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第一节  没有典籍的信仰:神道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国教,自洪荒时代发源,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日本的各个宗教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广。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12600余万人口中,有约12200万人信仰神道。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一个开创者所缔造,也没有一个记载着教祖言行的中心教典。原始神道是日本国土上自生自发形成的民族信仰。实际上,原始神道接近于自然神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地缘和血缘制约,历史上极少有传道布教活动。从这些特征上来看,原始神道实际上远远算不上成熟的宗教,而是处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自然宗教”阶段。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统治被推翻,天皇走上了日本政治权力的中心,为了给天皇的统治抹上神圣色彩,明治天皇通过一系列“教化”活动,把神道确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此,这一原本是民间自然神信仰的原始“宗教”,成了日本人精神理念的中心内容。在为日本提供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同时,也曾被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煽动,给东亚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自己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二战后神道也在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少数极右势力拒不反悔历史罪行的精神资源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深深嵌入到日本文化和历史最深处,构成日本人灵魂深处柱础的事物,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评价其功罪,只能把事实呈现给世人。
  
  一 神道的起源
  
  史前人类是生活在神话和幻想中的。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一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具有生命、意志、灵性和神奇的力量。崇拜大自然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看作是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双亲。生命因为有了天地万物才得以维系,山川草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冒犯的神灵。在人类学上,把这种崇拜叫做自然崇拜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早有人居住的时期,叫做绳纹时代,由于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带有绳纹而得名。绳纹时代原始蛮荒,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狩猎、捕鱼和采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存来源完全仰仗大自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冀望于自然物产的增加,因此,人们就通过对自然实施巫术,祈望物产因此增加。这是一个盛行巫术的时代。
  大约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的时候,水稻栽培技术由中国江南传入日本。日本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弥生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人们逐步定居下来,过上了农耕生活。在农耕生活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越发敬畏自然,从自然的恩惠中深深感悟出一种超越人为的不可测知的神意。定居的农耕生活使人们世世代代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祖宗崇拜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神道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出巫术,初步向宗教方向发展。
  日本的原始神话认为,日本列岛是由一对夫妻神??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所生出。伊邪那岐命是繁衍诸神的男神,象征着天,是天父神;伊邪那美命是伊邪那岐命的妻子,是繁衍诸神的女神,象征着地,是地母神。他们不仅生出了日本列岛,还生出了日、月、风、海、树等诸神。其中,他们的长女是太阳神,叫做天照大神,被认为是天皇的祖先。指的指出的是,在别的民族的早起神话中,太阳神一般都是男神,月亮神则是女神。而日本却是一个特例,其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月亮神性别和别的民族是相反的。
  
  二 神道的发展
  
  神道产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自然宗教。神道走上正轨的第一个推动力,是来自中国的佛教。
  公元645年,日本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改革运动??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后,日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积极模仿中国的政策,盛行于唐朝的佛教传入日本,大有风靡之势。这时的诸神,竟纷纷沦为佛的附庸,成了低佛一等的护法神。公元8-9世纪时期,一个带有浓烈佛教韵味的神道??两部神道诞生了。两部神道把神道和佛教的教义相结合,认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由金刚界(智、志、心)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这“两部”组成,形成了“佛主神从”的宇宙观。
  当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建立起一套经济上封建领主庄园经济为主,政治上武士阶层统治的体制时,神道里也出现了反对“佛主神从”的声音。在天照大神的主神宫??伊势神宫(位于今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为中心,提出了以神道为主体,儒、道、佛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这就是“伊势神道”
  到了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1688-1704),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相对太平的岁月。日本文化里也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所谓国学即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的实证性、变换角度的发掘研究,来达到思想复古的目的。由于复古主义的兴起,在神道里便出激荡起一股来势汹汹的复古浪潮。其目的是要清除融入神道中的儒学和佛教等外来文化要素,在先日本古神道那种纯粹原生质,即所谓复古神道。
  复古神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神道存在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对之顶礼膜拜。这种主张鼓吹了尊皇主义,宣扬了日本中心主义,幻想建立以神道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客观上成为后世侵略扩张的思想源头。
  
