛心。
我认为《文明的冲突》对中国的评估并不准确,他基于静态的对中国的观察,认为中国将走向民族主义和儒教。
我认为,事实上,中国的未来尚未确定,仍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如田中明彦说:中国并未明确放弃自由主义。
中国很多亲西方学者,担心民族主义会阻滞中国的西方化,也就会阻滞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大力反对民族主义。
很多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无法并存。这些学者完全忽略了当今全球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这个事实,并且夸大了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阻力。



ABC:刘小彪评论了西北大学事件,他认为:1。日本留学生的表演是不文明的可耻行为。但不是辱华。2。这样一个不是辱华的事件,却被看作辱华事件,“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渐兴盛,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小的“火星”,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的“火灾”;加之在大学这样一个“热血青年”聚集的地方,一个小的事件就有可能迅速演变为一场大的危机。西北大学事件应该让我们警醒!中国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了一个“高火险期”。如果不尽快加以妥善地引导和科学地疏解,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不是什么福祉,而是灾难。”


一个网民:西北大学事件没有演变成危机。另外,我看到网上西北大学事件的照片,有“坚决不要新干线”的标语。所以,刘小彪以为,仅仅是因为把“可耻的日本人”误会成“辱华的日本人”所以游行,也许是个幻象。
也许是学生们想表达其它想法,借这个事件来表达。日本人下流表演不过是个润滑剂。
刘小彪说:西北大学事件的关键不在日本留学生表演了什么,而在表演的时间和地点。
我认为,西北大学事件的关键不在日本留学生表演什么,也不在表演时间和地点。关键在于,那些游行的人想说的是什么。日本人下流表演不过是个润滑剂(润滑学生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起因。
总之,以为一个小火星(下流表演)引起大火灾,这可能是刘小彪的幻象。
小火星引不起大火灾。
2年前,几个日本醉鬼在北京殴打一个中国出租车司机,媒体也相继报道,这是一个小火星。没有引起大火灾。我没有听说日本餐馆被砸。在网上也偶尔看到大学生回忆他们在学校里和日本学生冲突,但他们没有游行去。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今天,依然不会引起大火灾。



ABC:你和刘小彪对西北大学事件的认知不同。

一个网民:是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有多大市场。除非你认为反对新干线也是极端民族主义。


ABC:这一点刘小彪和你意见相反,他说,中国互联网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占领。

一个网民:我不否认中国互联网上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但是,那是否是民族主义的全部?
刘小彪说,中国互联网上激烈的反日言论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一部分网民真实感受的客观反映,但它绝对不代表中国青年和中国民众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它是一种片面的真实和虚假的真实。
套用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上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是中国一部分民族主义网民真实感受的客观反映,但它绝对不代表中国民族主义的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刘小彪的“中国互联网上的BBS论坛已经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占领”是一个不准确的命题。



ABC:能否详细说一下?

一个网民:2003年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事件,例如反对新干线的签名,要求日本就化武伤人赔偿的签名,这些签名的发起网站,主要是“爱国者同盟网”“918爱国网”等等,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些网站的言论是不是被极端言论占领?显然不是
另外,珠海嫖娼事件,这个事件最早被揭出,是一个自称是目击者的人发的一篇贴子“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中国人”,你可以亲眼去看看这篇帖子是不是极端。(http://paowang.com/news/3/2003-09-29/20030929101558.html)
西安的事件前面说过。
再者,几个民族主义公众人物,例如王选女士(其实王选自认为不是民族主义者),冯锦华,童增(保钓会(筹)会长),他们的言论极端吗?他们是公众人物,都有很多的支持者,他们的支持者才代表了民族主义的多数。
再看保钓,中国民间保钓从没有要求政府出兵,这是何等的温和与理性!!
我说的这些,为什么刘小彪都没有提到呢?



