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之子田申（右）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秋叶摄
人物小传：田汉，著名剧作家、歌词作家和诗人，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人，1898年3月12日出生，湖南长沙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艺术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1968年12月逝世。
田申，田汉之子，1924年12月出生，黄埔军校16期毕业生，1943年参加远征军赴印缅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晋察冀军区工作，历任营、团、师、军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离休。现任中国田汉研究会顾问、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号角，它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最终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8月28日，在总参谋部塔院干休所，国歌词作者田汉的长子田申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述了国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田汉最早发现聂耳的音乐才能
一张聂耳把田申紧紧抱在怀中的剧照，留下了田申对这位国歌曲作者最珍贵的记忆。
田申对比自己年长11岁的聂耳非常熟悉：“想起聂耳，我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英气勃勃、目光炯炯、热情豪放的青年形象。聂耳绝大部分不朽之作，都创作于1932年至1935年。这短短几年中，我和聂耳接触的时间非常短促，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八十高龄的田申精神矍铄，记忆过人。他回忆说，1931年，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手。此时的田汉，已是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听说聂耳的经历后，田汉找到聂耳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上海革命音乐发展的情况。聂耳当时正因为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而不满和苦闷，两人由于共同的音乐追求一见如故。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1933年，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开始了短暂却精彩的合作。
在田申珍藏的父亲遗物中，记者看到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铅笔字的16开稿纸，这是1949年9月田汉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向组织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
“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一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却处理得自然、有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稿纸早已泛黄，然而一代大师潇洒不羁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国歌的前身是《前进歌》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是1934年由田汉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主题曲《前进歌》。看歌词，它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非常相像。田申告诉记者，父亲当年也曾表示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谈起《前进歌》的创作背景，田申回忆说，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一同到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生活。懂英文的田汉看到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聂耳的脸也变得铁青，两只手紧握成拳头，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这些狗强盗！强迫中国人扛着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回去后，田汉很快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歌曲。在《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还出演了剧中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11岁的田申则扮演了老王的孙子小栓子。
1934年7月1日，该剧在上海正式公演。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融成一体，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很多人都眼含热泪。
国歌歌词诞生在香烟盒衬纸上
田申回忆说，1935年初，由于敌人的疯狂搜捕，田汉只好搬到上海法租界居住。当时音乐界有一些人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滥写“靡靡之音”，腐蚀人民的战斗意志。针对这种情形，田汉决心写一些能够唤醒民众斗志的歌曲。
恰在这时，田汉接手创作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原名《凤凰的再生》）。有一天，田汉突然文思喷涌，想写首电影主题歌。由于当时手头找不到纸，匆忙中把一段歌词写在了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这一段文字后来成为该剧主题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即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1935年2月初，田汉将刚写完的剧本交给了夏衍。2月19日夜，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被捕了。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里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田申说，那个时候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干部，决定派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
“在日本，聂耳用了两个月时间，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从日本寄回了修改后的歌谱。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加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铿锵有力、浑然一体。”讲到这里，田申无限惋惜地告诉记者：“这是聂耳和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为聂耳的绝唱！”
到日本3个月后，聂耳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身亡，年仅23岁。尚被关押在南京狱中的田汉听到噩耗后，热泪纵横，当即为忘年知己和亲密战友写下一首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1935年5月16日，上海出版的《电通画报》首次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义勇军进行曲》被唱响。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这支歌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抗击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
国歌成为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战歌
“在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它还以其高昂激越的曲调、鼓舞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传遍全球，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田申说，“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东南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欧洲和北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一支国际战歌。”
田申回忆说，抗战期间，田汉曾收到过寄自美国的稿费。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爱，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为《起来》。寄给田汉的钱，便是这张唱片的稿费。
陶行知先生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到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这支歌；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细节，都被田汉写进了为新政协国歌讨论提交的说明中。
田申还介绍说，1944年，马来西亚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一位名叫阿乜的马来亚抗日战士不幸被捕。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容就义。
“这首歌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是因为它表达和唤起了抗争不息、独立自强的精神。”田申说，“这种精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开国大典前《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
田申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惟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歌曲，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会上，享誉中外的画家徐悲鸿提出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纷纷赞同徐悲鸿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但也有人认为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适合新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则不赞成这种意见，指出不改歌词有“安不忘危”的意义。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在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在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全国政协委员田汉，就伫立在观礼台上。而田申作为华北战车团的代团长，刚刚率领受阅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听到联合军乐团奏响国歌的那一刻，田申热泪盈眶。他深深为父亲而骄傲，为聂耳而欣慰，也为自己曾经历过缔造新中国的战斗而自豪。
结束采访之际，田申动情地告诉记者：“时代在变化，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屈斗志不会磨灭，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不会改变，国歌永远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