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休学了,我正式步入了日本社会。
    搬家公司的工不能一直打下去,其一、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找到更好的工作;其二、搬家公司的工作是绝对拿不到继续留在日本的签证的。
    当时日本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工作很多,很容易找着工作。我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软件公司。那家公司刚成立不久,急需用人。我将情况告诉老板,没费多大事就谈妥了。
    公司是一家派遣公司,即从别的大公司找项目,然后派自己的员工去干。拿到劳务费后,一部分作为我们的工资,其余的作为营业开支和利润。这种公司不需要什么投资,公司地址就是老板的家。老板也把自己派到别的公司去打工。
    当时这家公司只有四五个人,全是中国人。这种小公司为外籍员工申请签证很麻烦。因为是外国人开的公司,又是新开张的,还没向日本政府纳过税,公司没有纳税证明。入管局在处理外籍员工的签证申请时,审查得较严,有时故意找麻烦。但这时的我也顾不了那些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和老板谈好后,过了没多久我就被安排到一家用人单位去面试。
    用人单位是由利公司。由利公司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IT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日本有一间很大的分公司。我是通过另外一间中介公司的介绍去由利公司工作的,那间中介公司的总经理以前是由利公司的某个部的部长,辞职后,自己开了这间公司。由于有这层关系,所以才能从由利公司搞来活。
    那间中介公司给我们公司介绍工作时,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我们公司从由利公司直接接不到活,必须通过这种中介公司。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那家中介公司介绍来的。这是日本公司运营的一个大特点,大公司承包大项目,然后再承包给中等的公司,最后中等公司又承包给小公司。
    我要参加的项目是一个飞机维修保养的系统开发项目,老板告诉我参与那个项目开发的有很多欧洲人,所以英语要求较高,正好我的英语较好,所以推荐我去面试。日本人面试除了了解你相关的技术水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看你是否能和其他人一起合作。
    面试时,中介公司的业务主管小山先生带我去了羽田机场——飞机公司维修部门的所在地。由利公司来了两位科长和一位项目主管。资格老一点的科长叫高原,另一位科长叫野川,项目主管叫付原。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付原先生告诉我,他也是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和我是校友。在日本社会里,校友之间互相帮助的意识很强;另外,东京工业大学在日本社会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毕业生很受别人器重,所以对我的背景没什么可挑剔的,唯一不足的是我在日本公司没工作过。但我的日语没问题,再加上我给人的印象是较容易和别人相处,两位科长对我的情况也基本满意,当场就决定让我第二天上班,属于野川科长那个科。
    决定聘用后,小山先生和由利公司的两位科长还有些业务问题,主要是我的劳务合同的具体细节,诸如每个月的劳务费和加班时间的算法等要避开我来谈,所以付原先生带我去办公室看看,小山先生和两位科长留下来谈合同的具体细节。
    到了办公室,付原先生为我介绍了在场的两位印度人。
    等我们再回到面试的地方时,劳务合同的具体细节已谈好,小山先生和我与由利公司的人告别,离开了航空公司。面试就这么顺利地算完了。
    回家后,心里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轻松地找着了工作,能够在像由利这样的公司工作;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胜任,在日语学校期间从未从事过计算机行业的工作,研究生学习期间关于计算机的知识学得不够,这个行业在这几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我连最基本的视窗95等东西也不会,况且我们公司在那个项目工作的只有我一人,无人可依靠,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第二天早早去上班。到了公司后,在约定的时间野川科长还未到,只好自己进了办公室。
    那个项目实行弹性工作时间,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我那天去得较早,办公室里没几个人。那是一个很大的通间,彼此干什么清清楚楚。在办公室门口,正好碰见一个人出来。我马上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那位先生很客气,告诉我他是航空公司的员工,不知道由利公司的事情。但他马上叫了一位日本人,告诉我那位先生是由利公司的员工,让我有什么事问他。
    那位由利公司的日本人告诉我,他叫田中。田中先生了解我的来意后,告诉我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和安排他并不知道,让我在办公室里坐着等。
    刚坐下,前一天碰见的一位印度人来了。那位印度人很热情,主动给我介绍项目的有关情况。第一次和印度人谈话,他的英语根本听不懂。但第一天上班的恐惧心理也已消失了不少。
    野川科长到后,我赶快和他打招呼,并请示他我的具体工作。野川科长说:“你干什么,我也不知道。等一会,付原先生来了,你问他。你的座位在这里……”他领我到我的座位,让我再等。
    
    我坐在那张桌子前看印度人给我的资料,等待具体的指示。过了一会,我旁边桌子的主人来了。我看他像个中国人,但刚去的缘故,不敢和他说话。这样,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吃饭时没有人叫我,也没人告诉我食堂在哪里。
    我旁边的那位先生还没去吃饭,附近已没人了,我就问他去哪吃饭。他一说话,我知道他是中国人,他也知道我是中国人了。正好他也要去吃饭,所以我们俩一起去吃饭。
    吃饭时,他告诉我他姓徐。因为他年龄大,所以我就叫他老徐。老徐告诉我他是国内某大学的老师,现在是另外一家派遣公司的员工,半年前被派到这个项目,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到这儿上班,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项目,去其他公司。吃完饭,我们在楼底下散了散步,到上班时间时,一起回到办公室。
    回来后,老徐先给我介绍了一起工作的同事,其中包括早晨我最先碰到的田中先生。当介绍到田中先生时,田中先生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下午付原先生还没来,没什么具体的事,就问老徐项目的有关情况。
    老徐告诉我,这个项目可算得上是一个国际项目。项目由欧亚8个国家的人员组成。在日本的人,除了办公室里的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外,还有丹麦人、西班牙人,法国、英国及挪威等国家的开发人员也在各自的国家分担不同的工作,那些欧洲国家的员工也经常到日本出差,讨论项目的有关问题。老徐离开后,他的工作很可能是由我来接替,所以他把资料全部留给了我。
    
