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复学后的第二学期，我们系和另外一个系合并了。合并前我们系的正式编制老师仅有5位左右，其中包括管野教授和广田教授，还有另一位副教授是管野教授的学生，这样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另外一个系据说是从我们系分出去的，当时也很难独立存在下去，两个系都搞不来钱，所以决定合并成一个新系。
    正好那一年文部省又增加了教育经费，扶植新兴尖端的专业学科。两个系合起来后，新系的名字起得时髦新颖一点，各个研究室在给文部省报研究方向时尽量和当时时髦的学科专业联系上，这样可问文部省要钱。合并成新系后，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干什么的还在干什么，只有新系的各种名字变得好听了一点。
    系里各个研究室的所有房间，在那年3月份利用寒假期间，全部粉刷了一遍，焕然一新。新学期开学后，从外校、外系调来了很多新老师。这样，新系在学校里又成了数得着的大系。
    广田教授也招了很多学生，所以研究室变得很挤，真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但我的情况和这喜气洋洋的气氛有点不协调。我所在的年级是原来老系的最后一届，而我比同级生晚半年，所以我是那个专业的最后一名毕业生。这个专业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有一门必修课，那时我不在日本，所以没有学成。新系没设这门课，这样一来，我就没机会学这门课。将来恐怕会有麻烦。
    广田刚到学校就直接成为教授，一定有很多人嫉妒他，特别是很多年纪大、在东工大资格老的副教授，一定会找他麻烦。在日本这种现象很普遍的，先入公司的先辈有权管教后入公司的后辈，后辈应服从先辈。这个“辈”说的是时间的先后，并不是中国相差一代的意思。
    但大学和公司稍有不同。大学教授之间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是在招生和毕业论文答辩时，有实力的教授和派系对非同派及厌恶的教授的学生横加指责，在那些公开场合贬低对方的学生，借以教训对方，打击异己。教授之间争斗的最大受损者往往又是留学生，因为文化背景、语言及教育背景的差异，再加上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偏见，使得留学生很容易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反过来，教师的面子全要靠学生来撑。如若学生作出高质量的研究，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个教授在系里就很有地位，说话也顶用，也更容易为学生搞到奖学金。但大多数学生其实是差不多的，科学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应用科学，能出好论文的题目已经很少。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广田教授比其他人有更多压力。首先，他年纪轻轻就当了教授；其次，广田研究室以前的研究内容早已完成，将来搞什么、以什么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还不知道；最后，再加上新成立的系里也有很多事情等他干。日本的大学教授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其他行政事务一概不管，所以经常系主任没人干，最后各个教授轮着干。
    广田是一个很认真很爱面子的人。他想弄出名堂来，就要他的学生比其他研究室的学生优秀，要有更好的论文，所以他对他研究室的学生逼得很严，要求学生出论文。
    在奖学金的问题上，根本不能指望广田像其他教授一样，帮研究室的学生从民间搞奖学金。更让人不能原谅的是，他有时连推荐信都不想给我们写。广田公开对所有的学生说，以后尽可能地减少让他写推荐信的回数，因为他很忙。
    
    日本大学里有一种学习讨论会，就是每隔一定时间，通常是一星期内，研究室的同学们聚在一起，由一个学生讲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或只是介绍一篇论文。
    刚进研究室时，由于我们研究室刚成立，学生少，刚开始时，经常需要我讲硕士论文研究题目等。后来，学生多了，我和那位韩国学生早入研究室，所以还是经常由我们二人介绍杂志上的论文。
    为了找出硕文论文的研究题目，我经常去图书馆查资料，我查出一个题目，然后在讨论会上讲。但讲了几次都通不过，广田总是说没有新颖性。我在广田研究室里的10个月时间里，包括新招进来的近10个人，关于各人研究题目的讨论会开了二三十次，但没有一人的研究题目通过。
    后来我在日本参加工作后，才了解了日本人的很多作法。很多日本人，他们自己不知道干什么，但对别人的工作挑三拣四横加指责，这就是日本的特色。我考了30分不到，以第一名的成绩进了东工大，而那些近似零分的人也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进了东工大，真不明白这个考试的作用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前途如何，就要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及老师在系里的地位。指导老师如果有实力的话，他可以为那个学生找出理由；反之就很难说了。我们旧系的一个研究室的学生参加入学考试时，英语只考了二三十分，照招不误。这种时候，才能体会到大和民族为人处事的“和”，大家都和和气气，谁都不得罪。
    这样招进来的人，特别是硕士生，只要不旷课太多，不要和指导教师吵架，好像没有不能毕业的学生。老师说毕业就毕业，我没听说过有硕士生没毕业的例子。
