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于5月18日发表了《柯灵为何诋毁抗战文坛──回顾文艺与抗战关系的一场跨世纪争论》一文，并组织公开讨论，人民网中日论坛同时转载。两个月来，仅直接阅读者的总点击数已超过5000，有许多网友参加了讨论。考虑到此文长达28000字，在线阅读太费时费力，现听取网友建议，请作者删节了三分之二篇幅后，作为缩编稿易名发表。如果需要了解原文中的详细背景和讨论意见，仍可以点击如下网址：
一、“中国918爱国网”动态版
http://www.china918.net/91805/newxp/ReadNews.asp?NewsID=977&BigClassName=%CD%F8%C2%E7%C6%C0%CB%B5&SmallClassName=%C8%CB%C3%F1%CA%B1%C6%C0&SpecialID=15
二、“人民网－中日论坛”精华版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293557&typeid=18
 
   1

　　1938年12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新任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其所掌控的《平明》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编者的话》，提出并实践了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鉴于在两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中，爱国者的血迹未干之时，梁实秋就在他主编的《自由评论》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提出“弱国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公然表明了自己是一个对列强侵略的不抵抗主义者；因此，一当《编者的话》出现在执政当局的权威报纸上，立即受到报业界和文艺界的批评与声讨，群情激昂，震动文坛与政坛，最终导致梁实秋成为《中央日报》的替罪羊而辞职离任。

　　梁实秋与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承认这是抗战大势造成的必然结果，指责“左翼文坛”“依靠断章取义入人以罪”，故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屡屡发表翻案文章。1986年7月，大陆著名作家柯灵在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时，以特约主编身份，为该丛书散文卷撰写了一篇《回首灯火阑珊处》的引言(1)，用大量篇幅，对这一史案来了个底朝天的大翻案。由于在抗战爆发之前，梁实秋曾代表新月派和“第三种人”，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盟之间，主要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柯灵便认定这场曾经震动全国，延伸海外，并且余波涌荡几十年的文艺与抗战关系的原则性大争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场笔墨官司”，是由“左翼文坛”极左“宿疾”造成的一个最大的文坛冤案，亦即认定梁实秋是受到了“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极左势力”的无端迫害，故竭力呼吁给以“平反”。为了达此目的，柯灵把批判对象从抗战文坛，一直上溯到左联与鲁迅，直至否定整个新文学运动。他在《回首灯火阑珊处》一文随《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付梓的同时，又急忙投寄给纽约《中报》副刊和香港《星岛日报?大会堂》刊出；在那一时期，他还发表了同一主旨的《致陈白尘、董健书》、《现代散文放读──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等文章，同样采取向海内外多家报刊一稿多投的做法，制造轰动效应，引领一些不明真相者闻风起舞。

　　柯灵勇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将“心中存在了五十年的疙瘩”转化为行动，直接否定抗战文坛和新文学运动，对于这一惊世之举，传记作家姚芳藻于2001年底出版的《柯灵传》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仿佛是一股暖流融化了山巅上的冰雪”，“为大家带来春天的气息”，“宛如阵阵春雷，震动不仅国内，而且整个海外华人文坛”。(2)

   2

　　任何史案能够经久不衰地持续争论，都说明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一场文艺与抗战有关或无关的论战，竟成了跨世纪之争，争论的实质始终是一个要不要爱国和敢不敢抗战的大命题。

　　1938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残酷和痛苦的阶段。日寇于1937年底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开始的大屠杀，进行了六周之久，一直杀到1938年的1月中旬，仅有尸体可证的被害中国人就达三十万之多；济南、徐州、开封、郑州、广州、武汉等一系列战略重镇又相继陷落。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野蛮凶残的程度，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强敌面前，执政当局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其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于此前后，以著名作家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也相继附逆当了汉奸。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执政当局的中央机关报公然发表编者言论，号召作家撰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并连续刊登醉酒做梦吟风弄月的消闲作品以作引导，等于劝诱搏击在生死线上的同胞，放弃救亡重任去醉生梦死，理所当然被国人看作是执政当局由积极抗战公开转向消极抗战的政治动向。