    快下班时,一个老外和印度人谈论工作,坐在我们的对面。我和老徐用中文谈话。那个老外和印度人谈完后,突然用很标准的中文问我:“你是那里人?”在东京还有黄头发的老外会讲中文,我感到很意外,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我是西安人。”
    更惊奇的是那个老外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我的女朋友也是西安人,你有没有那里的户口?”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忙,急着要走。临走前,他告诉我:“以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来找我。”
    他走后,老徐告诉我那位先生是丹麦人,我们项目使用的核心软件是他们公司开发的,所以他常驻日本,负责丹麦方面和日本公司的联系协调工作。老徐说那位丹麦人叫威廉,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
    下午6点钟左右,老徐和大家告别后就离开了。但日本员工都在工作,我也不能回家。日本人非常注意整体一致,所以别人不走我也不能走,来上班前老板特别叮嘱我注意这些小事。即使我无事可干,也得装模作样干点什么陪着他们。付原先生晚上回到公司已经很晚,他见我还在那里,就让我回去,在日本我体会到了校友之间的情谊。第一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接下来的一两天里,没见到威廉先生。
    这一两天中,田中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开发出适合那家航空公司关于飞机的保养维修及零部件在库管理等综合业务功能的一套系统。在日本类似功能的系统还没有,但在欧洲和亚洲有几家航空公司使用了类似的系统。
    这个项目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当时已干了半年左右。由利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公司。使用的软件有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的,所以这些国家的开发人员经常来日本出差。系统的设计调试等工作主要是在日本,由日本人、印度人和我来做;在日本的系统管理员是西班牙人。
    其他部分的工作则由各自公司来做,核心软件是丹麦公司的,所以要负责和其他各个公司的协调工作。威廉先生作为公司的唯一业务代表,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各方面。当时正在从事0阶段的设计开发工作,这一阶段主要是为波音777飞机设计出维护系统。
    
    我们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那家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业务的实际情况,总结设计出适合那家公司不同的业务流程。在这个流程的基础上,再和丹麦的技术人员共同开发出适合飞机维修保养的各项工作软件。
    使用了这套系统,每天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上班后,打开计算机,启动该套系统,所有相关人员的工作就自动显示在计算机上,每个人就可以看到自己当天的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只要按一下结束键,工作就进入了下一个人的工序。所有的工作全都有记录,人们可以不用见面就使工作顺利进行。这样工作就更加有效率,节省人力和物力。
    我们小组有4个人,田中先生,另外一位日本先生叫本田,一位印度小姐和我。田中先生很忙,他承担了项目其他部分的工作,在这个小组里,他主要是指导和协调该小组各方面的工作;正式的小组长是本田先生;印度小姐和我主要是干活的,接受本田先生的领导。
    野川科除了我们小组外,还有一位叫铃木的日本小姐,和另外两名印度人,即我第一天碰见的。野川不懂技术,所有的有关技术问题全由付原先生管理。
    
    对丹麦公司这套软件的了解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了那套软件,才能向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明这套系统的具体功能,再根据客人的实际工作,设计出适合不同需要的业务流程。设计出业务流程后,才能将实际要求告诉丹麦的公司,开发出合适的系统。
    日本人的工作学习方法是虚心请教、勤问。但他们缺少自己钻研的能力,特别是那个项目的日本人英语太差,没办法和其他外籍工作人员交流,英文资料也看不懂,所以满屋子的资料日本人都不看。
    但日本人认为花钱的是上帝,丹麦公司的技术人员有义务教他们。欧洲人很独立,工作全靠自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项目刚开始时,日本人经常去问威廉先生,威廉先生也很乐意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后,日本人什么都问,问题很多,威廉先生什么都干不成,也就不太教他们,让日本人自己去查资料,但没有日本人去查资料。所以虽然项目已干了半年,但没人了解那套系统。
    我去后没几天,野川问我:“李,最近工作顺利吗?”我不好回答,就说:“还好。”野川听后,说:“你刚来,一定有很多事情不明白。有问题的话,你经常去问田中和本田,他们在这里干了很长时间。你要好好干。”我听后,说:“明白了。”

下面要说的是丹麦人威廉在北京的故事。
    这几天,威廉先生时常来找我聊天。他告诉我,他曾在中国学过两年中文,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发哥。他的女朋友学的是德语专业,正在德国留学。他女朋友跟我是真正的老乡关系,所以,王发哥跟我也很亲近。
    由于这些关系,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王发哥除了中文外,还会讲法文、德文等5种欧洲语言,但他不会讲日语,工作中讲英语。王发哥还想练习说中文,所以我们约定在工作中讲英语,而业余时间讲汉语。
    在我们第二次谈话时,一开始他就问我:“你怎么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告诉他:“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接着,我反问他:“你经常读鲁迅先生的书吗?”他露出得意的笑脸,说:“在欧洲时,我就经常读鲁迅先生的书。我有鲁迅先生全集,现在在丹麦我的家里。”原来如此。
    
