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闭关锁国经过了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时,西方列强们却开始了瓜分世界的行动,改变日本国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1、日本的开国
黑船事件
  -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眼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觉得日本与世隔绝太令人不可理喻,同时又有着尚未挖掘的商业潜力,也许日本的封建制社会还能延续到二十世纪。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马可波罗传记中盛产黄金的日本好奇已久。日本横挡在新开辟的美洲--中国航线上,并拒绝向欧美的商船提供补给,也不让水手在那里躲避台风。这对于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当任何常规性的开国提议都没有得到幕府响应的时候,美国开始派出武装舰队,企图以武装要挟的手段逼迫其就范。1853年七月八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船上的大炮瞄向了岸上的炮台。这四艘军舰是奉美国总统菲尔莫尔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佩里到来的当天晚上,江户城便乱成了一团。武士们忙于备战,妇孺哭喊声震天,有钱的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大惊失色。从他七年前即位开始,西洋各国的叩关之声便随之而来,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梦。孝明天皇对黑船的到来一筹莫展,只能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十七天,乞求神灵保佑。
  其实在1846年,美国便有贝特尔准将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一次美国人显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早在佩里来日本一年之前,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并劝日本国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上下下没做任何防范,垂手坐待。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的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船员、提供煤水补给站等三条内容的国书。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请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又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表示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还警告幕府说,到明年春天如果美国的要求仍得不到实施,那么将不惜诉诸武力。
  自1635年德川家康宣布锁国以来,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使幕府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国书后急火攻心,十天后便辞世。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老中”阿部正弘不得就时局向各藩征求意见,这在将军独断专行的年代是史无前例的。江户幕府两百年来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庄严和威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荡然无存。
  第二年,佩里果真率领七艘军舰、两百门大炮和一千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显然是行不通。在武力威逼之下,依照菲尔莫尔总统的国书内容,幕府在三月三十一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其它各国闻到日本开国的消息后也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被迫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黑船事件以后,日本的主权受到侵犯,陷入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尽管当年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后来日本人却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后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其登陆处书有“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其登陆地点神奈川县久里滨每年都有纪念佩里来日的“黑船祭”。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面对新局势的积极态度。

尊王攘夷
  对于"黑船"的入侵,日本社会非常震惊,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内部就如何应对突变的形势产生了分歧。1858年六月,井伊直弼出任在幕府中掌握实权的大老一职,井伊主张对内加强幕府的专制权力,对外妥协。对外,井伊上台后不久就同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出卖日本的利益以获取西方国家支持;对内,先是罢免了幕府中主张改革的官员,还以将军的名义打击主张改革的大名。不久后,井伊大肆迫害反对派,很多改革派领袖遭到处罚,有的甚至被处死。因为当时天皇的年号是“安政”,故这次迫害事件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安政大狱”。在经济上,井伊顽固坚持封建经济,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压制强藩发展经济,他规定生丝等五种重要的出口商品只能通过幕府控制下的江户商人同外国商人交易,只有江户忙不过来时,各藩的商人才能把货物运到横滨直接卖给外国商人。
  井伊的行径显然是不得人心,为了反抗井伊的高压政策,长州、萨摩等西南诸强藩的激进武士们一方面准备起兵改造幕府,驱逐外国侵略者;另一方面,制定了暗杀井伊直弼的计划。后来尽管起兵计划未能实现,但暗杀准备却没有停止。1860年,反对派的十八名武士利用井伊登城的机会,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对井伊发动了袭击。虽然有六十名警卫保护,井伊直弼还是被砍下了头,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樱田门事件”。发动“樱田门事件”的武士们随后宣布,他们目的并不是反对幕府,只是为了清君侧。自此,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并有地主、富农、商人参加的“尊王攘夷”运动开始了。
  尊王攘夷运动的参加者被称为尊攘派,他们把列强在日本的横行归罪于腐败无能的幕府,他们除了得到部分大名的支持,还得到许多豪农、豪商的积极响应,财力雄厚的豪农、豪商不但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还在尊攘派遭幕府迫害时为他们提供隐蔽场所。尊攘派一面斩杀同外国势力勾结的幕府官员,一面袭击在日本横行霸道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
  1861年,尊攘派武士袭击了位于江户附近品川的英国公使馆,两名英国使馆人员负伤。一时间,日本的排外运动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和外国有关系的日本人,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袭击。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中下级武士走上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虽然对公卿大臣和大名们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出来领导日本的自强运动,但中下级武士也逐渐意识到更要依靠自己努力来改变日本的命运。于是,他们加强相互间联合,并得到了豪农和豪商支持,他们在尊王攘夷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尊王攘夷运动在西南诸藩发展迅速,这些藩的大名长期遭到幕府排挤,与幕府的矛盾比较大,他们希望借助尊王攘夷运动扩大自己在日本政治中的影响力,故此对尊攘派采取支持的态度。随着尊攘派不断壮大,尊王攘夷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地展开,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进入了鼎盛时期。
  1863年,长州藩的尊攘派对各列强的商船发动了袭击,与外国列强有利益往来的幕府发动兵变,把长州藩的尊攘派驱逐出京都,尊攘派以长州藩为根据地,准备卷土重来。1864年八月,两千多名长州藩兵进攻京都意图偷袭幕府,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幕府兵击退。因哈御门又称禁门,故这一事件历史上又称“禁门之变”。禁门之变后不久,英国、美国、荷兰和法国等四国集中了十余艘军舰,向长州藩的下关进攻,轰毁了下关各个炮台。长州藩面对强敌,只得妥协。九月,长州藩同四国签订了《下关协定》,规定:优待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并供给所需要的煤、水和粮食;不再新建和修复炮台;赔偿军费。这笔赔偿费高达三百万美元,由幕府负责。幕府为了惩罚长州,并决定派大兵征讨长州藩。在强敌面前,长州藩决定妥协,斗争的失利使尊王攘夷派重新考虑战略。
  