    这时我的处境较难。我是这个研究室的第一个学生，研究生第一学期有很多课可选，而第二学期可选的课已不多，我选课赚学分已有相当大的困难。再加上日本的大学里同一研究室的人通常数人同时选一门课，大家也可有个照应。很多科目的考试是期末写一篇报告。而报告的题目几乎年年相同，学生很多都是抄前几届同一研究室的同学留下来的报告。当时，由于我们研究室只有我一人，很多听不懂，只有下来自己看。比这些课更大的问题是硕士论文研究，没有毕业论文肯定毕业不了。论文质量不高，广田那里肯定通不过。
    
    转眼之间，已是第二年6月份。这学期里，广田开的一门选修课我未考过。这门课大约有1/3的人未过。我想，这下要挨骂了。
    没过几天，广田找我谈话，开口就对我说：“现在的情况是你不能毕业。”我问他为什么，广田说：“第一，你已在研究室10个月了，还未有论文发表，能力不行，不能再在东京工业大学读书了；第二，你有一门必修课未过，这门课本应在研究生的第一学期通过，现在你没办法再学；没有这门必修课的学分毕业不了。你愿意学习可继续留下，但不能毕业。这我已是很照顾你了，要是日本人我不会这样对他的。”他还告诉我，他已将我的成绩交到了学校教务处，所以我的命运已决定了。
    这个打击太大、太突然了！
    我问了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这极不合理。日本的大学里没有规定要求10个月必须出论文。况且，日本的硕士生有几位10个月就出了论文？另外，必修课是只要经常去上课百分之百能过的课程。只是我没有机会选修这门课，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借口。很多中国留学生劝我去找学校的咨询老师去谈谈。日本大学里有教授兼职做咨询工作，由学校校长任命，专管咨询处理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调解各种矛盾。
    我去找了一位咨询老师，那位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李，你是否和广田教授吵过架？”我说：“我从未和广田老师正面争吵过，他说什么，我都是照办的……”那位老师听后，很痛快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本学生也经常和老师吵架，你只要换个指导老师就行了。我和你们系主任联系，让他帮你换个指导老师。”那位老师让我安心回去等几天。他告诉我他马上给新系的系主任、一位姓原的教授发个电子邮件，说明了情况。
    
    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还未见到答复。有位中国留学生给我出主意，让我买瓶酒，去问问那位咨询老师。买了瓶酒去了。见面后，他很高兴地收下酒，告诉我，原教授还未答复他，让我自己去找原教授谈谈。当天，我就去找了原教授。
    正好在原教授研究室的门口碰见了原教授。我以前未和原教授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见到原教授，不知从何说起，说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原教授知道我是留学生后，用英语问我。正好我就用英文回答他，开门见山地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
    原教授首先告诉我他收到了那位咨询老师的电子邮件，接着随便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另外问了几个广田研究室的问题。日本的研究室之间交流很少，老师之间很少来往，可能是例行了解吧。最后，原教授告诉我下学期再另选一门课，当然不是广田开的，让我再等几天，他给我回信。但关于换指导老师这件事只字不提，但问题看起来好像解决了，当时我感觉好像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期间广田寄给教务处的成绩单也被退回来了。
    教务处无权干涉指导教授的事情，广田的作法也太过分；再加上因为我晚来报到的情况非常特殊，教务处很多人认识我。所以，当广田将成绩送到教务处时，他们知道是我后，很多人都说我好话，广田也很难拒绝。
    广田又让人找我，说给我一次补考机会。但我知道补考也白搭。广田以前明确告诉我，只要能跟着同级生一齐交一份报告，即使第一学期所有的课都不上，他也会给我这门课的学分；但错过了那次机会，只要他是主考老师，我无论如何也过不去。我知道考试很头痛，但他既然说了，不考也说不过去。
    到了考试时间见了考卷，我马上明白，考和不考结果都是一样。试题中有道题问我毕业论文写什么、什么时候完成。我们都很明白，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为我没办法找一个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题目；和别人一样普普通通的论文，广田根本是不会让我做的。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论文课题的话，也不会有这些事。
    答完后，广田教授开会去了，我没心情等他，就先走了。过了几天，我去原教授那里问结果。原教授见到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广田教授说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说的不一样，大家可以面对面辩论，找出最终事实的真相。但日本都是背后处理问题，大家不会面对面地辩论任何事。但我感觉到，原教授和广田在我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好像问题很复杂。最后，原教授让我去见广田，说他有话要对我说。
    我去了广田研究室，他在等着我。他脸气得通红，当他告诉我不让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我会不服从他的决定，更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咨询老师。现在问题到了系里，系里不会不管，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丢了面子，也是我最不可饶恕的罪状。
