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发表“对日新思维”届满一周年,“新思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马立诚看到“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便感叹道:“他们怎能企盼战火?”“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且不说马立诚到底去过几天纽约曼哈顿(据查,马立诚在日本只呆了13天),光看用这个论据来产生“新思维”就够有趣的了。

第一次去日本的马立诚看到“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就好比村妇刘姥姥误入大观园,乡下人进城,看到镜子里头的自己也觉得是“新事物”。於是马先生自己觉得新的东西,以为对于别人来说也是奇货可居,就急急忙忙地发表“对日新思维”??-他自己的新思维。仅凭一篇文章就把马立诚定性为“汉奸”也太着急了一些,但是说他是糖衣炮弹下的俘虏,误导国人的骗子却不为过。

同样作为东方民族的日本人,其“拉关系”,搞广告的公关手段一点不比现代的中国人差。马立诚实质上是一名记者,而且按照中国的习惯,记者大都出身于中文系,所以在报道稍微专业一点的事件时,难免使读者有“外行看热闹”的感觉。但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理解就不一样。他的头衔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评论部主任”,这个官方媒体的大人物可能是直通中国领导高层的天线,是绝对怠慢不得的。可以想象得到,在这13天的”日本游“中包围着马立诚的都是些什么人。

华尔街是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狭窄街道,为什么竟时时拨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那是因为,华尔街的价值并不在於它是纽约最古老的一条街,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一大群世界级的大企业。同样,当马先生醉入东京新宿银座时,大概没有想到支撑着这种灯红酒绿的,是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如果马先生拨冗深入了解一下日本的一些代表性的大企业的话,会发现其发达程度远远超出马先生原来的想象,那么马先生大概会更“醉入膏肓”了。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对日新思维”?

在中国,要看到汉唐时代的遗迹并不容易,然而在日本的近畿地区(京都,奈良,滋贺),仿唐建筑俯拾皆是。日本文部省花大钱进行维护,时常翻新,一尘不染,真令我们炎黄子孙脸红。日本人喜欢“反省”,做错了事要反省,说错了话要反省,甚至每天工作后也要反省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最高级的反省就是“剖腹自杀”,但那是老方式了,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有点野蛮落后。於是,一个课长部长做错了事,导致大量顾客受损,公司名誉扫地,他除了向上司向社会到寺院谢罪道歉还不够,还必须跳楼服毒了结一生才算反省道歉到家。这种喜欢反省的作风其实源自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同样使中国人感到惭愧。

基於此,在日本居住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很容易对日本产生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大和民族的内部,对外,日本人则有完全相反的标准。日本人是从不维护别人的文化自然资源的:日本的树木一棵也不许砍,但却先砍印尼后砍中国的森林去做“一次性筷子”,还当成是一种日本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日本人对侵略行为是从来不反省道歉的,以至于现在参拜靖国神社竟成为日本政府的例行公事,而类似的事件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东京西郊的八王子市有个“读卖乐园”,是个游乐园。其特色是建在山上,但游客不必驾车,不必乘缆车,因为那里有一个大概是世界最长的自动电梯,从山脚到山顶,带有全透明的外罩,从十公里远就可以看得见。而且还分为快慢道,分别供急于到顶的人和悠闲观景的人使用。由于地处荒郊,游客不多,但我过去每年都要去一趟。吸引我的只有两点:一是有大概是世界唯一的“水中古典芭蕾舞”,而且有后继无人之忧,不去看,以后就没有了;二是在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山坡上一个两米高的石雕人像。石雕造型类似偷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昂首挺胸,怒目前方,下面的文字是,“日本人,站起来!”(日本人,立ち上れ!)。我往往沉思不已,一方面是佩服日本人败而不馁浴火重生的民族意志,另一方面自然又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目的站起来,站起来后又做什么?

曾经在中国放映过的带有怀念军国主义味道的日本70年代电影,相信马立诚也知道。电影里头20,30年代的东京何曾不是樱花灿烂,歌舞升平?你能想象不久后,各学校就开始军训?哪个日本军官在上战场前不是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即使战地来信也是儿女情长,英雄美人的?德国这个民族够伟大了,产生了贝多芬,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恩格斯,你能相信这样一个音乐和哲学天赋的文明民族竟在40年代杀害了几千万人吗?国人皆知的美国电影“音乐之声”里头的罗夫,在他加入纳粹的青年队之前不也是一个有人性的奥地利青年吗?当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民族被一种狂潮,一种极端势力所引导时,所产生的破坏力是平常人所想象不到的,而不在乎于它的青年如何衣服光鲜。战时,日本大企业如三菱集团等等,都是支持战争的基础,战后,这些企业没有受到惩罚。今天,也正是这些支撑着新宿银座灯红酒绿的大企业们,在支持着右派们,使右派们逐步成长为一股狂潮,一股极端势力。