　　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作家柯灵以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用十分轻佻的语言教训“左翼文坛”：“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他闭眼不看日寇杀人的血光“笼罩天地”，掩耳不闻日寇灭我中华之心“执一以求”，偏要主张在炮火连天的抗敌鼓角声中掺进与抗战无关的雅乐。这样做，岂不刻意要再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情景？

　　柯灵还教训“左翼文坛”说：“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好善，谁不如我”这种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治的时候了。”

　　不难看出，柯灵对“左翼文坛”已经到了多么深恶痛绝的程度。其实，这番疾言厉色的训斥，完全套不上抗战初期的情况。自“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以郭沫若、老舍、巴金和冰心为代表的一大批怀有爱国壮志的作家，不分党派信仰背井离乡奔赴前线或敌后，排除艰险，不怕牺牲，用自己的笔，直接参加了抗日斗争。那时候，重庆是临时首都，众多爱国作家们，无权无势，动口动笔稍不小心照样要受到各种专制法规的查禁制裁。有什么本事“嘘气成云，飞唾为雨”？

　　谁都知道，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于1936年初主动解散。而被柯灵口口声声所贬斥的“左翼文坛”，实际上正是抗战文坛，是聚集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旗帜下的一个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群体。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都有，标志着中华民族文艺界史无前例的大联合与大团结。半个世纪后，柯灵用文坛教主般的口吻，像训斥黄口小儿似的教训当年的爱国文坛：“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敦促“下决心根治”酷爱绝对化的“宿疾”；还要启蒙整个爱国文坛懂得“人之好善，谁不如我”这个“平凡的真理”。

　　“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原是近代高僧印光法师（1861─1940）的名言。柯灵向抗战文坛灌输这一“平凡的真理”，竟是为了借用“勿抗恶”的宗教理念，宣扬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在抗战期间遍地血腥的时候，柯灵断章摘句地拿出高僧的话来混淆敌我麻醉人心，对佛也是一种亵渎。东条英机、汪精卫和嗜杀成性的万千日本侵略者个个也是人，也“好善”吗？面对日寇杀戳而不主张抵抗的人，那是纵恶，绝不是“好善”。

   3

　　为了赢得对历史论争的终审裁判权，柯灵在《回首灯火阑珊处》一文中还作了一番精彩的自我评价：“我检查一下我自已在八年抗战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相反，我并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出于掩盖真相的动机而造成的自相矛盾，难免让人啼笑皆非。八年抗战时期，柯灵一直心甘情愿地留在被日寇围困和占领的上海。他既要吹嘘自己在“八年抗战中所写的东西”“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又要加上“包括直接间接”的伸缩语，再要加上“几乎可以说”的虚饰词，还要加上“例外”情况。这个“例外”非同小可！指的是三年又八个半月的上海沦陷期间所写作品，是与抗战无关的，只是因为“格于环境，不得不然”。那么，此前的四年零五个月总该都在鼓吹抗战了吧？然而一查，不对了，有的文章虽然与抗战有关，那却是劝导人们不要去抗战！

　　当全民抗战爆发十个月之后，留在被日寇包围而成“孤岛”的上海租界里的柯灵，于1938年5月2日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以他当时最常用的笔名“陈浮”发表了评论《切实一点》，公开主张对日寇侵略者实行不抵抗主义。

　　文章的开头，柯灵也像梁实秋嘲笑“抗战八股”一样，起劲地贬斥“口号文学”，文末更讽剌呼喊抗日口号的人“放空心大炮”、“命如纸薄心比天高”，显然认为中国必亡的前途已经无法改变。柯灵说：