    广田告诉我，考试我还是没能通过。
    广田知道我没有计算机硬件知识，我的专业和硬件知识无关，却出了一道硬件的题目，但我竟答出来了。过后，问过几个有硬件知识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那样答没问题，应该拿满分。
    但那题只得了5分，我问广田：“这道题全对了，可……”广田说：“你是全对了。实际上，你的那种作法不好，所以我给你5分，没全扣就已是照顾你了……”25分的题做对了只给5分，还算照顾我……
    另外，到了那道论文题。广田说：“你的研究计划中日语有错，至少要扣一半分，再加上研究内容不新颖，最多也是5分……”同一研究室的其他留学生的日语更不好，可就没问题。
    这样七扣八扣，还是没过。
    最后，广田恶狠狠地对我说，“只要你能和其他同级生一齐交一份报告，我肯定会给你那个学分。但你失去了那次机会，我现在不会给你那个学分。只要你选修我的课，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日本人的标准很难掌握，特别是日本的考试，很灵活。教师对你的印象和成绩相关，真的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我知道他已气极了，自己的学生到处去告自己，对一个工作从不出错、自尊高傲的日本人来说真是无地自容，等于是不给他面子。但这又能怪谁呢？
    只在系里协调解决矛盾好像不解决问题，系里的出面已使广田很狼狈，他一定要将我赶尽杀绝。我给学校的校长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同时到学校的留学生处等地反映情况。我也找律师咨询，准备和他们打官司。
    
    我去了校外一家留学生生活咨询的地方，请求他们帮我介绍一位律师。他们介绍了东京律师协会办的一家人权咨询机构，让我到那里看看，这个机构帮助低收入者打官司。那一天正好是免费。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见到律师后，律师边看手表边跟我说，我的情况还未说完，他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干涉学校的事。对我的情况，爱莫能助。听完那话，我绝望透顶，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在日本真是有冤无处伸，这是一个什么国家？！
    
    那天回到家后，看见信箱里旧系的系主任中野教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找时间去学校和他谈谈。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都被扯进去了。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
    首先，中野教授告诉我，广田和他谈过了，说了我一大堆坏话。中野教授好像现在负责调查这件事。中野教授问了我一些问题。
    估计中野教授询问广田时，广田找不出来我有大错，定不了我不能毕业的罪。因为他不可能给中野教授说10个月内没论文就是没能力。但广田告我的一条罪状，是说研究室有一台仪器和我的研究有关，但我不去用。
    我马上告诉中野教授，我问过研究室的助手，她说那台仪器坏了，不能用。中野教授很吃惊，问我：“是不能用还是你不用它搞研究？”我明确告诉他：“不能用。”
    另外可能中野教授问广田如何指导我作研究，广田告诉中野教授，我刚到研究室时，他借给我一本书——这就是我在广田研究室10个月时间里广田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
    最后，中野教授告诉我解决方案，即召集全系教授，让我去发表我想做的硕士论文计划，如若有哪位老师愿意收我，我就去那个研究室。必修课没学分的事只字未提，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我回来后认真准备，到论文发表那一天，全系的教授除了广田都到了，我发现我又无路可走。全系的教授除广田之外仅有4位：中野教授、原教授、管野教授和另外一位副教授。
    管野教授和广田是同一个研究方向的，即同一派的，所以去他那里不可能；当然去他的学生那位副教授那里也就更不可能。而中野教授和原教授的专业和我差很远，再加上他们俩人不会也不敢去得罪管野和广田这一派。日本人的处事原则是明哲保身，没有绝对必要怎会引火烧身？
    发表也是形同虚设，教授们装着问你几个问题，什么你搞的研究现在别人已搞过了，搞的东西不新等等。我当时很想问他们，你们指望一个只来了10个月的学生能干什么？那个专业又有多少新东西可搞？就是这些学者教授又有多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次当然又不行。
    
    已是新学期入学的时侯，需要办理入学的各种手续，很多入学材料需要指导老师签名。我无处可去，入学手续都办不成。没办法，中野教授让我先申请休学。申请休学需要指导教授签字，保人盖章。
    作为广田研究室的学生，在校内乱跑告他，已使他狼狈不堪丢尽面子了。这可以说是罪不可赦，所以他不会给我签字，中野教授告诉我他帮我办。
    担保人是当时在冰淇淋店里一块儿干活的川上太太。
    我打电话给川上太太，告诉她学校材料要保人签字。电话接通后，我刚说出学校新学期开学需要例行办理有关手续，需要保人签字盖章。川上太太告诉我她不愿意再替我担保。这实在是太突然了，搞得我措手不及。但我马上明白，这又是广田打电话给她，说了一大堆我的坏话。日本人不相信外国人，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川上太太会牺牲我保全她自己。
    大和民族以和为贵，他们不会和别人面对面探讨不同观点，更不会和别人争论，全是用这种背后害人的伎俩。这是我在日本待过几年中最深的体会。
    好在正好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同学已工作，他愿意作我的担保人。川上太太不愿意作我的保人，但需要在换保证人的申请上签字，为了这事，我又不得不去找川上太太。