  1865年春,长州尊攘派改变了策略,提出只讨伐幕府、不再对付外国人的战略,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弊,改变策略而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出于无赖只得投靠法国,并于1866年七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的民众起义风起云涌,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九月迫使幕府撤军。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幕府将军德川庆也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一月,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剥夺了将军对国家的统治权。六月,倒幕军队进占了幕府的驻地江户,因1868年是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到1869年,幕府的残存势力被全部消灭。尊王攘夷运动以倒幕派的胜利宣告结束,日本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尊王攘夷”运动是一场主要以武士阶层发起的对内反对妥协卖国的幕府政权;对外抗击列强入侵的民族反抗运动。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尊王攘夷”运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国在遭受列强入侵之后,催生出的是官僚买办阶层,而 “尊王攘夷”运动却使得买办阶层在日本无立足之地。

2、明治维新
日本的富国强兵之路
  明治政府执政之后,提出了要突破旧体制,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政治。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成为了的新政府的中坚力量,被并称为“维新三杰”。1868年四月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改称江户为东京,并迁都东京,随后着手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新政府实行了废藩置县,解除旧藩主的藩知事职务,建立了近代的府县体制,这样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管理。于是,封建领主制被废除;实行教育改革,兴办近代国民教育;废除了武士垄断军籍的旧兵制、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取消封建俸禄。经过改革后,武士作为一个阶级也不存在了,国家更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华族和少数上层士族顺应潮流而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官吏或知识分子,政体的改革开启了明治维新的第一步。
  明治政府虽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起家的,但其根本目的却还是要富国强兵。明治政府上台之际,也正是日本倍受欺凌之时,日本人虽然当时有攘夷之意,却无攘夷之力,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态,希望变贫弱的日本为富强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普遍的要求,甚至对自己地位不满而发动起义的农民,也发出了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一等强国”的呼喊。明治维新就是依据“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这样三个纲领性口号进行的,这三个口号既是日本人民普遍的要求和愿望的反应,也显示了明治政府决策者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可以说,正是明治政府对世界形势和日本状况的清醒认识,使日本迅速地摆脱了困境。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口号下 ,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随后,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殖产兴业”是要在经济方面学习西方,兴办资本主义企业。“文明开化”是要在政治、文化上模仿西方,承认日本人在文明的开化方面落后于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敢于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与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在政体、文化上的守旧形成了鲜明对比。明治维新的核心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维新的总目标,也是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最终目的。离开了富国强兵,维新也就没有了动力,而且强兵又是富国之本。明治后期的重要人物山县有朋认为:“兵强则民气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日本后来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种子在这时就已经埋下。
  由于确立了强兵为富国之本,在新式企业中,最重要的还是军工企业。为此,明治政府开办了炮兵工厂、造船工厂,引进西方的新设备及新技术,制造出了诸如法式山炮这样的新式武器。采矿业也大量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师指导开采。明治政府在运用国家的力量兴办新式企业时,也注意倡导和支持私人创办新式企业,以优惠的条件,为那些有土地搞工业的资本家提供西方的机器设备。此外,政府对交通、运输、通讯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条件。1872年,东京至横滨的铁路通车,随后各地也都开始铺设铁路。政府在引进西方的技术及设备、移植西方近代产业的同时,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称株式会社)、银行制度、近代货币制度、近代公债制度和近代保险事业等也都陆续被移植到日本,并在日本落地生根。
  就在明治维新进展的同时,日本国民进行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但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势力越来越需要一部系统的法律给予保障,在明治维新后期领导人板垣退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日本国于1889年颁布了以德意志宪法为蓝本的《明治宪法》,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从而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离不开一批能力出众官员的出色工作,离不开普通国民的勤奋和努力。明治政府仿照西方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率、有权威的工作班子,它的许多成员都是留学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研究的人士。就这样,日本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目标,由于领导有方、措施得当,只经过了仅仅二十多年努力,就获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日本人的传统思想中的和衷共济及献身精神、尊崇权威和服从权威的精神在新的环境中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化了,并在明治政府的引导下为维新发挥了巨大作用。