  三 神道的国教化
  
  起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真是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才从一个世界体系最边缘的蕞尔小邦,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由于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中,复古神道所宣扬的天皇中心论抬头,所以在政权归于天皇之后,神道被异常政治化。
  为了消除幕府的政治影响,整合日本民族,天皇惟一可假借的力量便是全日本一致的意识形态??神道。天皇颁布了诏令,施行“祭政一致”,即政教合一。并且复兴了日本古代的神?官制度,恢复古代的神?祭祀仪式,并且把天皇亲自祭拜天神地?作为基本国策固定下来。
  在复古神道潮流下,明治政府极力宣扬国粹,全国掀起一场“唐风一洗”歪风,废除了端午、七夕、重阳等带有中国风习色彩的传统节日。同时增加了一些带有神道色彩的法定节日,如纪元节(2月11日),神尝祭(10月17日),天长节(天皇生日)等等。这些节日中除了新年宴会外,其余都是参拜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的祭祀日。
  为了保持神道思想的“纯净”,明治政府还搞了旨在剔除神道中佛教思想因素的“神佛分离”运动。僧侣们纷纷被从神社中驱逐出来,不少僧侣还俗。佛教寺院也遭到极大破坏。
  经过这些准备,神道国教化的氛围成熟了。明治四年(1871)五月四日,明治政府向全国神社发布政令,宣布神社是国家的宗祠,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对全国神社进行了一元化改编。正式形成所谓“国家神道”。神道被正式国教化了。
  国家神道具有至高权威,从国家神道中派生出来的教派神道,以及佛教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家神道的附庸。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被作为所有神社的本宗,地位至高无上。
  在国家神道体制下,神道失去了作为精神信仰的本性,完全沦为天皇神权统治的工具,为军国主义的膨胀奠定了思想基础。
  出于政治目的,明治政府在日本,甚至海外,新建了大量神社。其中包括1869年建造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最初是用来祭祀倒幕运动 “戊辰战争”(1868)中为天皇而阵亡的3588名将士而建,初名“东京招魂社”。创建伊始,天皇便赐予一万石稻谷的领地作为祭祀费用。其数额之巨,体制之宏,仅次于伊势神宫。明治十二年(1879)正式更名靖国神社,专门祭祀对“皇国”有功的阵亡者。目前靖国神社内的“神”们,主要是嘉永六年(1853)之后历次日本内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海战中死于“圣战”个鬼魂,共约有246万人之众!二战中的特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一些战争狂人也被供奉在这里。靖国神社利用了日本人的灵魂观,认为通过祭祀和祈祷,死人的魂魄便会从远方漂回故土。以此来宣传效忠天皇的封建观念,把为天皇战死者奉为“护国神”,从而荒诞地把天皇绝对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推向正当化。
  二战后,军国主义的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败。作为军国主义阴魂和侵略意识根源的国家神道被美国占领军废除。神道被宣布为普通宗教,不再享有特殊地位。裕仁天皇也发出了《凡人宣言》,不得不走下神坛,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
  虽然神道的神圣假面被剥除了。但是神道作为日本人的深层精神却无法消除,至今仍然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发挥着无孔不入的影响。
  
  四 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
  
  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从降生到走向坟墓,甚至身后,神道的笼罩无时不在。只要婴儿呱呱坠地,神道就已经把他看作神的庇佑对象。在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出生后第33天,便要由母亲或者祖母按照神道的规矩,把婴儿抱到神社或者神宫,举行“初拜神宫”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孩子茁壮成长。
   神道的“七五三节”,也是日本民间的重要风俗。日本风习认为,孩子三岁、五岁、七岁、十三岁、十五岁、十七岁是吉祥年龄,尤其七岁、五岁、三岁是可爱的巅峰,男孩女孩分别是:女孩三岁、七岁,男孩三岁、五岁。在吉祥年龄期间,要举行三种仪式,即“蓄发”、“穿裙”、“解带”。“蓄发”意思是男女儿童三岁起开始留长发,并且头上套白发,祈愿长命百岁;“穿群”是五岁男孩开始穿日式裙子;“解带”是七岁女童,要解去腰间的旧腰带,正式扎上和服腰带。这是传统的“七五三节”习俗。
  依照“七五三”节的风俗,每年旧历11月15日,七岁、五岁、三岁的男女儿童便要跟随父母去神社举行仪式。传说旧历11月15日恰值天象上二十八宿中的鬼宿当值,是最高的吉日,这一天举行仪式,孩子可以得到最多的福泽。
  日本的婚礼习俗也充满了神道色彩。日本流行一种“神前结婚”仪式。这种风俗本来古已有之,但直到1900年,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大正天皇)结婚采取“神前结婚”仪式后,这种礼俗才开始风行全日本。最初这种婚礼要求把伊势神宫的分灵接到东京日比谷大神宫(今东京大神宫)祭祀,才能举行“神前结婚”仪式。后来只要设立祭坛迎接神灵,任何婚礼场所都可以举行“神前结婚”。现在日本约有70%的婚礼采用“神前结婚”。
  神前结婚的程序,一般要先在祭坛上供奉神酒与神馔,新郎要虔敬地接受神官“修绂”,而后夫妻向神敬礼,同饮神酒,奏誓词(新郎朗读誓词,新娘只要奏上自己的名字即可),献玉串,两拜两拍手,再拜。接下来全体宾客觥筹交错,共饮神酒,向新人致以祝福。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眷族灵”信仰。供奉眷族灵的神社称为稻荷神社。传说眷族灵是稻荷神社中的狐狸或蛇,威力灵验,而且会时时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眷族灵不够尊敬,那么整个家族都会因此遭殃。而如果对眷族灵小心敬畏,则会深得庇佑,有求必应。由于日本人普遍深信这一虚无飘渺的“神灵”,所以日本各地都有稻荷神社。就连东京银座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稻荷神社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一句中国老话,如今中国科学修明,人们已经普遍已经不再“疑神疑鬼”了,“神明”也就退避三舍了。但是这话用来形容日本人的话,至今恐怕仍然适用。由于各式各样类似“眷族灵”这样的“神明”太多,随时都有可能照顾不周,生恐怠慢了哪位而招致大祸,所以日本人几乎人人佩戴护身符。日本人相信护身符是“随身携带的神”,护身符在身边,就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日本的护身符类型数不胜数,有挂在汽车中的交通安全护身符,供在家里的安泰护身符等等。而且人们往往还在就寝之前,把随身携带的护身符挂在卧室高处,虔诚礼拜一番之后才放心睡去。
  