    在约定的时间见到川上太太，她很亲热地问我：“李先生，最近好吗？我现在情况不好，没有信用，不适合作别人的担保人……”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彬彬有礼。日本人即使见到天大的仇人也是彬彬有礼，好像是亲密的朋友；甚至在工作中也能合作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日本人。
    她告诉我，学校其他人给她打电话请她作我的保人。我想可能是教务处的哪位好心人。我根本不想和她多说，刚来日本时替她背了一次黑锅，挨了一次骂。我原想人都有正义感，但在日本我改变了这种想法。
    盖完章，川上太太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我不想向她解释任何事，即使她知道事情真相，也只会口头上表示同情，但她内心不会相信你。大部分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坏事都是在日的外国人干的，遇事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丝毫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帮助你。我告诉她我有事要先走，就自己走了。这件事后，我再也没和这个老太太来往过。
    拿到了更换担保人的材料后，将休学材料交给教务处，这样我就算休学了。
    
    这件事后，我已根本没办法再相信日本人。以后的日子里，接触了很多人，由于工作关系和很多日本人有来往，很多日本人也愿意和我交往，让我和他们保持联系。但是，我心里总也忘不了他们是日本人，是和曾经多次欺骗和出卖我的人一样，都是日本人。
    日本的大学里，教授们为了个人和派系的利益，不分黑白曲直，牺牲别人。这些做法很黑暗，也是不择手段。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在中国留学生之间有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国内著名的一所大学，在东京工业大学作了大约1年研修生后，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笔试通过了。事实上，我想对他那种水平的中国学生来说，笔试没有不过的理由。笔试合格，又在指导老师的研究室待了很长时间，对他来说，面试实际上只是一个过场。
    面试时，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比那位学生的指导教授有势力，两位教授是死对头。所以面试时，这位教授故意发问，找那位留学生的毛病。教授找学生的毛病，况且学生是留学生，实在是易如反掌，光是语言上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找出点毛病真是轻松。
    问了几句后，那位教授不问了。那位教授问学生本身就是故意找麻烦，打击学生的指导老师。最后那位学生没有考上，大家猜测是日语不好的缘故，但其他研究室比他日语更差的人多的是，日本社会的标准很难掌握，更多的要加上有权者的个人恩怨。
    那位留学生第二年才考上。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认为是那位教授故意从中作难，他说一句话在系里没人能反对，所以整整让别人多等了一年。
    管野教授的研究生中，有的学生入学考试英语才二三十分，照招不误，指导教授可以认为他能干，只是考试失误罢了。我离开学校的前一学期，3月份硕士毕业前二三个月，管野教授的一位学生发现他少一个学分，学分不够，是无论如何也毕业不了的。管野教授知道后，让那位学生写一份报告，弄个学分，就那样毕业了。
    
    在我的问题上，真正的原因是由教授之间的斗争而引起，最后广田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掩饰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保全自己而牺牲我。但他绝对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他是最大的失败者。
    广田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中不会有半点错，但这种人胆小怕事，缺少责任感。日本人心胸狭窄，广田也不例外。对日本私立大学的很多教授来说，能调到东京工业大学，降一级他们也会来。
    广田的经历很简单，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在东京工业大学上的，毕业后就去其他学校教书，最后又回到东京工业大学当教授，得到了大部分日本教师做梦都想得到的荣誉和地位。这种人算得上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但他一直在学校里，和外界的接触有限，对日本社会的其他方面了解很少，对留学生的了解更少。
    调入东工大，广田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要想立足于教授中间，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搞出名堂。系里当时有不少副教授嫉妒他，这样对他来说，只有比别人做得好，自己的学生比别的教授的学生优秀。所以广田研究室的师生一起开讨论会的时间比别的研究室要多，学生的压力也要大。
    广田缺少对当时情况的正确认识，没有在东工大任教的经验，过于天真地估计了很多事。在很多小事上，他为自己找了太多的麻烦。最可悲的是他把自己的压力，加倍转移给了研究室的学生，搞得所有人都不满。当我和他矛盾搞到学校后，他对一位留学生说，他要求学生过于严厉，欲速不达得不偿失。
    作为广田研究室的第一个学生，他希望我比其他学生干得好，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但我的情况特殊，必修课的学分都未能得到，又没有同级生可比较，很多地方需要特殊对待，广田刚调来，没有这个力量。