　　“目前中国也正是“杀!杀!杀!”的时代，热情的价值，应当更高了。然而跟着热情的价格同时在高起来的，却是理智，是深谋远虑，严密的组织，切实的工作。在前线用武器实行“杀!杀!杀！”的，当然也重要，在街上汗流浃背地奔走呼号的，当然也重要。但我们假如大家都去喊，还有谁来听？我们所有的男子一古脑儿上前线，一大批少爷兵老爷兵，踉踉跄跄的冲锋陷阵起来，胜利的把握，会比现在更大吗？”

　　“上海沦陷之后，许多热血之士都跑了。这是对的。但我们这里，实在也还需要切实沉着的工作者。我想：我们其实很可以不必再坐立不安，而有些教育，也大可不必若有其事的苦劝青年“到内地去”了。横眉先生以为“如果不能够走更远的路，做更多的事，肩更重的担，则还不如驻在岛上，生些火，洒些水，种些花草，来得切实而且有益。”（见四月二十八日本刊，《孤岛我见》）这实在是恳切中肯之谈。”

　　否定起点，也就是取消终点。这原本是一条铁则。在抗战初起之时就咒骂“抗战八股”和“口号文学”的人，虽然慑于人心所向的抗战大势，不得不做点应景文章，但心底里都是抵制抗战的。抗战开始还不足一年，离南京大屠杀还没过半年，当日寇杀中国人杀得血流成河的时候，正因为还有人甘当顺民，不愿抗战，爱国文艺家才要高喊“杀！杀！杀！”的口号，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柯灵说“大家都去喊，还有谁来听？”是喊的人太多了吗？还是有人故意装聋作哑？当时，中国人尚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日寇的进犯正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如能动员全中国青壮兵源的十分之一，就达二千多万，就可置敌人于灭顶之灾。事实上，日寇铁蹄所到之处，不分老幼奋起抗敌的壮烈场面比比皆是，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有身为青壮年又极端害怕面对强敌，宁愿当亡国奴的人才会故意危言耸听，拿老人孩子作挡箭牌。

　　柯灵挖苦说：“上海沦陷之后，许多热血之士都跑了”，试问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是跑向抗日战区的。喊“杀！杀！杀！”唤起民众，难道不需要深谋远虑和大智大勇吗？怎能说是不理智不切实呢？上海是一座发生过“一二八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的英雄城市，展现过轰轰烈烈浴血奋战的壮伟画卷。不妨对比一下被柯灵排斥于“理智”和“切实”之外的时代景象吧：就在“七七事变”的当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即召开成立大会，就号召上海的文化人士上前线，直接参加抗战。会议通过宣言庄严指出：“我们文化人士上前线，与全国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族是决不让自己的领土主权遭人侵犯的伟大民族！”宣言一出，当即就有大批爱国文化人踊跃上了前线。至于广袤神州的抗战呼声和义举，更是惊天动地了。

　　今天的青少年也许难以想像抗战初期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最为严峻的不是外来侵略者的凶悍，而是国内投降派和不抵抗派的夺魂喧嚣，以至在国民参政会上，爱国华侨陈嘉庚要愤怒提出在日寇退出国土前“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那些丑类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政府要员便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恬不知耻地公开反对抗战，许多人早早地为自己当亡国奴作好了铺垫，写文章暗送秋波和立此存照便是某些文人最擅用的一法，头号文化汉奸周作人就是这样走上附逆之路的。上海沦陷后，这座东方第一大都市立刻成了日寇疯狂搜刮资源的重要基地，实行了严密的法西斯统治，除及时奔赴前线或内地的热血分子和原地坚守节操者外，不少文人投进了敌伪怀抱。著名的“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还公开喊出有奶便是娘的口号：“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顿时成了“东亚新秩序”的吹鼓手。另一名反对文艺为抗战服务的著名作家陶亢德，曾在1939年《鲁迅风》第7期上发表《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一文，呼吁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应予赞成，毋庸异议”，转眼间就成了日伪文坛的宠儿，还腆颜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当时汪精卫的纲领性口号也就是“反对唱高调”、“抗战必亡”与“和平救国”。柯灵在《切实一点》中的话，对照汪精卫的主张如出一辙。这类话语后来都成了日寇驯养奴才的标准用语，也成了反对抗战和苟且偷安者的典型遁词。谁要是听从柯灵的教导在日寇铁蹄下“切实沉着地”工作，只能成为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模范帮凶。一切不抵抗主义者的蛊惑所造成的罪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否则不能解释汉奸汪精卫的军政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展成为一支遍布半个中国的浩荡队伍，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先后竟会有五十多万的正规军，成团成师成军整建制地投降倒戈，充当汪伪“和平军”的主力，配合日寇残杀中国人。当时在华日军约为二百万，而汪伪军竟超过日军而达到二百十余万，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出现了一国的投敌卖国军队总数超过外来侵略军总数的可悲怪事，让中华民族为之蒙羞！