 “脱亚论”在日本的确立
  ----日本是个有着侵略传统的国家,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古代日本的统治者就曾经吹鼓“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梦想以武力征服世界。在武士统治时期,就宣扬“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要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从仰慕西方列强的强大到自己也和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并且同时也学习和接受了西方的侵略理论。他们认为,只有在“文明者”之间才讲文明,对于不文明的野蛮落后国家则无文明可讲。为适用统治者的这种需要,被称为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论》,大力鼓吹日本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认为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我日本国虽地处亚洲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摆脱了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而日本的邻国中国和朝鲜却不思进取,古风旧俗依旧,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领土将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因此,日本应当脱离亚洲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脱亚论》是近代日本与亚洲诸国分道扬镳的宣言,福泽谕吉完全忘记了日本文明源于中华文明,更甚至于把有中国和朝鲜这样的邻国认为是日本之耻。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适应了明治政府向外进行武力扩张的需要。明治维新本来就是以强兵为第一要务,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在当时,向外扩张又是原始资本积累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西方列强的发展都与对外侵略和掠夺分不开的,日本以西方为师,当然也有强烈对外扩张的愿望。再者,明治维新并没有真正改善国民的生活状况,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因此,统治者也力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在这里,福泽谕吉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作为振奋爱国心的济世良方,并把侵略的目标锁定为朝鲜和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命运不外乎两个,要么亡国,要么政府被革命者颠覆。日本选择朝鲜和中国作为侵略对象,并美其名说是尽亚洲魁首的保护之责。日本就是这样在所谓的文明幌子下进行其侵略行径的。
  日本是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日本也是以等级观念来看世界的。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同样分等级的,正像日本是由上层等级统制下层一样,世界也是由那些“最高文明国家”统治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不仅显示日本要与西方列强共进退,还包含着日本希望成为亚洲之首的愿望。福泽谕吉把世界各民族分为几个等级,欧美列强是最高文明国家;中国、土耳其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国家,非洲和南美则为野蛮国家,由文明国统治半开化国、野蛮国家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脱亚入欧论”是赤裸裸的利已侵略理论,这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弱肉强食论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人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是因为日本军部和内阁分开,军部权力太大的原因。其实,军部权力大并不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无论军部权力大或者小,日本都无法避免走向军国主义。自古以来的尚武之风、朝野的扩张狂热,再加上福泽谕吉这种人物的思想煽动,就注定日本会走上这条军国主义道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在日本的确立,表明日本与其曾经无比推崇的中国儒家文化背道而驰了。