    王发哥告诉我了很多他和他女朋友的事。
    王发哥在北京某所大学学习期间,他的女朋友已从那所大学毕业,在旅游公司工作。有一次,一位德国客人来北京旅游,住在王发哥的隔壁宿舍。那位德国人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觉得人民公社是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在北京期间一定要去参观人民公社,要和人民公社的社员聊天。那时已是九十年代初了,人民公社在中国早已不存在了。这个德国人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最后,王发哥和那位德国先生还是骑车去了北京郊区的一个乡下,一起去的翻译就是王发哥的女朋友。到了乡下,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那位德国人的目的后,都觉得很奇怪。但这次,王发哥最有收获,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这以后,很快他们就恋爱了。经过一阶段的热恋后,两人想同居。
    王发哥是个学生,没有收入,不可能租高级公寓,他的女朋友租了间普通民房。王发哥是个标准的老外,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门卫一看就知道是位老外,光天化日之下出入那个房间太引人注目,甚至会带来麻烦。为了进入那个房间,王发哥就受尽了苦。
    每天,半夜12点钟,门卫睡觉了,王发哥偷偷去那个房间;早晨5点钟前,门卫还没醒,就早早离开那个房间,回到自己的宿舍。到学校后,天还没亮,学校的大门没开,所以只好爬墙进学校;进了学校后,他的宿舍在二楼,还要爬到二楼,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大约有半年时间,这是王发哥每天的必修课。
    我听后觉得他们的恋爱谈得很辛苦、很浪漫,就拿他开玩笑,说:“你每天那样干,学习一定很辛苦。”王发哥笑着告诉我:“那时候我还年轻,才36岁。”
    
    半年后,他的这种作法还是被门卫发现了。这种行为当然遭到了禁止,有一段时间不用每天爬墙了,王发哥闷闷不乐地待在自己的宿舍里。
    有一次,他陪女朋友去办理户口的手续,在派出所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引起了一位警察的注意。那位警察问他是哪里人,在那里干什么?他告诉警察他是丹麦人,在等他的女朋友。警察听说他是丹麦人,正好那时丹麦国家足球队夺得了欧洲冠军杯,中央电视台将那场球赛现场转播了,警察是个球迷,就和他聊起足球来了。
    不知怎么搞的,警察知道了他每天去他女朋友那里的艰辛,很同情地对他说:“那个门卫我认识,我给他说说,以后你每天从门口大大方方地进去,不用再那么辛苦了。”这样从那天起,王发哥每天就不用晚上等门卫睡觉才进去,早晨也不用在门卫起床前就必须出来,当然也用不着翻墙了。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对中国人的想法作法也能理解。他经常告诉我他在中国碰见的一些事情,对中国一些事情的看法。在这些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碰到的一次流言经历。
    一次, 王发哥的女朋友带一个旅游团去了外地。
    在那期间的一天,王发哥在校外碰见了一位女士,他们以前早就认识,两个人一起回到学校。但这件事立刻引起了他和他女朋友之间的一场风波。
    他的女朋友刚从外地回来,就有人对她说:“你那个老外男朋友又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他的女朋友审问他,搞得他解释了很长时间。说完之后,他摇着头说:“流言实在太可怕了。”
    可以看得出,王发哥很满意他的女朋友,他经常告诉日本人和其他的外国人:“我娶了李的那个城市最好的女孩。”一幅洋洋自得的表情。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了解了项目的一些情况。
    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总结整理具体的技术要求时,经常前后矛盾;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经常自己内部很难定出一个方案,吵来吵去。
    航空公司的两位业务主管在具体问题上经常有分歧,每到这时两人就吵架。有时由利公司和航空公司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们两人就开始吵起来。他们两人是用户的领导,主客方的人都不好干涉,大家实在没办法,七八个人就等他们。经常开半天的会,从开始到完都是他们两个在说。在国内时觉得我们的会多,但我们的会和日本人的会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日本人的会又多又长,人人都要发言,实在不解决问题。这样的用户,我们的工作更是进行不下去。前一天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谈的好好的东西,第二天就要变卦,大家干着急没办法。
    本田先生在那儿干了半年多,但和刚去的人没什么区别,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不知谁将系统中一个文件给误删了,大家在想可能是谁做的。当有人说是本田时,那个西班牙人马上说:“不会是本田,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存在计算机的哪里。”在场的人马上哄堂大笑,因为那些文件是最基本的东西,但确实本田就是不知道,也没法怪西班牙人的嘴太毒,但那句话还是挺幽默的。
    
    野川科长不懂技术问题,每天就是总结整理大家的工作进度。日本公司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写一份前一阶段的工作总结,再写一个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领导根据这份资料检查并安排每个员工的工作。
    我们的项目每人每星期要写一份那种资料,交给野川科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这些东西做各种计划及总结工作。野川科长的计算机知识很贫乏,只会将他要用的东西做成图标显示在屏幕上,每次开机,他就找那些图标。一次,那位西班牙人用过他的计算机,图表的位置变了,第二天在屏幕原来的位置,野川找不到要找的东西就大惊小怪,让西班牙人帮他调回原来的位置。
    从性格上说,日本人擅长大规模生产,十年二十年大家在一条生产线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停地作些小革新,周围的同事也基本是终身不变,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合作得非常完美,能够大批量生产出质量优良的工业产品。这就是日本工业化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原因吧。
    但干目前这样的项目,全世界中完全相同的系统没有,也没有可参考可借鉴的地方,同事来自欧亚各国,讲的英语就有很多版本,需要每个人都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日本人很不适合这种项目,干得非常辛苦,还不得要领。
    
    我参加那个项目时,进度已晚了很多。第0阶段本应在我刚参加项目时就通过航空公司的鉴定验收,但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计划晚了很多。验收前一星期,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通知由利公司,做成的业务流程和他们实际的工作流程不一样,做成的东西不是他们要的,要求我们从头再干。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成的东西是一大堆废物,对大家都是个打击;但也没有办法,只有从头干。我们在整理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业务的流程时,客户经常更改要求,对这个结果也应负责,所以他们答应付给由利公司有关的费用。这样,鉴定会又延长了一个月。
    这一次,由利和丹麦公司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在设计开发关于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时,所有的技术要求全部请他们签字,这就减少了由于他们老变而引起的重复工作,节省了开发时间。有时,前一天谈好的事情,第二天他们要变时,我们让他们看设计书上他们签字的地方,最后他们无话可说。老实说,总结出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每项飞机维修业务流程,是一件费劲费时的工作。但他们老变,我们的工作是没办法进行。
    好在工作并不难做,前一阶段的工作也使我们对丹麦公司的系统软件和航空公司的管理程序有了了解,再干时比较顺手。
    
