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人民日报社评论员)

时殷弘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认为：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时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不要太计较历史问题；多和日本做生意，适当减少和欧美做生意；对日本扩充军备，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不必说什么了；将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限于篇幅，未引原文。）?

对时教授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时教授主张中日友好，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作用？?

时教授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美日关系是主从关系，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支柱，外交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时教授联日制美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战后宽恕日本天皇和侵华战犯、阻挠中国对日索赔、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都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原因就是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左右逢源，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可见，时教授的主张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左道旁门。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日关系也就出不了大问题。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二、时教授的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难怪日方大为欢迎。?

关于历史问题。时教授主张不要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这未免过于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也割不断；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记忆不可能被抹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丑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这没有问题；但主张“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就让人困惑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减少和欧美做生意？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太强烈了，为此不惜扬此抑彼。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主张对日本扩充军备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就不必说什么了。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但至今没有诚恳的认罪和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不让人担心。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对此，中国能不警惕吗？?

关于尊重日本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至于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就历史认识问题、战后遗留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列出若干条件与日方谈判，日方如同意或大部同意，中国可以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则，又何必给人家送免费午餐？?

三、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事实上，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教训，放弃原则立场，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时教授说：“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那样令人恐惧吗？纵观50多年来的情况，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居安思危固然应该，但过度的危机感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

时教授认为：“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同时不断发展经济、扩大市场，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跟从美国和需要市场的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需要日本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

多少年来，许多日本左翼力量一直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奋斗。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他们感到困惑：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

“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与此相反，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有，资本家不请自来；没有，请也请不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