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十年代末毕业的大学生。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幸运的，“文革”时尚小，没有下过乡，该读书时有书读，但我的记忆里还是留下了一点挨饿的回忆。我是我所在地区的第一批高三毕业生，考大学也是很顺利地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厦门大学。
    从生我、养我的北方古老城市西安，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厦门经济特区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毕业分配又回到了故乡。这段生活，和同龄人相比，我没有比别人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地方。
    中国太大了，地域差别也较大。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的差别更大。这时的我，已变得更向往思想开放、充满活力与变化的生活。当时出国留学是一种时髦，是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我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准备考托福和GRE。同时，也在托关系找熟人，研究其他出国的路子。
    对于大部分想增长知识、增长见识的年轻人，去美国是一个很难抗拒的诱惑。但美国梦终究未能圆，倒是去了日本，一待就是8个年头，从1992年10月20日抵达东京，到1999年4月1日离开日本。人生不可假设，但我有时也会想，如果真地去了美国而不是日本，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父母有一位30年之交的朋友，他有个女儿，叫王丽，去日本已经好几年了。他的小儿子王兵比我小几岁，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去日本。所以母亲就拜托他，让王丽在日本帮我找一个担保人，将我也一起办去日本。中国人朋友之间尤其是老一代人，相互交往是免谈钱的，所以在赴日的花费问题上大家没有谈具体的数字。老一辈人都很讲面子，大家的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多年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当时我想都是朋友，应花不了多少钱，就开始准备了。
    我没想到留学日本其实很简单，有人在日本替你找一个经济担保人（日本话说就是“身元保证人”），再将成绩单、毕业证和毕业证的公证书寄去就OK了，没有任何考试。将材料寄出去后，就在家耐心等待，留学申请的审批一般需要两个来月。当然这种所谓的“留学”，是去读语言学校；有“身元保证人”，交了学费就可以去读。至于正式的日本专科、大学，甚至研究生什么的，那是要考试入学的。
    以前没有去日本的打算，也没有学日语。机会来得很突然，没时间学日语了，再加上听信一些朋友说，去日本后再开始学日语，发音会比较好。这样，日语的基本字母还未记全，就凭着对英语的自信去了日本。抵日后，这一致命的错误，导致前两年在日本吃尽了苦头。
    
    两个月后，留学申请批准了，日语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和花费的价目表也寄过来了。我看了价目表当时不禁吸了一口冷气——除了第一学期的学费，其他的手续费是个天文数字——王丽将办人去日本留学作为她的一个赚钱手段了。
    去了日本后，发现很多先去日本的留学生都以此为赚钱的手段。这时我更知道，王丽收我的费用比类似花费高很多。当然，这笔费用有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笔钱，后来让我还了两年多，直到我日语学校毕业时还没有还清。
    两家是数十年之交，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王丽的父亲看到这笔开支后，数次向我父母解释，觉得不应该收如此高的手续费，但他无能为力，没办法决定女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已无路可退，好在可以先交学费，其余费用到了日本打工赚到钱后再慢慢还。从这点看来，朋友之情还有点作用。
    我抱着一丝幻想，觉得在日本赚钱容易，到了日本后那笔钱自己能打工赚回来。别人收了你的钱，在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一分钱一分货，更别说两家还有几十年交情。与王兵到日本时，我已是满身债务，所想的是尽可能多打工赚钱还给人家。

    飞机降落到东京的成田空港，王丽和我的保人开车来机场接我们。
    第一次见到我的担保人，觉得还不错。担保人能讲一点中文；王丽告诉我，她教我的担保人学中文已有几年了，两人关系不错。她还告诉我，我的学费是我的保人代我出的。
    在机场返东京的路上，王丽给我和王兵一人一枚硬币，教我们怎样使用自动售货机——“自动贩卖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见到这种新奇的东西；不像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地，也经常能见到自动售货机了。初到东京，他们还没有为我安排住处；当天晚上，王兵和我就住在王丽妹妹的朋友家里。当时已是10月末，学校早已开学。
    第二天一早，王丽带我和王兵去上学。
    我们去的是一所台湾人办的日语学校——JET日本语学校，在东京板桥区，交通非常便利，条件还不错。我去的时候，我们班已有10来个人。本应大家一起入学开课，但由于护照签证等各种原因，学生没办法一起到。我到之后，接着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学生。这里的教师大都是家庭主妇，她们用收入补贴家里的开支。大部分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其余的有中国台湾、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来的，欧美人几乎没有。
    日语学校大都上半天学，我们学校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上学，下午不上学。对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说，下午和晚上是打工的时间。语言学校的学生不具备日本社会认可的学生身份，所以买车票也不能买半票。对中国学生来说，学费和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来挣，打工的时间比在学校的时间要多得多。当然，打工也是学语言的机会，是与人交流、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异国他乡，已经无人可靠。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大家都平等，如果有亲戚或朋友能够帮助找个工作，到了日本的第二天就能开始打工，那就很让人羡慕了。
    想起来，虽然当时都是年轻人，但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和心情到东京转转玩玩。刚到日本，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可以依靠的人并不多，即使先去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生活已很紧张了，根本无法顾及别人。
    放学后，由于还没有住的地方，王丽下班后就陪我去找房子。当时的日本正是泡沫经济后期，房租很贵。我刚到日本不会日语，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问了几间中介公司，他们都说不将房子租给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王丽也托人替我找，但合适的很难找到。这样过了一两天，王丽告诉我，我的担保人公司的职工宿舍里有一间房子空着，只要愿意，我可以去住。当时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所以我就搬过去了。王兵和他姐姐一起住。临走时，王丽让我给她妹妹一星期的房租和伙食费；这样在日本我也算有了个家，开始了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