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退役军人大聚会

    第一章,一群退役军人的会见

    我2005年10月去过辽宁锦州采访退役军区司令王世疆。91岁的王世疆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明年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事变70周年的日子,我采访的王世疆老人是唯一一位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士兵,又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职到军区司令级的人物。

    在“卢沟桥事变”中,29军同侵华日军拼死血战,牺牲了数千将士。到目前为止,幸存在中国大陆的原29军官兵还有8人。他们分别是:

    87岁,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张可宗先生。

    92岁,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先生。

    91岁,在辽宁省锦州市的王世疆先生。

    87岁,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马步先先生。

    92岁,在天津市武清县的冯义田先生。

    92岁,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孙敬生先生。

    90岁,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谢经远先生。

    89岁,在河南省项城县的崔金品先生。

    时至今日,在29军这8位老兵当中,有韩立才先生、马步先、冯义田先生、孙敬生先生、谢经远先生和崔金品先生还没有领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

    没有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冯义田先生、孙敬生先生给我来电话时,甚至着急地哭了起来。无疑,在“卢沟桥事变”中同侵华日军血战过,起码他们自己的心目中认为:这是他们人生最大的光荣。

    王世疆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区的司令员,所以,理所当然地领到了抗战胜利的纪念章。我和王世疆老人一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枚纪念抗战胜利60年的纪念章。在中国人心目当中,领到抗战胜利60年纪念章是一种光荣。我采访过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大部分幸存者,王世疆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住在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层的小楼,阳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疆的儿子也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因此,连王世疆的儿子都光荣“离休”了。王世疆单独居住,有个下岗工人帮助他料理家务。听说下岗工人的儿子上了大学,王世疆就自觉负担了那个非亲非故孩子的全部学费、生活费。

    王世疆对我说:“我留着钱没有用。帮助了别人,我最愉快。”

    我有原来铁道兵的战友在锦州市政府当领导,所以,我这次采访最为顺利,全是战友们亲自接送、安排。除去北京往返锦州的300多元火车票之外,衣食住行,全是战友自掏腰包。成保胜的父亲是老红军,潘海强的父亲是新四军,老班长锡元才的亲属是抗日联军,我的父亲是八路军。作为退役军人,我们的父辈曾经同侵华日军血战过,所以,我们这次也一起去采访曾经是“国军”的兵,后来当解放军军区司令的王世疆。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在1984年就取消了,在中国社会,原铁道兵兵种的退役军人已经很难聚会了。而且,大家自从退出现役后,已经有近30年没有见面了。再次相聚,自然是高兴万分。这次又一同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王世疆这位91岁的老人由于疾病,数年前截去一条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我们的采访。王世疆的思维很有条理性,他不紧不慢地从1936年他参加29军讲起。重点的地方他讲得很细致,我提问的时候他还把问题区分开慢慢回答。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务的下岗女工包好了饺子。连着几天采访,我们之间混熟了,他一会儿操纵录像机,给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录像;一会儿,又坐的床上给我们大家拉一段二胡。这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军人始终保持热情洋溢、精神矍铄地和我们谈话。

    王世疆的床头码放整齐的全部是京剧的录音磁带,如果我们没去造访的话,他除去看电视新闻就是听京戏的录音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使许多人关心起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来。平常,我分析,有很多人,已经遗忘抗战老兵的存在了。我的例证是:即使是专门的、相关历史的博物馆、甚至是独此一家的战争博物馆,也没有人想起应该作为“口述历史”的“最后资料”去专门登门采访他。

    日本人管发生在1931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叫“日中15年战争”。我作为一个研究报道抗日战争的作家也一直在追寻“日本人怎么占领了中国15?”这个问题。

    我采访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物,包括王世疆。事隔半年多,虽然我至今才动笔描绘王世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他在我的心中始终是清澈的、高大的、顽强的。他应该是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坚强不屈的形象。

    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听王世疆谈杀人的场面,他讲的栩栩如生,令人身临血腥其境。

    只是,这几个月,他家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这使我产生了不详的预感。

    今天是2006年4月21日,我给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领导写了一封信,问寻关于王世疆老首长的消息。发完信笺,我还又打了一次电话。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有想到,对方有了声音!

    ??是首长王世疆!他沙哑着声音说:“我刚刚出院,谢谢你想着我!”

    令我难过的是首长王世疆一再强调:“要问什么,就抓紧时间问,等我回答不了的时候,也就帮助不了你们什么忙了。人啊,年纪大了,说不定那一天呀,这是自然的规律。”

    “??您可别这么说!”我急忙打断他的话。

    我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作家,残酷的现实常常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脚采访,后脚,被采访者就离去了”。毕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75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69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距离今天也已经61年了。

    假设当事者是20岁,那么,他们应该分别是95岁,89岁和81岁了!

