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不论是在奥运赛场,还是学校的操场,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每当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雄壮的歌曲时,一种对祖国的崇敬之情总是在心中油然而生!多少年来,这首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斗争的一支战斗号角。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中华第一歌呢?笔者就所接触的资料就此作一披露。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4年冬的上海,朔风呼啸,寒气逼人。在市区一间简陋的旅馆里,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时而仰天长叹,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又跺脚大骂不已……他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著名剧作家田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尤其是名流云集的大上海,到处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其中尤以“桃花江是美人窝”最为流行。“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看着窗外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耳闻从歌舞厅里传来的那些靡靡之音,作为中华民族一个血性男儿,田汉怎能不长叹,又怎能不愤怒!

  “现在是靡靡之音满天飞,特别是那首‘桃花江是美人窝’更是颓废之极。照此下去,人们的意志就会消弭在这靡靡之音中,会成为亡国奴的,我们必须想想办法才是。” 终于有一天,实在憋不住的田汉找到好友、作曲家聂耳商量起挽救时局的办法。

  “是的,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才是。”聂耳深有同感。

  “我写词,你作曲,我们搞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怎么样?”田汉说。

  “行,行!我看要搞就搞一首象《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那样有气势的歌,来鼓舞人们的斗志。”聂耳立即响应道。在此之前,聂耳虽已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总觉得还没有一首能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田汉的话可谓正中其意。

  两人说干就干,他们于是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写了一稿又一稿,但总是感到不满意。

  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并说:“题材由你定,只是希望在时间上能快点。”

  “行,我保证按时交稿!”田汉与孙师毅是多年的好朋友,自无推托之理。而且,他也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抗日题材的剧本,孙师毅的邀请自然也是适得其时。不久,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电影故事便在他手中诞生了(该故事由夏衍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并改名为《风云儿女》)。故事描写了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

  在创作这个电影本子时,田汉正因“抗日反政府”罪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过着逃亡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非但没有消弭他的革命斗志,反而激起了他更加高涨的革命激情。在创作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终于在1935年2月19日化成了一首日后闻名世界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这首歌既是为电影中的主人公而创作的,也是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所创作的。它在田汉的胸中如滚滚海啸,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猛烈,以至于他事先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情急之下,他将歌词匆匆写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并将它夹进了刚刚完成的电影故事本子中,随后便迅速离开了旅馆。他前脚刚走,追捕的特务就赶到了。

  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田汉却依然没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他还没来得及对这首诞生在流亡之途的“军歌”进行抄写整理便被捕入狱了,好在电影本子和歌词经过中共秘密组织之手转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这样写道:我拿到田汉留下的电影故事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纸的衬纸上,被茶水濡湿了,字迹有些模糊。我和孙师毅两人很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誊抄下来。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目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先去日本,然后转道去苏联和欧洲学习考察。就在聂耳即将动身之前,他得知田汉创作了一部抗日题材的电影故事,还写了一首主题歌曲,马上联想到他和田汉关于那首歌的约定,便找到夏衍说:“主题歌的作曲任务交给我吧!”

  “你马上就要赴日本了,时间上来得及么?”对于聂耳的主动请缨,夏衍自然十分高兴,但一想到电影马上就要投入拍摄,聂耳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又多少有些顾虑。

  聂耳似乎看出了夏衍的心思,便接着说:“您放心,我到日本后,会将歌稿尽快寄回的,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那好,你要抓紧时间才是!不过,要注意安全。”夏衍于是将田汉写的那首歌词交给了聂耳。

  聂耳回到家中,轻轻展开由夏衍和孙师毅抄写的“军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歌词仿佛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顿时在聂耳胸中奔涌、汇成了一股雄壮、激昂的旋律,以至于他仅用两夜的工夫就谱完了乐谱的初稿,并将这首歌改名为《进行曲》(后又改名为《义勇军进行曲》)。随后,他又找来《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大家都被这首歌所充满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并就歌词中某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如将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

  正当聂耳准备根据大家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时,他接到了组织上要他即刻离开上海的指示。于是,聂耳带着原稿,匆匆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耳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膺惩支那”的狂妄叫嚣,想到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祖国和同胞,聂耳义愤填膺,更增添了他谱好这首抗日歌曲的信念。没几天,《进行曲》修改稿便告完成了。修改后的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与第一稿相比,修改后的这首歌曲调更加激越、高昂。尤其是修改稿在原词“我们万众一心”前一连加了三个“起来!”大大增强了这首歌的激情与号召力,并将旋律引向了高潮,而在结尾词“前进”后面又加了“前进!前进!进!” 则使这首歌力度倍增,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1935年5月初,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了电通公司。此时影片的拍摄已近尾声。电通公司接到稿子后,立即安排演员进行组合录音。同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拍成后在上海首映。当影片在开始和结束时两次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都爆发出了阵阵抗日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响遍了整个上海滩,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这首歌便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播映而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然而,就在电影《风云儿女》放映之时,1935年7月17日,从日本传来一个噩耗:聂耳在日本藤泽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没想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生命中的绝响,悲痛之余,大家皆惋惜不已。不过,可以告慰英灵的是,正如当初聂耳与田汉所期望的那样,自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定期安排播放这首歌曲。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这首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美国还将它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齐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这下有些犯难了,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国歌。怎么办呢?

  “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怎么样?”

  “我看行,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行是行,但里面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不太好,现在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有人提出异议。

  “我看可以,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失却斗志。”

  “话虽这么说,但我总觉得这句话放在新中国唱不太合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齐将目光转向了郭沫若。

  郭沫若说:“我看把这句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出于对郭沫若的尊敬,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于是一致同意了郭沫若的意见。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郭沫若等人回国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的重视。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渌汀、姚锦新等4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国歌初选委员会”对这些应征歌曲一一研究,但都觉得没有一首适合做新中国国歌。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渌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毛泽东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做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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