   4

　　在风樯阵马的背景之下，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只是表达一种消极抗战思想，而柯灵的《切实一点》，却是以奴隶总管式的口吻责骂抗日者，公然提倡俯首当顺民。并且，柯的《切实一点》要比梁的《编者的话》早七个月出台。足见柯灵竭力为梁实秋翻案，其重要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掩护自己反对抗战的真面目。

　　文章是人做的，没有骨气的人终究做不出有骨气的文章。日寇入侵以后，梅兰芳蓄须明志于上海市井，程砚秋隐居务农在北平郊外，他们就不信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那个理，宁可罢演过清苦日子，也不让日寇汉奸们赏心悦目，更不给他们粉饰太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他们的品格与柯灵冰炭相异。文天祥有诗云：“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世界上凡是存在着或潜伏着内忧外患的任何民族，勇于抗强拒暴不甘受奴役的精神，永远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至于自己口袋里揣着“良民证”，不惜卖乖帮闲，过后还要去抨击那些无所畏惧奔赴抗日战场的爱国文人，甚至因为他们反对在民族存亡关头去号召人们写作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就要咒骂为“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宿疾”患者，咒骂成不顾大局盲目为“宿怨”而争斗的愚顽狭隘的一群，甚至还把当年抗战作家对梁实秋的正常批评，诬蔑为咬人的“??”行为，这哪里还有中国文人的道德良心可言！

　　文艺“与抗战无关”问题的争论，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由于柯灵的论文《回首灯火阑珊处》以引言形式发表在一部大型序跋丛书之首，是序中之序，具有权威发言人所作权威结论的气势，若干不明历史真相的学人正在将此论述视为经典到处援用；直到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柯灵逝世后，他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一事，还在当作文坛壮举广为传颂。“文革”的恶梦过去，一些作家、学者因为痛恨那曾经盛极一时的极左思潮，一时竟把柯灵误作为破冰解冻的春天之神，把他奉为“率先反省左翼思潮的历史偏见”的先锋，讴歌他“扭转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几乎捧到了当代思想伟人的高度。足见柯灵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的影响之大，惑人之深！

　　想为“与抗战无关”论翻案的人不少。翻案者设定的目标也各有差异，但翻案的手法却很相似，玩的都是偷换概念的游戏。他们在抽象概念上都赞成抗战，而在具体概念上则巧妙地反对抗战，用不抗战的具体概念去替代抽象的抗战概念。对于这种现象，被国际学术界称为“经典性、纲领性文献”的《编码/译码》(3)一文中，当代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霍尔以现代传播学为实证作出了解析。他认为：“话语一旦完成，必须被转化成社会实践。如果人们不获得任何‘意义’，就不可能‘消费’。如果意义不能和实践接合，意义也就没有任何作用。”将霍尔的理论作通俗解释，也就是说：任何话语即概念的意义，都在于转化为社会实践，但“编码”是不能和实践结合的，它只能作为符号或标志（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常说的“招牌”和“幌子”），往往带有虚拟性与招徕性，因而没有实践意义；而只有具体的“译码”（或称解码、读码）才有真正的实践意义。因此，“译码”才是设置“编码”者的真正目的所在。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侵华战争时，鼓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造福中国人民，这就是他们的“编码”，而“三个月灭亡全中国”，进而要奴役整个东亚，才是他们的“译码”。与此同时，汪精卫嘶喊“反对唱高调”、“抗战必亡”、“和平救国”，也都属于他的具有迷惑性的“编码”，而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译码”，便是货真价实的的投降与卖国。比较一下柯灵的《切实一点》，表述方法也完全符合霍尔提出的传播公式：“编码”部分也肯定“救国是大题目”，“译码”部分才是他开出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救国”药方，那就是不要对日寇喊“杀！杀！杀！”不要离开沦陷区，不要反抗侵略者，当顺民也“不必再坐立不安”，要“切实”地“生些火，洒些水，种些花草”。剥离柯灵虚拟的“编码”话语，用真意传播出来并要求国人付诸实践的“译码”部分，恰恰是倡导苟且偷生当奴隶，倡导抛弃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而屈膝投降。由此看来，运用编码与译码的技法，也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常胜谋略。运用这个技法和谋略做坏事，也可以借助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话来比喻，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5