  日本的人类学家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一书中评论神道的性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神道的特性之一就是频繁地改变容貌,犹如一个不断“变换服装的偶人”。对于神道外观多变的历史来说,这一评价不可谓不中肯。
  原始神道本来是偏局太平洋一隅的蛮荒岛民的自然崇拜,带有许多“怪力乱神”的原始性质,却缺乏成熟宗教的庄严。是传自中国的佛教的到来,使日本第一次有了一批超越氏族、地域的神,迫使神道分化重组,迈上了第一个宗教化的台阶。经历了“佛主神从”之后,禅宗开始在日本流行,神道随即换上了“三教一致”(儒、佛、神道)的时装。日本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江户时代,中国儒学与日本藩幕体制气味相投,孔孟便在日本大行其道,也成了当时神道的新装。
  后来经过了“国学运动”的复古主义洗礼,神道变得狰狞而张狂,终于国教化,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二战之后,神权政治显得不合时宜了,神道也随即解衣,披上了欧美式民主自由的外套……
  如果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意识形态被作为国教,作为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精神象征,那它显然必须承担传承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使命。否则,民族的精神将何所依附?而这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终究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精神,才能保证民族传统的稳定延续。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传统相比,日本的神道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没有经典。没有经典的宗教,注定是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内在价值体系的,这就是何以神道如此形象多变,像个玩偶的原因。这样的“信仰”,终究也只能是无所附丽的“空心”信仰。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必定在本质上是生活在精神的蛮荒之中的。
  
  第二节 摇摆不定的彼岸:宗教
  
  社会学上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社会从“前现代”进入到“现代”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宗教涉及的是人们的精神领域,是指向彼岸的,是反功利的;而政治涉及的是世俗事务,是指向现世的,是协调利益纠纷的。只有两种取向相反的权威截然分开,各管各的事情,“现代化”才是有可能生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那显然,这个政府的力量相对于社会,就过于庞大了,除了政府的理论恶性膨胀之外,其他任何民间的力量都难以生长。“现代化”的种子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发地萌芽。如果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受到了外来力量冲击,被迫地现代化,那么,政教合一的体制一定会使这个“现代化”了的社会变成一个怪胎。
  一般来说,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宗教也会因其对彼岸的追求精神,会成为一种不同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可以对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而参与到政治中的宗教,则会由于对世俗利益的介入,使宗教组织变得世俗化,使宗教精神本身收到玷污。所以,对世俗事务的介入,一贯都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成熟宗教的主流派别所一致摒弃的倾向。这也是何以三大宗教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带有原始气息的神道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真正具有超脱意识的宗教精神无法不收到浸染,变得在彼岸和世俗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变得畸形起来。
  除了神道之外,日本还有从海外传入的多种宗教。不过对日本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只有佛教。
  
  一 佛教在日本的兴起
  
  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
  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了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佛教极盛,天皇也加入到了信徒的队伍当中。当时日本佛教出现了号称“奈良六宗” 的六个主要佛教流派,都是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的,有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我,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四年(700)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会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十七年(745),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
  