    王发哥在丹麦参加过这套软件系统的培训,在日本工作期间又经常看资料,对那套系统较熟;日本人的工作方法是不会就问,他们不查资料,有了问题,马上就问别人。再碰见类似的问题,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办。这种工作方法和欧洲人的独立工作作风大相径庭。问多了,王发哥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
    我去以后,本田他们没人去问王发哥问题,有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时,就问印度小姐。印度人的英语很好,他们也经常查资料,所以比日本人了解那套系统。印度小姐也不知道时,他们就将问题给领导汇报来汇报去,将责任都推给别人,说丹麦的软件不好服务不周等。
    我去了那个项目后,王发哥对我很照顾,我有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教我,有时他不知道时会打电话到丹麦,问了丹麦的技术人员后再告诉我,所以在工作中我进步很快。大约一个月后,田中和本田有问题就来问我,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让我来解决。从这时开始我又成了日英翻译。
    在工作中,虽然王发哥尽心帮我,但他不像日本人那样只是教你怎么做,而是更多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碰到类似问题时,可以自己解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体会到了欧洲人和日本人的不同工作方法。
    
    我们小组承担的工作,很多是王发哥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商量,提出设计想法,然后由我们小组具体设计和开发。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王发哥总会直接让我干,不去让本田干。有一次,王发哥让我做的工作,我不知道,需要查资料,这时王发哥等不及了,自己去查,很快查到了答案。
    他知道答案后,跑来对我说:“我已知道结果了。但是作为锻炼,你应该独立自己解决那个问题,我现在不教你,你实在不会了,再来问我。你查到结果后告诉我好吗?最终,当我独立查到结果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你这样做很好,你应该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
    但日本人就不这样干,他们很少自己查资料,自己解决问题。有一次,田中先生有个技术问题不明白,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答应他帮他查找。田中以为我会去问王发哥,当他看见我在自己查资料时,对我说:“李,你这样自己查资料太慢了,交给你的工作都应该尽快地完成,你去问王发哥,他告诉你就快多了。”我应付他:“王发哥也不一定知道。”最后我自己解决了那个问题,告诉了他。
    田中的想法和作法是典型日本人的想法和作法,日本人问了别人后,即可很快完成自己的工作,有了错也是别人教他那样做的,他没有责任。他们不明白自己查资料,自己多想一想,实际上是加深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加速工作的进展,增加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道理日本人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日本人根本不能自己独立工作,全要靠别人教。教他们多少遍,碰见类似的问题,他们还要问。
    
    我会讲英文和日文,又和王发哥关系比较好,上班时我们一起讨论问题,下班经常一起回家,很多来日本出差的欧洲人都认识我。每天那些外国人在办公室里碰见我,一定会和我聊上几句。周围的日本人有羡慕的,有嫉妒的。
    这期间,和我们业务有关的几位丹麦人来日本出差。他们经常和我讨论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并安排我做一些具体工作,我不知道丹麦公司和由利公司在工作中互相扯皮互相指责互不信任。每次丹麦人让我干的事,我都会尽力尽快地去干。
    一天,一位丹麦人和我谈完工作离开后,野川科长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说:“李,以后丹麦人让你干什么你都不要干,由利公司给你发工资,不是丹麦公司给你发工资。他们让你干什么的话,让他们先来问我。”我听后,不高兴但也不能说什么。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也知道在这个项目里,大部分人不喜欢野川,骂他是“巴嘎”(混蛋)。他虽然什么也干不了,但他对从其他小公司来的员工很苛刻。
    其他几位在场的日本人想过来安慰我,但还未说话,王发哥就来找我,日本人马上散去了。我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好,王发哥一定觉得很奇怪,说了一句话后就走了。
    
    当天下午,王发哥和另一位丹麦人一起来给我安排工作。
    王发哥还不知道上午的事情,直接告诉我做什么。我对他说:“对不起,你们在给我安排工作时,能不能先问问野川科长,野川科长说干后我再干。”王发哥很奇怪地说:“奇怪,问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去问他……”
    事实上,日本人向来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安排,特别是像野川这种人,什么技术问题都不懂,从来都是听别人的安排,他再给别人下命令,告诉别人作什么。
    王发哥马上去问野川科长,过了一会回来,回来告诉我:“野川科长同意你干这项工作。”我不知道野川为什么会这样作,但我想或许他想表现自己,至少让人觉得在这个项目中他是重要的,什么都能管的。
    自我进入那个项目后,项目进度大大加快了,本田先生和我做同样的工作,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对我说三道四的人也没几个人。过了没多久,我在那个项目干熟了,和那家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很熟,所以自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我了。
    