按照战后制定的日本宪法,天皇失去了神化的光彩,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一具无所事事的行尸走肉,一个由日本纳税人供养的富裕家庭。然而,为什么极右派总是以”爱国“”尊皇“”反共“”独立“等等口号,处心积虑要把天皇捧出来?因为只要将天皇重新变成一个神,就能鼓动起消失已久的皇民意识,聚集起所有右翼势力,把日本政体恢复到战前的状况,而青年当然是他们的希望所在。马立诚是资深官报评论员,理应是读破万卷书,走过万里路的人,仅由新宿银座“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就判断没有危险这样的结论看,马先生真是醉得失去起码的知觉了。

如果说80年代以前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军国主义就已经有现实的危险了。这里头首先是内因,是日本左右两派势力的消长。历来反对军国主义最力的日本共产党昧于国内形势,最近不得不修改党纲,默认天皇制,向右派投降了。80年代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偷偷摸摸的活动,经过中国政府一轮猛轰之后,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就表示再也不去了。时至今日,不论中国政府如何抗议,小泉政府充耳不闻。其次是美国的亚洲战略转移,日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打手地位,那还需要认真看中国人的脸色吗?再其次,对日本有影响的老一代政治家周恩来,廖承志的去世,经历过战争怀有内疚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去世,中日之间的互动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种活跃的机制,中日关系已经变质,再也不是那种既亲又恨的情感关系,而是一种简单邻国关系。

“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恰恰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如果说60年代的日本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斗争的一代,是对毛泽东主义带有某种遐想的一代的话,那么今天的日本青年则是失去灵魂的一代,他们除了向往美国之外,对世界一无所知,而这些没有灵魂的工具,恰恰是日本右派所需要的。日本教科书的一改再改,使今日的日本青年完全不知道真实的历史,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修改还没有到头,还会有后续,将来会不会反过来说中国侵略日本也未可知。也许马先生认为这是不是小题大作了。须知,在日本,修改教科书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不是偶发的个人活动。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青年进行“改造灵魂”,难怪反对修改教科书的日本正义人士在法庭上一败再败。

在日本听到一种议论:日本是一群聪明人领导着一亿多笨蛋。也就是说,日本人都是些服服贴贴的糊涂工具,而日本领导人则是受过高深教育见过世面的精英。马先生太低估了这些精英了,如果马先生试图与日本领导人下围棋的话,相信马先生盘盘皆输。制定国歌国旗,扩大自卫队以至升格为正式军队,建造航空母舰叫嚣发展核武器,派兵海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在马立诚看来都是小事一桩:不过就是人家想正常化嘛?可惜的是,这个“正常化”不过是卖狗肉的羊头罢了。战后制定的日本宪法是制约军国主义复辟最有力的法律工具,而上述的日本人近年来的行动恰恰都是宪法所禁止的。日本就是一个借口走一步,走一步一个借口,直到“修宪”??-把原来的宪法完全颠覆为止。一旦走到那一步,军国主义的复辟就再没有法律障碍了。在与日本领导人的这场对弈中,马先生是输得一干二净。

但这并不是说,中日之间有战争的立即危险。中日力量的对比,美国的战略需要都制约着战争的可能性。而说实话,如果中日力量对比太悬殊的话,日本宁可采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象对待东南亚国家那样。但我们不能等火烧起来才去救火,而是应该着眼于防火,战争的防止在於对可能的战争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军事外交的对策。幸而,日本的国内因素还没有到了令人失望的地步,最近日本极左组织发炮轰击防卫厅,以抗议日本出兵伊拉克。尽管这是一种不合法的无奈手段,但却表达了即使在右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仍然有正义的反抗声音。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在没有更有力的手段之前,就是要不断揭发,不断谴责。如果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醉卧怡红院的话,战争就会来到眼前。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马立诚视而不见,他这个评论员平日在评论一些什么?