ABC:刘小彪最后提出“沉默的螺旋”这个观念,他的意思是:极端言论本来不是中国的大多数,但在网上表现为大多数。由于这种表现,使得一些中间派倒向虚假的大多数--极端派,从而使极端派真的变得越来越大。

一个网民:“极端言论在网上表现为大多数”本就是个幻象,上面已经提到。
极端言论对人的刺激较大,人比较容易记住极端的言论,而忘掉温和的言论。久而久之,极端被视作全部。
我知道,反对“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言论在网上表现为大多数,但不能说谁反对对日关系新思维,谁就是极端。
也许我们需要首先界定一下,什么言论是极端言论?
此外,刘小彪认为互联网会提供“沉默的螺旋”产生的环境,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
【"沉默的螺旋"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认为):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的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文革"造势的中国人对此体会也更深。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提出了假设: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

。"沉默的螺旋"理论,试图揭示出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或引导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舆论的形成机制。但是,当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时,人们却发现,网络传播的兴起,给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带来了冲击,也给传统大众传播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
网络传播环境首先给给舆论的形成带来的困难: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设,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因为大众传播有三个特点: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三个特点使大众传媒为公众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优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其结果,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尽管这一假说过分夸大了人的心理中从众行为和趋同心理的作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诺埃尔还把舆论比作社会的皮肤,以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尽管大众传播媒体的几个特点仍然存在,但与过去相比,传播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传播的出现,使得其它传播方式有可能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对更大范围的受众产生更深刻地作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的影响力也由此受到一定削弱。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过去相对明朗的意见气候会变得错综复杂一些。?

另一方面,在"沉默的螺旋"假设中起重要作用?从众心理"也可能会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改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从众心理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对孤独的惧怕,但这种心理可能是在人们的生活圈子较小的时候表现得比较强烈,这时一旦人在意见上陷入孤独,往往也意味着他在其它方面也陷入孤独,而且这种局面没有积极的办法可以扭转。但是,当人们的交往能力随网络技术得到扩展时,人们的交往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除了现实世界外,还有网络世界,因此,消除孤独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如果一个人在网上的某一个社区里得不到承认,他可以转向其它社区,这时,他采取的往往不是消极的从众措施以保护自己,而是积极地在网络中去寻找同盟者。
另外,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受众具有匿名性,人的心理状态会更接近他的"本我"。在传统社会环境中的恐惧心理已经被一种"无所谓"的心理代替,而且,受众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任何责任,因此,就基本不存在"自己的意见"和"公开的意见"矛盾的问题,但是受众对网上意见的认知,会发生比在现实社会中的认知更大的偏差,因为受众通常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结成讨论小组,因而会在较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意见视为也是其他人的意见。此外,网络时代被认为是一个尊重个体的时代,它更承认人们个人意见的表达与个性的发展,所以相对来说,传统的从众心理可能会表现得较弱一些。?
因此,在网络传播时代,沉默的螺旋理论面临着新的环境条件,面临新的问题,沉默的螺旋理论需要深入研究新现象,作出新的解释。





ABC:你的这段引文认为,网络时代,将阻滞“沉默得螺旋”。并且,这段引文认为,“沉默的螺旋”,是指的支配性意见会放大(越来越大)。

一个网民:对。刘小彪修改了这个理论的假设(修改的理由是:互联网是虚假的),沉默螺旋本是指支配性意见的继续放大。但刘小彪说,网上有虚假的支配性极端意见,
1。因为支配,所以会放大。2。因为是虚假,所以刘小彪们是“多数”而不是“少数”。
3。最后刘小彪又担心,互联网舆论会影响中国新生代的成长。
我在3个层次上都不同意刘小彪,我认为:
1。极端言论不具有支配地位。并且,互联网时代是催生还是阻滞沉默的螺旋,这本身有疑问(见上面的疑问)
2。反对“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言论具有支配地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是“多数”
3。基于以上2条,沉默的螺旋即使产生,也不是极端言论的螺旋,而是反对“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螺旋。
4。即使沉默的螺旋在互联网上产生,它会否“演变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这就涉及到,互联网言论多大程度上影响青少年成长?刘小彪的文章使用了许多命题,来支持他的推理,但是,对这些命题本身,刘小彪没有论证。


总之,我和刘小彪对网上极端言论的认知,存在许多不同。以俺的认知,刘小彪的看法有些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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