    广田搞的研究本身就是应用研究，以前的研究方向已过时，很难有较大的突破；短期内，又未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我要出比别人好得多的论文，是不可能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广田会为了他个人的荣誉出卖我的利益。
    广田刚来学校就当上了教授，系里有位资格很老的副教授心理不平，借故找他麻烦。离开学校前，我和助手一起吃饭，她告诉我，在系里关于合并的会上，那位副教授在两系合并会上，公开说研究生的第一年未能得到必修课的学分，无论怎样都不能毕业。日本人很少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位副教授在那种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很明确是说给广田听，找广田的麻烦。一个人说出来，大家沉默，就等于大家赞同。
    当时的情况是，若要我毕业，所有教授就得为我单独开论文答辩会，行政上也有很多麻烦；我若不毕业，这些麻烦都没了。很多人以反对我毕业来反广田，又在两系合并之际。如果牺牲掉我，可减少很多麻烦。当时广田研究室只有我一个学生，广田对我能写出出色的论文还抱有幻想，所以替我说了很多好话。
    但或许是反对的人太多，广田一人很难扭转局面，最后管野教授也站出来为我说话。管野和广田同一派，打击广田就是间接打击管野，毕竟我是管野教授招的研究生，和他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让广田太难堪。但关于必修课的问题，需由系主任和指导教师商量决定。新旧交接，系主任也是换届。由于教授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切处理全变成了幕后进行，到底谁说了算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处理我这件事的时候是原教授，最后又由中野教授处理的原因，很难找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广田搞的专业已是夕阳专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很模糊，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毕业就要有比别人好很多的论文，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在日本社会中，老板为了个人利益，对下属非分要求也是不奇怪的。
    广田经过这次事后，会将这部分的委屈记在我的头上。在工作中，他从来不会让别人说他，从来不会自己低头对别人说请原谅。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为了我的事，他低下头对别的教授说请原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最后，广田看我没办法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最后跟我谈话时，告诉我应该在四五月份，即我入学大约半年的时间，就应有论文发表。广田将问题简单化了，以为只要他不让我毕业，我会老老实实地接受。他根本没想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将学校可讲理的地方都找遍了。
    日本人自认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当我找遍学校可讲理的地方后，特别是给校长写信反映情况后，广田包括全系的教授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广田和系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都抖出来了。对广田来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自己研究室的学生到处告状，给别人添了太大的麻烦，让别人觉得他是个麻烦制造者；对系里来说，系里的学生到处告状，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找了学校后，各方面矛盾都激化了，以前反对我毕业和支持我毕业的又打起来了。由于我的特殊情况，系里的复杂问题，大家非常明白，我若要毕业，论文答辩时肯定还有一次更激烈规模更大的斗争；我要毕业，就要拿出最高水平的论文，让所有的教授无话可说，这就是我要毕业的先决条件。
    校长、留学生处及教务处全都知道了我的事，系里的教授也很为难，仅有的四五位教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为我的问题开了至少七八次会，但各方面没办法平衡，实在拿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东工大不许转系，老师和学生有矛盾时，一般换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当时我们系同系内换指导教师是不可能的，理由前边已经说过，5个指导教师中3个是广田派，另两人专业相距太远。
    系里的教授害怕我再去找校长。日本人也很胆小，你和他真斗时，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中野教授告诉我，只要我不要求毕业，具体点说，就是我不要毕业答辩，老师之间不再会为我而斗争，我可以留在学校，找到一个研究室。但如果我想毕业，就没有研究室敢收留我。在学校学习，而不能毕业，我是不会答应的。最后，实在没办法，让我先休学将事情放一放。
    系里是没办法解决了，大家都要牺牲我的利益，希望我让一步，换取大和民族的和。日本人的自私、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让我深深领教了。