　　真心要了解文艺与抗战关系大论战史案的人，只要把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摆到当时特定的文化秩序也就是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是不难得出公正结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文坛对梁实秋也早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梁实秋曾经反对文艺为大多数人服务，而当新文化运动遭到强权“围剿”之时，梁实秋却站到了比较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过《文艺自由》一文，非议当局的暴行。抗战胜利，当他的留美同学与好友、爱国民主斗士闻一多遭暗杀后，梁实秋愤慨于当局匆忙地处决直接凶手，玩弄既灭口又安抚民怨的骗人把戏，屡屡呼吁追查幕后真凶，一度使当局陷入尴尬境地。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性格中，还有着难能可贵的一面。而柯灵实际上要翻的案，并不只是梁实秋一人一事的案，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尊重当时的文化秩序。柯灵欠缺民族感情是显而易见的，常常会通过他的作品自发地流露出来。大汉奸周作人因为“卿本佳人”，他可以对其赞赏不止，爱恋毕生；在《给傅葆石的信》中他还坦言：“日本人对中国的爱国者倒是尊重的”(4)，这成了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留在“孤岛”和沦陷区上海的信念所系。按此逻辑，似乎被日本人杀害的三千多万中国人，并不是中国的爱国者，原本就该死！他在1984年11月于香港上海两地三刊（《香港文学》《收获》《读书》）同时发表的散文名篇《遥寄张爱玲》(5)中，把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清清楚楚地归功于日寇统治时期的文艺政策：“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张爱玲无疑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理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柯灵推崇张爱玲及其作品，却有着两个突出要点：一是认定张爱玲因为有赖于日寇和汪伪“一刀切断了”新文学传统，才有幸“大显身手”；二是表明张爱玲所以能“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就因为她写的是“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基于这样的认知，柯灵便无法掩饰地表达出了为中国人所不耻的观点：“不反对”日寇和汪伪，用文学艺术替日寇的殖民统治“粉饰太平”，是一种识事务者为俊杰的正当行为；日寇与汪伪“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又用怀柔政策扶植粉饰文学，更是一种应当感戴的德政。事实证明：日本殖民当局由于张爱玲的作品给他们粉饰太平做出了贡献，所以才会把她视作帝国的功臣和贵宾，特邀她为“大东亚文学会议”的代表。如此说来，莫非在柯灵的心目中，当初就不应该抗战，甚至最好把赶走了的日寇重新请回来，让殖民者的战刀把新文学传统彻底切断、剁碎，那才会出现他理想中的文学繁荣和新人辈出!