    这个项目大约每三个月左右由利、航空公司及丹麦等公司各方面的负责人要开会讨论项目进展情况,决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我进了那个项目两个月左右,三方又有一次进度报告会。野川科也需要有人参加和汇报当时的进展情况,平时都是付原先生去,那天付原先生刚好不在,野川科能同时讲英语和日语的就只有我了。
    开会前,野川跑来对我说:“李,今天要开项目进展汇报会,你去开吧。”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野川:“没关系,跟着松田先生就行了。”松田先生是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他和我关系不错。没什么好想的了,只有我去,需要汇报什么,要什么资料,我全没有,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资料。
    到了会场,高原科的一位由利公司的同事已经到了,他看见我来了,知道我关于进度方面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告诉我可以不参加那个会。这样,我就回来了,逃过了这一劫。
    但这事让我感到日本公司的工作实在马虎,从内部这种工作状况看起来,那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都不奇怪。事实上,当我在日本干了很多其他项目后,我发现日本人的工作实在不敢恭维。
    通过一个月的加班加点,欧洲和日本同时在进行开发工作。每天晚上我们有什么问题,用电子邮件传给欧洲,第二天早晨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回答。欧洲和日本有时差,经常是24小时我们这个项目不间断地工作。
    12月左右,第0阶段总算完成,大家都松了口气。
    第一阶段计划到第二年的3月底完成,所有参加项目的人员从当年3月份一直干到年底,相当辛苦,所以元旦放了近一星期的假。王发哥在圣诞节前回丹麦公司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去了,也去见他在德国的“老婆”。

和项目内的其他人相比,我有一定的优势。
    我能够和所有的人沟通。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了解,也使我比其他外国人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得心应手。反过来,大部分日本人不会讲英语,所以在和外国人交往时我又比日本人更能和外国人沟通,何况我本身就是一个外国人。
    元旦后,第一天上班时,航空公司的很多员工聚在公司的入口处,原来是一个日本和尚在念经,大概是祈求公司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和繁荣。日本的公司在新年第一天上班时组织这样的念经活动,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天,没到下班时间,由利公司的员工也要到庙里去拜神,让我也去。我不知道去庙里拜什么,就问别人。那个人告诉我:“去庙里拜拜,祈求项目顺利进行,祈求大家的平安。”我也没什么事干,就跟着去了。和大家一起到了附近的一个庙里,同去的日本人很虔诚地拜完后,有些年长的员工离开庙时,专门买了庙里的“神土”带回家。
    王发哥还未从欧洲回来。
    
    第一阶段的工作已开始,本田先生和我的工作还是总结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他还负责安排我的工作。
    飞机维修的各种业务实在很庞杂,流程图很难搞,主管该项目的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关于飞机维修业务的一些具体流程也不知道,还要去问实际工作人员。
    有了第0阶段的经验,航空公司提了个建议,让我和本田先生花数天时间去和飞机维修人员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很快了解实际的工作情况,正确迅速地做出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图。但本田先生说那样费时间,没有采纳那个建议。
    本田先生很怕出错,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不想做任何有风险的事,只做领导让他做的事情,干非常熟悉的事请,有问题就汇报。这种工作方法是大家都认同的,不会有任何责任问题,最安全。
    如果和飞机维修人员一起工作后,还搞不出来流程图或者是流程图有错的话,他有逃脱不了的责任,所以他没有采纳那个建议。但由于我们不知道飞机维修的具体方法,在设计时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我决定不了任何事,只能由他。
    每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和飞机的维修技术人员约时间,让他们告诉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流程,然后我们画出流程图,再和航空公司的员工约时间,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改正。搞飞机维修的技术人员很忙,经常要等数天他们才有时间。这样的工作方法进度很慢,常常是等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长,本田看起来非常着急,但也没有办法。
    日本人很难相信外国人,我也不想介入日本人之间的斗争,所以每天上班下班,太多的事管不了。本田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归他管的我更是没事可干,每天我就学习计算机的有关知识,补回了我好几年没从事计算机工作耽误的时间。那一段时间的工作,为我后来在日本独立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月初,王发哥从丹麦回来了。
    
    刚回来,他就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所在的德国大学和日本的一所大学有互派交流学者的计划,他的女朋友争取到一个名额,所以大约三四月份也要来日本。但不在东京,要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他已觉得很高兴了,经常告诉我他将来每个周末都要去看他的女朋友。我也祝贺他们又快团圆了。王发哥回来时,我和本田先生承担的部分已晚了很多,王发哥也经常帮助我们小组的工作。 
    项目进行中,我们经常要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开会讨论要求的具体细节,这时我总是以翻译和技术人员的身份去参加讨论会。但很有意思的是,我给别人解释和翻译完后,主客之间明白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但我对飞机维修的业务不太懂,所以我自己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作为翻译,第一次有了这种置身事外的奇怪体会。
    每当开这种讨论会时,本田先生就显得很可怜。每次他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人问他问题,他也不会问别人问题,根本就没人去注意他。本田先生在日本IT行业干过很多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人,守纪律,听从指挥,干事小心谨慎,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所以干了很长时间,还是基本什么都不会。他在这个项目中好像在和不在都一样,我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干这个行业,他自己很辛苦,压力很大,大家也都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干。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管我的。
    