    如果说战争是一本“巨著”的话,那么,从1931年到1945年15年的抗日战争这本巨著的“活生生”的最后几页,也就在这几年打开了。??当战争亲历者随着自然的规律离去后,这本巨著就自然合上了。

    有谁能说《中日甲午海战》是一本“活着的”巨著呢?它其中的哪一页,哪一个人物会站在我们的面前,指手画脚地阐述:“……来远舰中弹后,海水顺着左舱弹洞蜂拥而进,舰身开始逐渐倾斜……。水手谢保彰,和其他活着的水兵满怀悲愤,弃船向刘公岛奋勇游去。那是发生在1895年的事情,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两周之内,被日本海军全部摧毁了。又过了几年,到了20世纪初页,从海面沉舰游回刘公岛,幸而逃生的北洋水师的水兵谢保彰的女儿出生了。……她,后来就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中国著名女作家,谢冰心。”

    如今,连脍炙人口的92岁的女作家谢冰心也已经谢世数年了。谁又能说《中日甲午海战》不是过去的“战争历史书籍”呢?

    是的,旧的战争巨著刚刚被人们码放到书架上;新的一本相关人类发展历史中关于战争的巨著,又打开了扉页;并且,从打开的巨著中,弥漫出呛人的战火和硝烟。战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而存在,王世疆老首长应该是“15年抗战巨著”最后几页中活生生的人物了。我能和他通话,当然高兴。

    在采访王世疆老首长时,我曾经直言不讳地问他:“你看,你还能活多少年?”

    王世疆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在卢沟桥我和侵华日军血战过,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走到今天,我始终为我选择的人生道路而自豪。我会高兴地走到不能走的那一天。”

    “你留给子孙的是什么?”我问王世疆。

    “我的历史”。91岁的王世疆沉着应战。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您怎么看?”我问。

    “坚决反对。那里面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名单。”王世疆回答。

    “如果外国侵略者再次入侵,您还上战场吗?”我问。

    “只要我手还能动!我还要上前线!”独腿老人王世疆回答的掷地有声。

    “29军官兵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只有一名士兵后来当上军区司令,你怎么看?”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王世疆说。

    “你怎么看你和国家的关系?”我问。

    “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王世疆回答。

    “您为什么90多岁还基本保持健康?”我问。

    “多愉快!少烦恼!”他补充说:“心情愉快可以不吃药”。

    “您的家庭都有什么人?可以问问吗?”我说。

    “我儿子72岁了,他1949年以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大孙子43岁了。有三个重孙子。小孙子在航海仪器厂工作,是个军官。”王世疆说。

    “您现在医疗条件怎么样?”我问。

    “住院的话,师以上是两人一间病房,军以上的是一人一间。”

    “能说说您收入多少钱吗?”我问。

    “6000上下。”他手指保姆说:“她下岗了,生活费200。她儿子出息,在上大学。我全部负担了。”王世疆保姆是个40多岁的东北妇女,她一直在夸她遇见这个独腿的老军人。

    我问抗战胜利60年,都有那些媒体采访您了?“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广州晚报,还有锦州晚报。”王世疆回答。

    “在战争年代,您想过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吗?”我问。

    “现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根本不知道。那时,全部用油灯点亮,身上的虱子一抓一把。一行军就是几天,一边走一边睡。常常几天吃不上喝不上。一场战斗打响,没枪、没炮、没有弹药,只有抡起大刀片、高声呐喊、血肉相拼;一场战役下来,伤员缺医少药!有的伤员只能呻吟、等死。可怜呀!可是,那时,不知道艰苦,打鬼子最重要!”

照片说明:作者和92岁的孙敬生老人在一起

    第二章, 29军幸存将士今何在?  

    能再次和首长王世疆通电话,我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恍若隔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急忙掐一掐自己的脸。我连忙向首长汇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

    “前两天,我给92岁,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先生去电话了,他说认识您,1950年时,还在军队办的学习班里一起学习过。韩立才先生说,在学习班里还因为什么事情和你发生过争论哩。”王世疆问我韩立才的近况,我说他老伴谢世后他一直独身。“而且,自己买菜、做饭。由于是“离休”,所以,他工资待遇很好。韩立才先生一直在写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回忆录,几十年来,他的往来信笺也有一书架了。我们常常通电话,也时时吵两句。”
首长王世疆说:“卢沟桥事变时,韩立才是中尉军衔的参谋。”

    我接着汇报87岁,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张可宗先生。由于老张老去“闹腾”,所以,地方政府的人都认识他。{作者注:这是老张自己的话,不是作者杜撰的}2005年,他从地方政府领到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章。但是,他生活非常贫困,夫妻两个每月领取195元的重庆地区最低生活保障费。另外,他的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负伤,作为残疾人,每月有15元的补助。我算了算,刚好折合2500日圆。这2500日圆刚好是两个老人生活一个月的资金。相比之下,可能四川重庆生活水平低。这些钱,可能也勉强够了。