　　柯灵还在《遥寄张爱玲》中说到自己被日本宪兵队拘询一事，感念了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的搭救（胡兰成时任汪伪政权的中央委员、中央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制局长、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世人称为汪逆的“公馆派儒将”和“文胆”）。柯灵在被拘第六天安然脱险后竟忘了身在何处，尽管仍旧踯躅在日寇铁蹄下，还要情不自禁地发出“人世真是美好”的赞叹。在1997年2月12日致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信中又说：“释放后，每星期天还要到宪兵队报到，月余后才宣布中止。每次报到总是忧心忡忡，十分紧张，惟恐又被扣留”。(6) 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在日寇面前丧魂失魄之态，果真是“好死不如赖活”！求生本能固然人皆有之，可是人们不能忘记，柯灵一贯是以“铮铮铁骨”的爱国英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就让人表里对不上号了。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柯灵对自己这种有损国格人格和士节的可悲情状非但不以为耻，反而当作人生华章在海内外的著名刊物和国际互联网上到处炫耀。难怪在抗战时期曾经专门研究过汉奸档案的台湾著名作家刘心皇，在他所著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7)一书的开篇《目次》中，就赫然把柯灵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

   6

　　研究柯灵的相关著作还可以发现，只要略去“编码”部分，和盘托出“译码”部分，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以及政治变革，实际上都采取了异常蔑视的态度。

　　就说《回首灯火阑珊处》吧。“灯火阑珊”，是灯火将残的意思，柯灵将这个词组用在《中国观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的引言标题上，当然不是取其诗意而是用其内涵。柯灵在其他文章中也说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一种深深沉浸于其中的宗教般的迷狂”，这类话语跟“灯火阑珊处”的意蕴完全一致，跟他否定“左翼文坛”的态度也完全吻合。20世纪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伟大世纪，中国人民既有沉痛的曲折，更有辉煌的胜利。至于抗战文学，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普及于整个大后方和抗日战场，对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而柯灵却认定20世纪的中国文学，至少从抗战开始就陷入了昏暗时期，成了灯火将残的没落文学，进而作出了凄惨悲凉，迹近于一笔抹煞的评估。

　　柯灵在评估中国现代政治状况时说：“白色、红色，五颜六色的恐怖浪潮，几乎淹没历史之舟，不免使人谈政色变。”还说：“政治理想和政治实际是两回事，政治理想常常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政治家拿来披在身上，招摇过市。”(8)  竟把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切政治，包括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雪耻强国振兴中华的崇高政治理想和伟大政治实践，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咒骂在一起。其实，否定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以虚击实，直接目标正是为了否定现实政治。柯灵诅咒一切革命，对历史采取这样的虚无主义态度，正是他在为梁实秋翻案中另设是非标准的根源所在。

　　世界各国反侵略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抗强必须对内振弱。正因为这个道理，韩国迄今还在严厉实施《亲日真相查明法》，对60年前日本统治时期韩国人中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进行彻底调查，不仅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更为了严防亲日分子的残余势力和政治影响遗害国家。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论经历了多少曲折坎坷，终究是千百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献身的神圣事业，尽管需要不断地严肃反思和认真总结，但决不可以任意诋毁。我们更应当居安思危。一旦外敌入侵的战祸再起，如果按照柯灵的逻辑，文艺必须抗战的主张便会受到无情谴责，文艺与抗战无关的主张必将沉渣泛起，大汉奸和粉饰殖民统治的文学就会获得纵情赞颂与传播，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一切政治理想都要受到嘲讽和诅咒，那还谈什么众志成城团结抗敌？所幸时代在前进，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新文学和新文化事业，终将通过重重磨砺和反复考验，在后继者的努力下，在不断的扬弃和吸纳中与时俱进，走向新的辉煌。
　　                                                                    
??????????
     (1)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见《柯灵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2) 《柯灵传》第72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见《柯灵文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268页。
     (3)  见《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编码/译码》一文。
     (4) 《柯灵文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5)  已辑入柯灵散文集《墨磨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7月版。
     (6)  载《人民文学》1999年第10期《柯灵书简》，另见相关网站。
     (7)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之九），刘心皇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8)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序言《历史之舟》，《柯灵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此文原名《柯灵为何诋毁抗战文坛??回顾文艺与抗战关系的一场跨世纪争论》，2005年5月18日发表于中国918爱国网动态版，人民网中日论坛精华版同时转载。原文长达28000字，这是根据读者要求所作的缩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