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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非常特殊而极具敏感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年,在这70多年里,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者,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空前的民族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可谓史无前例。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1972年中日建交,两国本应以此为契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翻过这一页不愉快的历史,开创中日友好关系的新篇章。?

但日本右翼势力,多年来频频制造事端,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要,言不由衷,令人愤慨,至使中日关系摩擦不断,前景堪忧。战后日本,在美国庇护下,保存了天皇体制,大批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军国主义思想未受到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为日后军国主义复辟势力重新滋生蔓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政治理念的斗争: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反思,揭露和批判日本对外发动侵略的罪行;一种是极力掩盖战争的侵略本质,拒绝反省、谢罪。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后一种右倾翻案思潮,却呈愈演愈烈之势,时至今日,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可以左右舆论的主流意识。其特点是:由前期民族主义小团体的宣传鼓噪,进而发展成为有右翼政客参加,经济界提供活动经费,知识文化界有人参与撰文著书制造舆论,新闻报刊渲染炒作。加上可以左右日本政坛的右翼政党团体的支持,包括一些现任和前任的首相、内阁大臣以及众多的国会议员参与其中,公开亮相表态,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口出狂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其影响与能量,远远超过右翼小团体街头闹剧式的鼓噪。战前日本国民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其毒害;战后旧的思想意识,仍在左右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极易接受右翼势力所散播的谬论,成为其支持者,并深深地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日本右翼势力深知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同与支持的重要性,故而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修改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1995年遂有一些教授、学者出面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声称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反日史观”,“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重新认识历史”;同年底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转引自[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译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1页。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2001年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否认战争罪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

1995年以后,日本的防卫战略方针开始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1996年4月17日,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1997年9月23日,日美又根据《宣言》共同制订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取代1978年以苏联为假想敌国的“防卫合作指针”。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曾毫不讳言地指明,“新指针”防卫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和南洋群岛。这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日美军事同盟。嗣后又有《周边事态法》的出笼。近年来日美间举行的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联合军事演习,干预和介入台海局势已成为日美合作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政府要员曾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地区,日本“必须予以充分关注”。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日本却公然视台海地区为日本利益范围,妄图阻挠台湾回归祖国。这与日本帝国主义视中国东三省为日本“享有特殊利益”地区,并于1928年以军事干预相威胁,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进入东北,有何本质区别??

最近日本众、参两院分别于5月15日与6月6日通过所谓“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有事三法案”规定了在“紧急事态”下,政府应对方针的手续和在自卫队运用方面的特别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内阁首相据上述法案,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大权独揽,动用战争手段。?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针对中国扩张军备的种种举措,岂能掉以轻心?在“历史问题”上任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如若充耳不闻,漠然置之,那我们的民族尊严何在!国人将何以面对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牺牲的英烈?何以告慰当年惨遭日军屠戮的千百万死难同胞?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正是为了维护中日友好,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穿新鞋,走老路”,重温昔日军国主义帝国的“光荣与骄傲”(见1995年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活动方针”)。?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历来强调:日本要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要以史为鉴,并认为这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江泽民早在1995年12月19日在会见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时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持发展这一主流,同时对待错误观点要予以遏制。”(199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2002年8月28日江泽民在会见日共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时再次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2002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今年4月初,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华,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中日关系中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理性决策,它维护了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理所当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近日笔者读到在一刊物上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另一篇是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同上刊,2003年第3期)。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与道歉问题已经解决,“撇开”中日争端的历史问题发展中日关系为当务之急。按《外交革命》一文所说:“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无力改变的现状……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的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至推进,便可以获得‘正资产’。”笔者认为上述的“新思维”和“外交革命”所推导出的对日外交设想,有失片面。其理由是:一,两篇文章作者的“创新”思维,对近百年中日间这段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轻看和忽视了中国人民视为发展中日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所尊奉的“皇国史观”和思维方式,是其前辈军国主义者衣钵的继续与发展,大和民族至高无上、蔑视中国的心态,并没有多少改变,也没有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大国的地位,又促使其狭隘的民族心理膨胀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只要日本右翼势力当权,中国对日外交的宽容与妥协,未必能获得长久的中日友好,中日关系的现状,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三,“撇开”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这个“障碍”,委曲求全地去博取日本“民心”,可能会获取经济上的暂时利益,但所失掉的却是民族尊严和民心,因为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外交革命”。上个世纪30的代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为殷鉴。当然理由不仅仅只是这些,但即使就此权衡,两者孰轻孰重,不说自明。因此说: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不容“撇开”和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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