  二 日本佛教的“镇护国家
  
  可以认为,大化改新之后佛教的兴盛,重要原因在于原始部族制度的解体,结果就需要一种比部族宗教??神?崇拜更普遍的宗教??不是崇拜因部族而异的诸神,而是崇拜所有世人共同的神。普遍的宗教在削弱地方部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方面可以作为精神动力,因此,“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无一不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鼓励。这些教派中保佑国家政权的思想也极其明显。具有明显的“镇护国家”性质。
  所谓“镇护国家”,日本学者永田广志在《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中给出的定义是:在现世利益的前提下,寺院与现存的国家-政治秩序相结合,并得到其庇护;同时作为交易,确实运用宗教的手段直接保护国家秩序。所谓运用宗教的手段直接保护国家秩序,不是用宗教来教化斯民,而是借神的名义使政权神圣化,并为现存统治秩序的稳定安泰而祈祷。
  奈良时代,日本宫廷提倡提倡具有浓厚镇护国家色彩的《仁王经》和《金光明经》之类,宣扬为现世利益而祈祷,佛教成了纯粹的入世宗教,在兴盛的同时也丢掉了追求永恒超越的精髓。
  
  历史上,在镇护国家还是追求宗教自身的精神方面,日本佛教很骑墙。虽然有镇护国家的一面,但是在幕府政治建立之后,佛寺又一度成为令统治者头疼的势力。净土宗提出的“王法”思想,是一种超越现世政治,探索永恒法的努力。这造成了现世政治可能违背永恒法的逻辑后果。导致净土宗寺院一度成为收到政府迫害的农民抗议者的藏身之所。引发织田信长火攻比?山、丰臣秀吉毁灭根来寺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三 当代日本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除神道外的最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第三节 没有原则的效忠:意识
  
  西方的法理学中有一句名言:恶法不是法,是不值得遵守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构筑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从中透露出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善”与“恶”是超验的价值,是独立于“法”之外而存在的。如果一部法律本身违背了“善”的精神,则不值得去忠于它。但是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善恶却是和效忠混为一谈的。日本人没有超验的善恶是非观念,只有一味的愚忠。
  愚忠是一种封建意识,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格格不入。却深深融化在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的血液中。日本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流。对于依附者来说,主人的荣辱高于自己的生命,为了主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除了忠诚,没有别的价值,就是日本人效忠意识的核心。武士道精神中的效忠意识非常适合封建领主们的胃口。再加上神道的渲染,效忠就成了日本人血液中的习性。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 而武士道精神中的愚忠意识,则把日本人精神中的善恶观念都给挤没了。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虽说是君主立宪,但在精神上日本天皇仍是至高无上的。对天皇的效忠取代了对大名和领主们的效忠。这种愚忠一度为日本在19世纪的崛起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支持,却也为20世纪上半页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种下了祸根。
  这种效忠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就是没有原则的愚忠。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日本的侵略官兵都是为天皇而战。战争的精神支柱就是日本天皇,实际上日本天皇还是日本的政治的偶像。有历史记载在日本投降之后,有许多日本青年学生集体在代代木练兵场切腹自杀,以示对天皇的效忠。也许还有人记得,战争结束近40年,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屿还发现一位日本士兵仍坚守在岗哨,孤身一人为天皇而战,直到天皇下了诏书,他才回国。
  二战时存在这样的事实:日本妇女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去做慰安妇,为侵略中国的“皇军”服务,“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日本人,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再来看另一类日本女人的真实故事: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眼看又要推上前线,他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即将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淌满了榻榻米。而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遗书洋洋洒洒上万言,大意是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
  次日清晨,井上清一发现妻子的仍有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他没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乘上驶往中国的军舰。后来井上清一果真不负亡妻的遗愿,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辽宁抚顺的平项山村团团包围, 把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3000多村民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正是这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千代子的死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织”??“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千代子也被天皇封为“昭和之烈女”。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短十年内其成员由40人猛增至1000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实行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当那个受害后作恶的“伥鬼”,日本法西斯之“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点燃“一亿颗火球”(一亿日本国民)。因此,“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是日本女性主动助纣为虐的体现。
  靖国神社合祀的246万个亡灵中,有57000多是女性,她们大多是“大东亚圣战”中志愿为天皇捐躯的“昭和之烈女”。由于日本社会妇女地位的绝对卑贱,在战争中无谓捐躯的绝大部分女性却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这个“灵魂的天堂”,她们只能永远成为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有史可查的“照和之烈女”远不止57000个。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日本民族是信神道的,而神道却不是一种具有超验精神的宗教,它没有超越于宇宙之外的上帝,能够不带偏颇地评判世间善恶。相反,却有一个现世的活神??天皇。一切是非曲直,在他们那里,都转化成了对天皇效忠与否的问题,除了忠与不忠,没有善恶观念。因此,当天皇这个活神号召他们从事疯狂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把侵略当作神的感召。当军国主义的失败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因此,做出自杀之举也就不奇怪了。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的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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