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两周后我诞生在天津。从童年的依稀记忆起我就在日寇侵华的乌云笼罩下过活。
那时我家住在天津河北地区，在由北站到金刚桥的大经路上就常看见整卡车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游弋。七七事变那天早上，先是日本飞机轰炸，飞机一次次飞过，低得就像要刮着房顶，炸弹就落在家附近的河北高等工业学校。该校是河北工学院的前身，我父亲当时在那里任教。该校抗日知识份子很多，这次日寇把学校给炸毁了。当时在敌机刺耳尖啸声和大地摇动中我和姐姐躲在桌子底下，防备房子塌下来。轰炸刚过，日寇就在胡洞口架上机枪，端着刺刀挨家挨屋搜查。眼看这架势，人们纷纷离家逃难。我们一家只带了两个包袱在傍晚随着人群逃到一个教堂的院子里，大家挤在露天里过夜。第二天托了人带着在英租界的卡子口等了一整天，才逃进英租界，这已算很幸运的。我们在父亲一个学生家挤住了几个月，大水灾过去后才租了房子住，但我父亲是失业了。
住在租界里没有日本兵，但是也有时听到大人们偷偷说到日寇的横行。最先听到七七事变那天日军在北平释放了毒气，只因那天下小雨，没有造成大灾难。在法租界劝业场里我看见大量的日寇屠杀中国人的照片摆着卖，照片上中国人被扒光了反绑着双手砍头，死尸一排排，没有脑袋，地上的人头滚得满地，一旁日寇还在砍更多的人。有时也听到八路军在广大敌后抗击日寇的零星消息，但人们不让小孩子听，怕乱说出去。一次我得了腮腺炎，家里人带我出租界去看病，在卡子口排队等日本兵一个个搜身检查和盘问，还要在刺刀下向日本太阳旗鞠躬，一去一回两次过卡子就用了两个小时。回来后我作了一个噩梦，梦见我被日本兵割掉了脑袋，我光喊但是没有声音，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至今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对这个噩梦的记忆还时常出现在我脑子里。当时汉奸、特务、密探很多，谁说了对日本统制不利的话，就会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直至用各种办法杀死。活着出来的不多。我们有的老师突然不见了，过些时候才知道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受尽酷刑，能活着放出来的还算万幸，但人已经残废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我家旁边的英军兵营住上了日本兵，租界也不存在了。日寇就不只宣传‘中日亲善’、‘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这些假话了，还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皇军’的‘大东亚圣战’，要实行‘战时体制’，就是一切资源都拿去供日寇打侵略战争。粮食、布匹、药品、煤炭、食盐等等都是受控制的战略物资。随着一次次地搞‘治安强化运动’，抓的人、杀的人越来越多，配给的粮食等必须品越来越少。配给只给一点点，还要半夜里就去排队，晚了就没有了。后来什么粮食也配给不出，就给混合面（其中大部分不是粮食）等等，人吃了拉不出屎来。路上常有人饿昏倒，遇到好心人能给一碗粥或一块干粮就活过来了。但谁也没多的食物，更多的人就饿死在路边了。
有一次我家里只有当作粮食配给的土豆，我连吃了三天土豆，结果大便像土豆泥一样，不消化了。后来的几十年里我一吃土豆就胃痛。那时我胃弄坏了，经常反胃，吃着饭就一口口地由胃里反倒嘴里，吐了又可惜粮食，就把它咽下去，咽下去了又再翻上来，每吃一顿饭总要这样翻腾若干次，而且饭后还要翻腾很长时间。我一生的胃病就这样开始了。我那时也泻肚，后来成了痢疾。而中国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尤其不能得传染病。不仅没有药，让日本人知道了，就很可能是抓走，去烧死或活埋。这就是日寇对付中国人发生传染病的常规办法。我父亲不知哪里弄来一大瓶硫酸镁，俗称‘泻盐’，说痢疾在中医认为是火，泻一下就好了，让我每天吃3小包。我就隔三差五地吃泻盐，弄成了慢性痢疾，折腾了我一生。
日寇给每个学校都派了个‘日本教官’，他们都是日本军官，不教课，就是监督学校的太上皇，看哪个不是顺民就叫宪兵队来抓。为了推行奴化教育，中学生都要受军训。我当时只有十一、二岁，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又是小排头，又瘦又弱，只显得脑袋大，穿上那身日式军装，戴上日本军帽，打上裹腿，系上腰带，左胸前白布标牌上写着学校、年级和姓名，活象三毛从军。在大太阳下拔正步走，我被晒得晕倒了，幸亏哪个中国教官看我是真不行了，让我到阴凉处呆了一会儿才缓过来。每周有几次军训，外加上有活动都必须穿军装，那年月军装几乎总不离身。裹腿放在衣带里，用时马上打好了集合。
所有的中小学都必须教日语。大家都不愿意学，日语教师也大多是为了保饭碗和不进宪兵队，不得不教。于是大家心照不宣一起糊弄日本教官，教师只要求上课时学生别闹，不愿听课就不听，考试时只让大家安静地抄书，10分钟就抄完了，出去。教师也就有卷子给日本教官交差了。我带着反对情绪上了近五年日语课，时间白花了不少，没学到什么。
那时中国中学生必须‘勤劳奉仕’，就是不上课，给日寇去白做劳工，当苦力。有一个寒假里日寇又要劳工，学校叫不来学生，可是完不成任务学校就可能被查封。于是学校只好放出话来：参加一天出劳工可以有一门功课不及格不用补考，参加三天可以三门功课不补考。我没有不及格的功课，可家长与校长是同乡加远亲，为了顾全学校我不能不去。天刚亮，我带了两个窝头和咸菜，还有一行军壶的水，走七、八里地去天津东站集合。大个子同学们到站旁的仓库领了大排子车（就是电影‘六号门’中劳工拉的那种车）。由大同学驾辕，我们小的，只能拉帮套。沿海河向东去十多里到日军1820部队的仓库里，在刺刀下拉上满车的军用物资出来，吃力地经过东站，穿过市区，拉到北站去卸货。然后把空车拉回东站交还。太阳下去后我才拖着两条腿走到家。这一天走了近六十里路。虽然是苦、累和白干，但那时人们最怕的还是被抓去当劳工，那就只有死在外面回不来了。
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我们才逃出了日寇的铁蹄。
我在童年受到的日本侵略的苦难远远比不上我们民族和广大民众的苦难，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回忆到童年，我怎么也回忆不出来快乐的事，只有在沦陷区当亡国奴的苦难。中日恢复邦交后，又有机会看到日本太阳旗和日本军帽了，我始终无法摆脱感情上对这些东西的憎恶，因为由太阳旗上我总像看到中国人民的鲜血，由日本军帽上我总像看到大量屠杀了中国人的日本兵的影子。这些年我接触到的，包括两次访日时所接触到的日本人，还是友好的，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不象德国人，他们不知反悔和谢罪。我们的年轻人千万不能忘记历史，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能让那段灾难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