    老实说，我作好了去找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准备。在和系里的教授斗争的同时也开始找工作，准备出现最坏的结果时有退路。反正休学时只有工作，才能养活自己，才能和日本人打持久战，我要有更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和日本人斗。
    
    这件事，使我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将日本人的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品质和日本社会的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给所有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作个参考，不要再吃日本人的亏、上日本人的当。
    我和系里的教授闹矛盾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劝我，说你斗不过他们，他们势力太大，再弄只能自己吃亏；同时那些教授也不愿再招收中国留学生。
    可对我来说，有可退的余地吗？日本人逼我上了绝路，他们的作法可谓丧尽天良。对一个在日本无依无靠的穷留学生，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梦想，就是能毕业；梦想着只要毕业了就会有美好前程。为了能实现这个梦想，克服生活的艰辛，忍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和无助。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他所作的这一切努力，最后都因为不能满足老师的虚荣心，因为教授之间的斗争、日本政府和日本高校的官僚作风，而化为泡影。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带着变色眼睛来看外国人，电视里天天放的是外国人在日本杀人放火，哪里有犯罪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国人。日本社会为外国人在日本社会的生活学习制造了诸多不便。我要告诉尽可能多的人，也让日本人看看他们自己的国家社会，了解日本人的丑恶。
    这件事过了数年后，每天出入于日本一流公司工作，拿着比大部分日本同龄人高得多的工资时，我依然忘不了我是被东京工业大学的老师逼得没办法才放弃继续学习的。在一个只要能入学就能毕业的国家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大学，每天老老实实去上学，但却不能毕业。
    我给东京工业大学的校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天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为日本政府纳税，日本政府拿着那些税款给他们发工资，我让他记住是我纳税养了他。在信中，我问那位校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了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这样还不能毕业的话，谁能毕业？
    最后，我也告诉他，日本人习惯于不负责，习惯于牺牲别人的利益保全自己；但在我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不会这样算完，我一定会在适当的时侯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向日本人讨个公道！ 

    再说点广田的事情。
    广田很喜欢表现自己，批评别人，他老在背后传播小道消息，指责比自己弱的人。对别人很严，自己高傲自大，这也是日本人的共性。
    每当学生自己选择了研究论文的方向，他都横加指责，百般挑剔。问他有什么建议和指导时，他总是说：“论文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作的东西我会看，至于作什么和怎么作，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日本的很多大学教授就是这样。
    刚入学时，广田就告诉了韩国学生：“以后你要开各种学术会议的话，要自己掏钱，研究室没有这方面的经费。”
    我们开讨论会时，一有机会，广田就会说：“我的学生时代……”将自己吹嘘一下。每当他讲到这时，大家彼此都交流一下眼神，心里暗笑。
    彼得的论文发表后，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一天，广田到研究室，当时只有韩国学生和我在，不知怎样谈起了彼得的论文，广田将那篇论文贬得一无是处，最后好像因为彼得是外国人，评委照顾的缘故才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管野教授研究室有位中国博士生，毕业前他请求广田给他写封推荐信。事后那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广田对那位中国留学生大加贬低，公开说：“像你这种学生，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给你写推荐信，论文又少又没内容，可写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接着，他拿出另一所学校请他写过推荐信的学生的资料让那位中国留学生看，说：“你看这个学生，他写了多少论文，你数数你有什么论文……”最后，那位留学生对我说：“又不是一个研究室的，推荐信不愿写就算了，何必说话那么刻薄？再说能达到广田所说的那种水平的学生，全日本就那么一两位。广田真是个二百五，没法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