    我们承担的工作比计划晚了很多,王发哥和日本人由于语言和管理的误会,还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总结飞机维修的某部分流程的工作时,可能是本田先生觉得自己没办法完成那项工作,他要求王发哥去做。这本应是本田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和具体飞机维修的技术人员商量,而王发哥不会日语,那些技术人员又不会英语。但王发哥可能觉得自己是丹麦公司的代表,工作晚了很多,心里着急,再加上本田很难独立完成那项工作,便答应了自己承担那项工作。
    王发哥看到野川科的铃木小姐好像在做那项工作,就去用英语问铃木小姐是否在做那项工作。铃木小姐可能没听明白王发哥的意思,“嗨”了一声。日文的“嗨”经常不表示是或不是,而是听见了的意思。由于语言的误会,王发哥以为铃木小姐正在从事那项工作,所以没做那项工作;而铃木小姐也从事着和那项工作根本不相关的工作。这样,大家都以为别人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实际工作没人干。组织管理差的项目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在这种国际性的项目中这种错也是不奇怪的。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五,王发哥由于拉肚子,早晨打电话告诉早到的印度人,说他不来上班。但那一天,按照本田的计划,王发哥应将完了的工作交给本田。本田早晨到公司后,左等右等不见王发哥。到了中午,他才知道王发哥当天休息。下午上班后,他就将情况告诉了野川科长。
    野川科长了解情况后,马上让他打电话去问王发哥。本田不会说英语,也不知道王发哥的电话号码,最后野川科长和本田一起来找我,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我先问了王发哥的病情,好像不严重。闲聊几句后,我问他关于那项工作的事情。王发哥说:“前几天我问铃木小姐,她说她在做那项工作,你去问问她。”挂上电话后,我告诉本田:“王发哥说铃木小姐在做那项工作。”本田马上去问铃木小姐,当然铃木小姐说她不可能去做这项工作。情况反映到我这里,又要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
    第二次我给王发哥打电话时,他很生气,可能是我打扰了他的休息。他说:“我让你去问铃木小姐,你还来问我。”“铃木小姐说她没有做那项工作,她也没说过她要做那个工作。”我说。
    “什么?铃木小姐说她没做那项工作,那她在干什么呢?请你转告野川科长,请他调查一下铃木小姐在干什么,让他给我一个书面材料告诉我调查结果。”
    王发哥认为由利公司没有能信守诺言,没有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要求由利公司作解释。我将王发哥的要求告诉野川科长。
    本田也不敢再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了,但他要推卸责任,要将我拉下水,在旁边嘟囔着:“铃木小姐不会做那个工作,是不是翻译错了……”我也懒得理他。这时,野川科长第一个就溜了,置身事外,也不说该怎么办,对王发哥的要求置之不理,更不管本田和我了。
    过了没几分钟,王发哥给由利公司发的电子邮件到了,他写道——“日本由利公司XX航空公司飞机维修项目负责人:关于本田先生说的那项工作,前几天我问过铃木小姐,她告诉我她正在从事那项工作。今天由利公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铃木小姐并未从事那项工作。我想知道现在铃木小姐正在干什么,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另外,如果这项工作属于我,那么周末我可以不休息,从事这项工作,以不误计划。”
    日本人这时都是明哲保身,野川科长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本田气得做在自己的座位上,说:“是所有的丹麦人对待工作都是这样,还是只是他这样做……”说了半天,可能觉得还不足以洗脱自己,就对我说:“李,我前几天跟他说时你在场是不是,你是不是听见了他答应我他要在今天做完这个工作?”他们当时用英语交谈,但是,本田先生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讲时又是结结巴巴,说一句话少几个词,让人听了,将yes理解成no是丝毫不奇怪的。我夹在中间,我不想对本田先生的话做任何评价,没表态。办公室在场的几十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在议论。
    野川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我和王发哥关系不错,想缓和一下这件事,所以又将那份电子邮件的内容给野川解释了一遍,将我接电话时王发哥的要求说了一遍,但他还是置之不理。我没一点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位西班牙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了解我的处境,走过来对我说:“李,他(王发哥)想要那位小姐在干什么的调查让他自己去问别人要,你不要给他去要。你再去的话,别人会这样的。”说着,他做了个打别人一耳光的手势。
    这个西班牙人和王发哥关系不错,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的建议让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欧洲人还是有正义感。听了这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实在是太奇妙了。王发哥的请求没人理,我也尽力了。
    当天,本田又气又无法,还没人理他,不论怎么说,他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却早早回家了。野川科长也不表态,忙着自己的事情。在日本就是这样,出了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谁的责任,大家都要和和气气,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欧洲人好像更直率,更勇于在失败中总结问题,积累经验。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给王发哥打电话,问候他的病情,没提前一天的事。等到星期一上班时,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大家又和和气气,这就是日本的奇妙之处。但从此以后,本田要和王发哥讲话时,王发哥一定要求我在场,替他们翻译。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王发哥、我和另外几个人开会。
    进度晚得实在不行了,野川科长来调查我们的新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经常改,我很少看那些东西,计划是数天就有一个版本,这是野川科长的工作。关于项目的计划及时间等问题应问本田,但问他是白费时间,他什么都不知道。
    野川科长来后,直接问王发哥。王发哥告诉了他设想的项目计划及有关的时间表。野川听不懂英文,又需要我来翻译。
    会完后,会议纪录、项目计划及时间表的整理等工作应是野川科长的工作,但他不懂英语,再加上很多地方也不明白,没办法整理当天的会议记录,他让我来写。日本公司是论资排辈,他干得年头长了,也当上了科长,但给大家添的麻烦远比他起的作用更大,日本人更不喜欢他。
    我说我没写过会议记录,不知道怎么写。野川说:“李,你拿我以前写的会议纪录参考一下。加油干,写出来。”我看推不过去,只能写。跟着野川去了他的座位,他拿出几份会议纪录让我复印参考。复印完后,我拿着野川科长给我的原稿准备还给他,离他座位差几步路的地方,碰见了高原科长。
    高原科长见了我,问我:“李,你干什么呢?”他听说野川让我学写会议纪录后,冲着野川坐着的方向说:“那个家伙什么都不会干,跟他学只能越学越坏,吃完午饭后你到我那来,我教你。”
    野川一定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但日本社会就是这样,弱肉强食,特别是高原比野川资格老,业务上比野川能干。有时让我觉得高原科长故意欺负野川,我想野川要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一定会打起来,但日本人就能忍受。很多由利公司的年轻员工虽然没有野川科长资格老,但也在暗地里给野川找麻烦。野川只是对其他小公司的人员,特别是本田,要求得非常苛刻。
    我将会议纪录原稿还给野川时,他见了我嘿嘿地笑,当时我觉得他笑得很憨。日本社会崇尚弱者对强者的忍受。
    