 “牡丹社事件”
  1871年十二月,琉球船民在海上遇风,飘流到台湾南部东海岸上陆,船员上岸后,与当地牡丹社居民发生冲突,结果约六十名琉球渔民被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日本当权者得到此消息后,马上就提出要向台湾兴问罪之师,统治集团中就此很快兴起一股“征台论”。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借《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之机,就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并狡辩说台湾东部的“土蕃”之地不是中国领土。1874年日本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犯台湾,大军登陆后欲征讨牡丹社。清政府一面向日本质问,一面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带领战船、军备入台,处理日本侵台事件。英国也对日本用兵台湾表示不满,武力侵台遇到许多困难。此时的日本羽翼尚未丰满,只好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1874年八月,日本政府任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交涉。他仍从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对清政府大肆恐吓,并要求清政府给予赔偿,他提出的赔偿额为数甚大,清政府不答应。后经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十月三十一日,腐败无能的清廷与大久保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中日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派兵侵台是“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被害难民之家,中国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退兵,其在台地方所有的修道、建房等,中国愿留作自用,并付银四十万两。
   “牡丹社事件”显然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但对清朝政府多少还是起到了警示作用。清朝政府于1884年成立了海军衙门,并逐年从欧洲购买一两艘兵舰回来,到1888年终于成立了北洋舰队,但自此以后,大清海军再也没有做任何添补。而日本方面,一直把中国确定为假想敌。到了1893年,日本已练成陆军二十三万余人、海军舰艇也达六万多吨、并且指挥系统单一化,从1878年日本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开始,就只需听命于天皇一个人。1893,海军也设立了战时大本营,从此,一切军事行动连内阁都管不着。此时的日本已经剑拔弩张,完全做好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准备。
  
3、甲午战争
朝鲜境内的战局
  对于蓄谋已久的日本而言,机会终于来了。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于六月三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首批部队于六月八日抵朝。但早在六月二日,日本内阁就做出入侵朝鲜、并就此直接与清军交战的决定。甲午战争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许多人以为只是一场海战,其实甲午战争是十九世纪规模最庞大的一场海陆两栖大战。此时的日本已远非二十年前“牡丹社事件”时期可比,无论在军力还是国力上与大清的距离都接近了许多。日方以清军入朝为借口,大批地调遣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机构。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就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最终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迫使清政府屈服。日军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并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而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1894年七月上旬,随着日本陆军陆续赴朝,朝鲜半岛上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国寄托于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清廷总理大臣李鸿章只得安排向朝鲜增派陆军。增兵计划是派四支援军共一万三千人,从陆路取道辽东、渡过鸭绿江赶赴平壤。由于道路迂远而难救牙山(朝鲜中部西海岸)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再抽调两千余人从海上直接增援牙山。由于招商局的船只正在别处运兵,而且担心从海路运兵会有危险,李鸿章决定租用英国船只运兵。为了确保安全,李鸿章又令北洋舰队派军舰随行护航保驾。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决定派“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为队长,率“济远”、“威远”、和“广乙”三舰编队,承担护航任务。但中国这次秘密的增兵行动计划,却被潜伏在天津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掌握到。日本大本营获得密报之后,决定采取海上偷袭行动,不宣而战。日军于七月二十五日对运兵船发动偷袭,由于日军有备而来,清军损失惨重。因这次海战在朝鲜丰岛附近,史称“丰岛海战”。
  在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情况是:七月十九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依据其外相陆奥宗光的训令,强逼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随后,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了以大院君李?应为首的傀儡政府。二十五日,大鸟圭介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就在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日本陆军第五师混成第九旅也于二十九日向清军叶志超部发动了进攻,清军败退到平壤。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八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等四部援朝清军一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八月下旬,提督叶志超和总兵聂士成也率领残兵由牙山败退到平壤,使平壤的清军兵力接近一万八千人。叶志超向上谎报牙山大捷而获得了清廷的明令嘉奖,并被任命为平壤清军的总指挥。但这位总指挥毫无斗志且平庸无能,既没有率军南下主动发起进攻,又不认真布置平壤防务,每天只知酒宴欢乐,坐等日军逼近。九月初,日军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因为叶志超的战守无策,各部众又不齐心,九月十五日平壤玄武门失守。随后叶志超弃城而逃,到二十六日,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
  