马先生说他的新思维,原意是为了离间美日同盟,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不知道马先生对美日同盟有多少了解,是一块铁板,还是一块豆腐?战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是半殖民与半被殖民的关系,是主人仆人关系,是父子关系。战后历代的日本首相,大都是从“池田学校“出来的,简单说就是亲美。不管他们背景如何,喜欢不喜欢,都必须亲美,与美国有过不去者必铢,邻国韩国的李承晚朴正熙就是例子。每任首相一上台,首先访问的国家必定是美国,而且必须在就任后的一个月内就去,否则就有不敬之嫌。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党都是以反美和民主作为诉求的,90年代初,社会党赢得多数上台执政。开头人们预料,新首相村山富士将改变历来做法,把美国撂一边了。令大家大跌眼镜的是,最后村山决定访问的第一个国家仍然是美国,只是稍微晚了一点而已,而社会党为了执政,也顺势修改了反美政策,向中间靠拢了。1999年天皇访华,中国政府的如愿算盘是,趁机让天皇为战争道歉,以了结历史问题,开辟一个中日关系新阶段。美国当然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於是,柯林顿抢先对日韩两国进行旋风式访问,结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日方说,如果要天皇道歉,就取消访华。中国政府骑虎难下,只好同意了。於是就出现天皇只向韩国道歉不向中国道歉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这就是美日同盟。

美日安保条约就是美日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了日本的地位,日本的国防外交必须以美国为轴心。中国并不喜欢这个条约,因为这是美国利用日本对付中国的工具。但是,安保条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对付中国的同时,也约束了日本,规定了日本只能是个打手,而不是个警察。试想想,如果没有安保条约的约束,没有美国驻军,日本就可以把美国一脚踢开,独立发展核武器,到时最大的受害者仍然是中国。离间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对待美日同盟,中国只能冷眼旁观。对於中日两国的摩擦,即使明明知道有美国在背后作祟(比如”周边有事法案“),也只能按中日双边问题来处理。只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中日关系也就斗而不破。只要中美日的力量对比没有根本变化,这个格局就不会改变。

毫无代价地默许日本破坏和平宪法而出兵海外,毫无代价地允许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一种真正的投降。放弃了原则,就是放弃国家根本利益,那就与慈禧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弱者心态奴才行为就没有两样了,而换来的只是列强更大的胃口。没有一个汉奸会承认自己是汉奸,秦桧是为大宋王朝着想,汪精卫更是“救国”,只不过是“曲线”了一点而已。立场错了,再“高层次“的理论也一钱不值。敢於写“对日新思维”的资深官报评论员,却对日本的了解肤浅得令人吃惊,我们只好说,马先生真的醉得好深。

“亚洲的枢纽的中国与日本”“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这里马立诚似乎中日各打五十大板。实质上,马立诚真正谴责的是中国,日本只是陪斩的,请看他其他的言论。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日本的崛起,是“亚洲的骄傲”,这不就清楚了吗?中日问题难道是中国引起的吗?光几个不成熟的网民喊几声”灭掉小日本“,就足以毁掉中日友好的大计了吗?对日本右派的谴责就是对日本”苛刻“?日本承认过中国是”战胜国“和”大国“吗(别忘了当年日本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论,而现在一些日本人还说,离北京仅仅一公里的地方,人人都没衣服穿)?说到”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听起来有点耳熟,那正是台独教父李登辉的名言。

而最为要害的是日本的崛起,是“亚洲的骄傲”这一句,这仅仅是马先生一厢情愿的奉承,而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基於这个理论的。用日本人的眼光看,日本的崛起是优秀的大和民族的成绩,与支那人毫无关系,也与亚洲无关,因为早从福泽渝吉的时代起,日本人就从思想上,行动上“脱亚入欧”了。相反,日本的崛起正好证明支那人的没落,劣等。亚洲应该由日本来领导,建立统一的”王道乐土“,要进行”大东亚圣战“,把盘踞亚洲的白种人赶出去,解放黄种人,实现”亚洲人的亚洲“,或者直接一点的说,是日本人的亚洲。所以打下韩国后,韩国人就不得有自己的姓氏,都要改用日本姓。(如果当年真的打下了中国,马先生大概也只好姓”龟田“”鬼头“”犬养“之类的了)打下了新加坡,就改名为”昭南岛“。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谁敢反抗,那就正如马先生的名言,这些人没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是没有体会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意义,就是恩将仇报,当然要格杀勿论了。