    晚上,我写会议纪录时,本田找我。本田看见我在写会议记录,对我说:“李,会议纪录等会再写,你先做我让你做的工作。” 我说:“我说过尽快交给野川科长,那你给野川科长说一说好不好?”他不吭声了,我知道他不想跟野川科长打交道,他只想让我赶快做他让我做的工作,而不管其他事。
    他看我还在写会议纪录,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应该先做我让你做的工作。”我告诉他:“对不起,我只能写完会议纪录后再做你让我做的工作,你要想改变这个顺序,你去找野川科长说。”
    本田害怕野川,不想去。他马上告诉田中先生,希望田中能说服我或者去告诉野川科长。田中了解事情后,大骂:“野川这个混蛋,该他自己干的工作他不干,让别人干。”接着,他对我说:“李,下次他要让你再写会议纪录的话,你用英文写,让他看不懂。”但他只是大骂野川科长,没提本田的要求。日本人就是这样,自己管自己的事,对别人只表示同情罢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本田气得没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旁。本田的座位隔着一张桌子就是野川的座位,野川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到了自己的座位旁,本田将抱着的一大堆资料使劲摔在自己的桌子上,责问野川,告诉他尽量少占用我的时间。野川听完本田的话后,马上来找我,笑着对我说:“李,你先做本田让你做的工作,做完后再写那个会议记录。”野川怕追究责任,自己的工作让别人做,影响了别人的工作。日本社会非常忌讳自己的工作让别人做,所以这种事他会让着本田。本田早这样做事情早解决了。
    在这个多国人员参与的项目中,还有很多事想都想不到。
    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在和日本人、印度人和西班牙人一起工作几天后,大家都反映他的英语最难听懂。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都是学英语的,是英国人讲的语言,但真正那个国家的人讲的语言我们却听不懂,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
    
    项目进展情况比计划晚了很多。关于项目的很多小道消息在大家中间流传着,日本由利公司亏损了很多,航空公司也没钱可追加投资。更可悲的是在第一阶段中,航空公司的要求经常变动,各个公司互相扯皮,互相指责,工作怎么干都好像是原地踏步走。3月份要完成第一阶段已是不可能的了,第一阶段的验收日期初步定在5月左右。
    王发哥的情况也非常不好,项目进展很慢,公司经常责怪他。欧洲人的想法作法和日本人不一样,从他的角度很难给公司上司解释清楚日本人的作事方法而取得谅解。他告诉我,他的同事从丹麦来日本出差前很尊敬日本人,觉得日本在二战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日本人很了不起。但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后,现实的日本人和他们想像的日本人相差很远。他们对日本取得的成就很惊奇,觉得不可思议。
    大约在2月末,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发哥又和高原科长大吵了一次。
    
    我们小组的工作实在晚得太多,主管的野川科长是无能为力了,很多人谣传他要被调离这个项目。高原科长认为自己能力很高,资历也较高,日本人很少过问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但高原科长实在无法忍受,他来过问我们的工作。有时他直接找我或本田,询问工作的进展。高原科长脾气非常不好,得罪了很多人,但他对我还可以。
    有一次,王发哥、本田、我和另外几位同事在开会研究技术问题,高原科长拿着笔记本要参加我们的会。他刚坐下,王发哥就用英语对他说:“你什么都干不了,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来只会添麻烦,你走吧。”
    我知道王发哥不喜欢高原,他们在工作中经常意见不合,经常争论,但我还是想不到王发哥在这种场合赶高原走,话说得这么直率,不留一点面子。由利公司花钱买了丹麦的产品,高原是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中数一数二的领导,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在旁边,这样做高原实在下不了台——自己被当作没用的人……
    高原气得脸发白,日本人本身就不会面对面吵架,再加上高原不会说英语,只是用日语说:“这家伙……”他让我做翻译,但他讲了很多日常中不用的骂人话,我也听不懂,感觉到他非常气。
    我站在那儿有点犹豫,不知道怎么翻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更气了,马上大喊他们科一位英语较好的人。那位先生看见我,说:“李先生在这里,让他翻译就行了……”话还未说完,高原就喊道:“他不行,你来。”
    王发哥已回自己的房间了,高原说:“我们公司这部分工作不干了,让他们干,让这家伙给我写一份保证书。纸,纸,哪有纸……”计算机房到处都是纸,可当时他就找不到纸。最后,找到了一张用过的纸,准备用背面,带着那位部属去找王发哥。会开了一半,当头的吵起来了,人也走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替王发哥担心,吃完午饭,就去他的房间看他。
    到了他的房间,我看他很高兴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就问他:“高原科长来找过你吧?”他说:“来过了,吵了半天,我赢了。是我有理,他没理,所以我赢了。”我听后放心了。实际上日本人不会吵架,何况又是用英语。王发哥的嘴非常能说,高原和他的部属不可能说过王发哥。
    这里若有一方要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们早都应该打起来。欧洲人的直率、日本人的忍耐同时在这里发生了。这事算是和平过去了,但工作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下午刚上班,高原科长找我。见了我后,高原说:“李,我现在写一份工作分担的协议书,我写完后,你给我翻译一下,我去给那个家伙。”我说:“没问题。”下午快下班时,我有事去找王发哥。临走,我告诉他:“高原科长正在写一份分工协议书。写完后,他会让我翻译,然后就给你。”王发哥正好要将一张废纸扔进垃圾桶里,笑着对我说:“你送来了,我就这样做。”说着他将那张废纸扔进了垃圾桶。我笑着说:“那是你的事,我只管给你就行了。”当天晚上,我等了很久,高原没给我那份材料。
    第二天,直到下午,我还没拿到那份材料。我以为高原不需要翻译那份材料了,这样的话,我也不用费神翻译,大家皆大欢喜。正在我庆幸时,高原将材料给我。
    看了材料后,我当时就傻了,我也领教了高原科长的文采。那份材料就像我们的古文,我连续看了3遍,明白了不到一半的意思,很多字不但不明白意思,连读法都不知道,查字典都不知道怎么查。但接了这项工作,只有硬着头皮干。可用的工具全用上了,字典、翻译软件,查了半天,最后还剩好几个字不认识。实在没办法,问了其他人,最终是把意思搞明白了。
    很多专业用语我不会翻,日语的习惯用法很难翻成英语,翻译就像嚼蜡,但最终是干完了。干完后,我交给了高原科长,他看后又告诉我几处修改的地方,就算我交差了。这份材料的结果最终怎样,我不知道;可能高原科长根本就没给王发哥,把它当废纸扔了,日本人的想法老变,有这种结果也不奇怪;也可能是王发哥看都没看就扔了,反正这事是没下文了。