损失惨重的“黄海海战”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前出到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挫败之后,受李鸿章”保船制敌”的命令,主要巡弋于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九月上旬,清廷为增援平壤的清军,再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朝,北洋舰队奉命护航。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然与搜索前进的日本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 “黄海海战”。
  黄海之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大决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十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十二艘,从航速?火力等方面来看,日方也占有一定优势。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开战,日本舰队先攻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北洋舰队将其拦腰截断,重创了“比?”?“赤城”?“西京丸”等日舰,使之丧失战斗力而逃出战场。日本舰队继而采取背腹夹击的战术,其中“致远”舰受重创,管带邓世昌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希望能与敌同归于尽。但“致远”舰不幸中了敌舰的鱼雷,舰身爆裂而沉,全舰两百五十名官兵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到下午三时左右,北洋舰队的十艘战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剩下“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了日本旗舰“松岛”,使之丧失战斗力。随后,日本联合舰队收队撤离了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近五个小时的残酷海上大绞杀宣告结束。北洋舰队沉毁五舰,伤四舰,而日本联合舰队仅被击伤军舰五艘,未失一舰。这一结果,与双方的实力之间是大大不成比例的。
  黄海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日军的战斗力,推卸自己指挥不当的责任,并且更为消极避战。而此时,慈禧太后主和乞降的观点也逐渐趋于明朗。
  
清军在陆地战场的溃退及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在陆地战场上,平壤之战日军不但击败在朝鲜的清军,而且一举将战线推进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不仅使“海守陆攻”的总计划归于失败,并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布置坚固防线,以致在后面的战事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又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随后的战局能朝着其预定的最佳方向发展。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以陆军第二集团军向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一集团军则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陵所在地奉天(今沈阳)的巨大压力,掩护第二集团军的登陆作战。而清廷却实行了以主力保护直隶平原和奉天的错误战略,在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地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县)等地,但地处渤海正门户的辽东半岛兵力却严重不足。加上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了海军掩护,防御极为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十月二十四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三万人,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由于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又没有强大的预备队,日军第一集团军抢先在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随后,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设浮桥,强渡并攻占了虎山,其他各部清军得知虎山失陷,不战而逃。二十六日,日军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在日军第一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日军第二集团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余天,附近驻守的清军竟然坐视不理。十一月六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七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十七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的清军七名统领又互不统属,一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二十二日,日军攻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屠杀了两万余名平民百姓,全城仅有三十六名幸存者负责掩埋尸体。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因为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暂时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转为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
  日军以陆军第二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由大山岩任司令长官,共二万五千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一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十万以上,而日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仅部署官兵三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的只有一千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畏缩于威海卫港内不敢出战,坐以待毙。当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是完全可以组织一场对日反击战的。
  1895年元月二十日,日本第二集团军、包括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由于北洋舰队根本没有主动出击的概念,日军的登陆行动没有受到阻挠而十分顺利。至二十三日,日军全部登陆完毕,威海卫战役由此打响。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三十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三千人,营官周家恩英勇抵御,壮烈牺牲。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最终被日军攻占。二月三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了一座孤岛。随后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多次进攻。五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但仍以舰炮还击日军。十日,定远舰弹药全部打完,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十一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十二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送至日本旗舰。十四日,牛昶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与岛上所有军械物资,全部交给日军。十七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曾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方面的战事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海城等地。1895年一月十七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都遭失败。二月二十八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不到十天,清军百余营六万余人从辽东全线溃退。

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时,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签字,甲午战争宣告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共两亿三千万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十一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更加岌岌可危。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等列强贷款,不但利息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五十多年。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日本依靠获得的大量赔款,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其随后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失败最惨,影响最深,教训最多的,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为后来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小结:随着“黑船”的到来,也就宣告了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分道扬镳。日本民族自古以来的尚武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比满清政府快得多地适应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并且由一个受侵略者马上转变成了一个侵略者。
  古代的日本曾经全面地学习中国,而中国的自大及固步自封,使得原本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逐渐衰落,并且遗憾地与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擦身而过。这便再次应验了“满招损,谦受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两句至理名言。在那样一个各列强巧取豪夺的年代里,岛国意识、弱肉强食的思想促使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是一种必然,保守而不思进取的清王朝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也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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