“亚洲的骄傲”这一套直到今天,在日本学术界还大有市场,这也就是日本人不承认侵略战争,不愿意道歉的基本原因。当然,仅去了日本13天的马先生是没有机会听到日本人的这些高论的。日本一天不在这个基本理论上进行反省,真正的中日友好就不会到来。中国坚持要求日本作真正的道歉不仅是给历史一个交代,从外交上说,也是制约日本右派的一种手段。中国百姓喜欢息事宁人,可惜这个世界从来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强扭的瓜不甜,亚洲的复杂性决定了亚洲一体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牺牲基本原则去交换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只能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版。

最近看到一篇网文,一个在德国跨国公司工作的网友说,来自日本分公司的交流通讯往往把日本汉字称为japanese world,这位网友担心,将来日本人会不会把汉字看成是自己的发明。其实他这种担心早已经是事实了。中日两国的汉字略有不同,有时中国人不知不觉就把中国汉字写上去了,这时日本人(往往是比较年轻的日本人)就会说,汉字本来不是这样的,你那个不是汉字。这就说明问题了。如果他说,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有所不同,希望写正确一些,这样,中国人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日本年轻人认为汉字“本来”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汉字的“本来”是在日本。再联想到近年来英语中越来越多的日本词汇,别的不想多说,就说bonsai(盆景),tofu(豆腐),origami(折纸工艺)这三个词。这些百分之百的中国国货,自从变为日本英语后,在外国人心目中就变成日本的原产货了。这还不算,许多人认为卡拉ok是日本人的发明,错了,那是韩国的原产货,自从日本人发明了日式英语karaoke后,全世界就以为那是日本的东西了,韩国人着急也没用。纽约布鲁克林区有个大植物园,当中特别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日本庭院(庭院难道不是中国苏杭原产吗?),而里头摆的全是盆景??-bonsai,愚蠢的美国人以为这就是日本??-一个历史悠久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优雅民族,当年他们用原子弹轰炸这个文明民族,实在有如古代的维京海盗到欧陆烧杀抢掠一般野蛮。马先生的姑息养奸换来的就是日本这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黑白颠倒的文化攻势和形像攻势。

大概马立诚感到有压力了,於是就搬出大人物来救命。说是“许多党政军人士认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奇怪的是,现在不是禁区重重的年代,难道这些党政军人士还需要一个马立诚来当代言人吗?当然,马立诚永远不会告诉人,那些党政军人士的心里话是什么,而他们之中是否包括成克杰,程维高,胡长青这些人。接着又搬出更大的人物来,说周恩来当年免去日本赔款大概也早就符合他马某人现在发明的”新思维“构想的。不知道马先生是健忘,或者是年龄尚轻的缘故,京都岚山上的周恩来纪念碑被日本右派破坏,正是发生在日本左派势力尚丰,中日关系尚好的70,80年代。而周恩来在世时难道没有经常谴责日本右派吗?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先生难道完全不知道这些史料?

马先生看来已经招架不住了,於是说,他的”新思维“只是提供给中央的决策者多一种选择。可是,中央决策者似乎没有领情,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向伊拉克出兵乃至钓鱼岛问题,中国政府照旧谴责,高铁问题,中国政府倾向于否定日本,思维并没有变”新“。日本人花在马立诚身上的投资算是白费了。

听过不止一个日本人对我说,日本人怕韩国人,但不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虽然人多,但是没有power。这种power,就是团结对付日本人的勇气。对日本人的仇恨,韩国人是纳入到义务教育中年年讲,月月讲的,即使在日本的韩国留学生也有人敢於面对教授表达这种仇恨。东京的韩国人学校,不顾日本社会的反对,坚持穿民族服装上学,迫使东京教育部门从法律上认可他们的做法。日本人当年在汉城的总督府,原来的朝鲜皇宫,韩国人定为旅游必到的景点,并且详细记载着当年日本人烧皇宫,抓国王的罪行,所有日本游客无不掩面经过。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除了经济因素美国因素外,就是因为十几年来,中日友好的口号把先自己喊糊涂了,这种政策的结果就造成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有求于他们。如果再按照”新思维“做下去,在日本人眼里,恐怕连草芥也不如了。近年有时显得非常幼稚偏激的,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矫枉过正。

有没有中日友好这回事?当然有。20到30年后,中国收复了台湾南海,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取得优势后,日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中日友好就会比较顺利地发展。不过到那时,日本也就用不着马先生的“新思维”了,马先生再去日本时,再也不会有前呼后拥了。

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中日之间经济热政治冷的基本格局仍然会继续下去。不论从世界的格局考虑,还是从周边外交考虑,“中日友好”的调子仍然要唱,目的是把对方唱糊涂,而不是先把自己唱糊涂,更不能学马立诚醉卧怡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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