3月末,人员要大调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王发哥经常告诫我:“你的处境很不好,你一个人在这里,本田是日本人,他们会相信他,而不是你,你要小心点。”
    一件工作落到我的头上,我又替别人背了黑锅。3月中旬,田中找我,对我说:“李,现在你把手头的工作全交给本田先生,另有一件工作需要你来做。任务很紧,只有两个星期。”
    第二天,田中告诉了我工作内容。那家航空公司在日本不同的地方有维修中心,所以需要将有关维修的最新手册等技术资料每天传输给那些维修中心,由利公司安排我做这项工作。搞这项任务要了解整个系统的情况,但我不熟悉。对丹麦的厂家来说,类似的要求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所以没办法靠丹麦公司,只能自己开发。
    这个工作据说是数月前由利公司的一位高级部长向航空公司的一位部长保证过,一定会在3月底拿出来。当时已比计划晚了很多,但设计书、具体要求等全没有。工作本来是两三个月前安排给印度人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完成。之后,又从由利总公司请了一位技术人员,但那个人也忙着其他项目,没时间干,白等了数星期,3月中旬才找到我。3月底必须见东西,该项工作主要由我干,田中支持和指导我的工作。我做那项工作期间,正好一位英国人在培训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计算机很紧张。但为了保证我的工作,由利公司专门为我配了一台计算机。
    在那个项目的所有人员中,我的资历最浅,也是最后一个进入那个项目的,很多系统的设计思路设计方法等均不知道,所从事的工作需要达到什么要求、怎么搞谁也不知道。但为什么会找我,我不明白。为了让我了解系统的设计原理和设计思路,田中先生用了3天时间,每天七八个小时给我讲解那个系统的原理。
    原理讲完后,我又用几天设计方案。看了方案,田中先生很高兴,说我的方案好。接下来就剩下编程序了。编程序阶段,有好几天,我不能回家。每次田中先生都陪着我干。
    那阶段,我也很少见王发哥。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时遇到王发哥,他问我:“李,4月份你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个项目4月以后会怎么样?”
    王发哥又说:“现在情况很复杂,这个项目4月份后干不干我都不知道。干的话,下一步怎么干,有多大规模,要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由利公司和丹麦公司矛盾很大,什么结果都会有的。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离开这个项目,在这里你只是浪费时间。但你走后,我想我们会有很多麻烦,高原脾气非常差,跟他没办法一起工作。野川什么都不知道,本田在这干什么我也不明白。你一走少了一个翻译,我们也有很大困难。”我知道他的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也不便多问他,双方无言。
    
    我每天都需要加班,有时晚上还回不了家,住在公司里。
    一天晚上,我和田中先生一起吃饭时,田中告诉我一些项目的情况:“李,你是一个外国人,很多事你不知道。现在,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上已经亏损了6亿日币,这个项目4月份后怎样很难说。”我问:“4月份后这个项目还干吗?”田中:“应该干,只是什么规模的问题。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上已赔不起了,航空公司也没有钱追加投资。由利公司还承担着这家公司的其他好几个大项目,这个项目不干的话,其他几个项目也不好干。”大家心里都很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平时由利公司的员工吃饭时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些工作中的事。但最近,经常去食堂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少,野川科长经常一个人离大家远远地吃饭。
    编程序的最后几天,一天晚上没回家,凌晨3点干完活后,睡在航空公司的值班室。早上6点起来又接着干,说句良心话,实在干不动了。干到下午时,在场的一位日本人和我讲话,就是一根烟的功夫,田中先生就跑来,对我说:“李,快干活,时间来不及了。”
    那两星期,几乎天天野川科长上班后就问田中先生工作的进展。到了验收的最后一两天,高原科长、野川科长和付原先生时不时地跑到我身后转转,问问田中先生进展情况。最后,总算是在验收前干出来了。
    但实际实验时出了问题。由于硬件的原因和模拟传输数据的数据量过大,有时传输效果不稳定。
    野川科长经常每天数个电话,打给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小山先生,说我进展慢,小小的工作都干不成,要求公司再派其他人员来帮忙。当然,这些话反映到我们公司后,最后公司的老板又告诉了我。日本人办事都是这样,背后处理,从没有面对面讨论解决问题。野川什么也不懂,你给他解释不清,气得我实在没办法,向我们公司提出不在这里干了。
    野川这样做,田中也看不过去,时常过来安慰我,但他也没办法,他是野川的下属。最后,小山先生来到我工作的现场了解情况。正好有一位同事是小山先生的朋友,那位同事将实际情况告诉了小山先生,对我的评价很好,将野川大骂一顿,说野川什么都不知道。再加上以前由利公司对我的评价也一直很高,这样,小山先生和我们公司不但没有指责我的意思,更加肯定了我的能力。但那件事后,我也干不下去了,所以3月底那项工作结束后,4月初我已决定去其他项目。

我离开那个项目后,去了由利公司总部工作,但我经常和王发哥联系,了解那个项目的最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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