    张可宗老人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是29军132师的士兵,师长是赵登禹。老张思维清澈,回忆有条理。可以说是个:“在贫困和回忆之中走完一生的人物”。

    老张也常常和我通电话。

    在最近一次通话中,老张希望和台湾国民党军队旧部联系,希望得到相关参加抗日战争的抚恤金。因为,在四川的老兵中,已经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和台湾原国民党军旧部联系了,并且,每月能领到一万台币的“退役军人抚恤金”。一万台币相当于2500人民币。

    老张问我,他是否可以和台湾国民党军旧部联系?我回答:

    “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来了几次了,每一次都和胡锦涛主席有完美的会见和交谈。沧海桑田,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文革的时候你联系,革命群众就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死你也说不定。而今天,我看,你如果联系的话,不会被抓起来吧?”

    电话那头的首长王世疆没有具体表态,他说:“??噢?”

    我接着向首长汇报的是92岁,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孙敬生先生。

    电话那头的王世疆说:“我认识他,还非常熟悉。1948年,在国民党77军,我当营长,他当副营长。1949年淮海战役中,我们一起拉起队伍投奔共产党的解放军。”我汇报:“孙敬生1955年评军衔是中校,后来到天津市工作。离休,工资待遇很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发抗战胜利的纪念章。因此,孙敬生非常着急,还常常落下眼泪。” 

    首长王世疆听了,也在电话那头儿叹气。

    我接着汇报92岁,在天津市武清县的冯义田先生。我去过冯义田先生的家,冯义田先生没有地方领取任何名目的金钱,他是农民。但是,冯义田先生自己认为他参加了“卢沟桥事变”是为国家抵抗了外国侵略者,所以,应该给予相应的报酬。也应该发给他抗战胜利60年的纪念章。冯义田先生多次去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应该没有什么人物理他,在抗战馆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可惜,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用处。

    万分沮丧之余,我听说他一病不起!呜呼,哀哉。
 
    冯义田先生儿子的电话是:022?68121968

    首长王世疆听了,在电话那头儿半天没说话。

    下一个需要向首长王世疆汇报的是原29军38师的87岁,在北京市清河居住的马步先先生。马步先在人民大学退休,原来是大学的财务人员。他居住条件尚可,有140米,退休金也有保障。马步先先生生性豁达、心胸开阔。抗战的时候虽然他天天冲锋陷阵、和侵华日军撕杀;可文革的时候他成“历史反革命”天天挨斗。现在,他还资助两名华北的贫困大学生和一名上海的孤寡老人。马步先和1951年出生的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每日享受天伦之乐。他和居住小区上上下下街坊的关系也搞的乐其融融,我估计这个乐观的人还能活很长时间。

    电话那头儿的首长王世疆听乐了:“我们29军官兵都是好样的!”

    89岁,在河南省项城县的崔金品先生是我向首长王世疆汇报的下一个29军人物。崔金品1935年参加西北军,现居住的河南省项城县,是普通的农民。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19岁的崔金品担当37师特务团张镇华团长的副官。“卢沟桥事变”后,担当过徐廷玑参谋长的副官。抗战胜利前夕,他担当77军副军长田春芳副军长的副官。论军衔,在29军仅存官兵中{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最高的。崔金品先生出身豪门,年轻时就追求进步,也追求时髦。根据他的亲属介绍:崔金品先生年轻时不但风流倜傥,而且,在40多年前,在村里就是第一个骑上“永久”牌自行车,第一个戴上“上海”牌的手表的人物。当然,他也是村里第一个“四类份子”;第一个“死不改悔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文革第一个在村里挨批斗的人。所以,到现在他还率先使用手机。这个“率先”,在目前,是29军幸存者中是唯一的。崔金品先生的亲属非常希望我去采访他,还计划资助我路费。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成行。
 
    90岁,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谢经远先生退休前是一家医院的院长。我有他儿子办公室7位数的电话号码,可惜,现在青岛市的电话已经升到8位数了。联系不上了。

    明年就是“七?七事变”70周年,我希望亲历“七?七事变”的仅存的29军官兵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还能健康地活着。我们希望大家还能常常见见面,谈谈感想。

    首长王世疆说:

    “是呀,‘人生70古来稀’呀!更何况69年前在中国全面爆发的抗战呢!”

    首长王世疆当过军区司令,所以,他能表达煽动性的话。他挥舞着右手告诉我:

    “‘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纪念日正在向我们走来。在‘卢沟桥事变’中,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29军官兵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那血雨腥风的日月,不应该忘记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应该忘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保家为国的民族精神、不应该忘记为了抗日而国共再次的合作,不应该忘记在卢沟桥上前赴后继、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29军官兵们。”(未完待续)(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  方 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6月14日

照片说明:1955年的解放军中校军官孙敬生
照片说明:2001年时,在天津他儿子家遇见的冯义田先生
照片说明:87岁崔金品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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