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十年代末毕业的大学生。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幸运的,“文革”时尚小,没有下过乡,该读书时有书读,但我的记忆里还是留下了一点挨饿的回忆。我是我所在地区的第一批高三毕业生,考大学也是很顺利地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厦门大学。
    从生我、养我的北方古老城市西安,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厦门经济特区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毕业分配又回到了故乡。这段生活,和同龄人相比,我没有比别人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地方。
    中国太大了,地域差别也较大。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的差别更大。这时的我,已变得更向往思想开放、充满活力与变化的生活。当时出国留学是一种时髦,是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我也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准备考托福和GRE。同时,也在托关系找熟人,研究其他出国的路子。
    对于大部分想增长知识、增长见识的年轻人,去美国是一个很难抗拒的诱惑。但美国梦终究未能圆,倒是去了日本,一待就是8个年头,从1992年10月20日抵达东京,到1999年4月1日离开日本。人生不可假设,但我有时也会想,如果真地去了美国而不是日本,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父母有一位30年之交的朋友,他有个女儿,叫王丽,去日本已经好几年了。他的小儿子王兵比我小几岁,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去日本。所以母亲就拜托他,让王丽在日本帮我找一个担保人,将我也一起办去日本。中国人朋友之间尤其是老一代人,相互交往是免谈钱的,所以在赴日的花费问题上大家没有谈具体的数字。老一辈人都很讲面子,大家的关系更多是建立在多年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当时我想都是朋友,应花不了多少钱,就开始准备了。
    我没想到留学日本其实很简单,有人在日本替你找一个经济担保人(日本话说就是“身元保证人”),再将成绩单、毕业证和毕业证的公证书寄去就OK了,没有任何考试。将材料寄出去后,就在家耐心等待,留学申请的审批一般需要两个来月。当然这种所谓的“留学”,是去读语言学校;有“身元保证人”,交了学费就可以去读。至于正式的日本专科、大学,甚至研究生什么的,那是要考试入学的。
    以前没有去日本的打算,也没有学日语。机会来得很突然,没时间学日语了,再加上听信一些朋友说,去日本后再开始学日语,发音会比较好。这样,日语的基本字母还未记全,就凭着对英语的自信去了日本。抵日后,这一致命的错误,导致前两年在日本吃尽了苦头。
    
    两个月后,留学申请批准了,日语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和花费的价目表也寄过来了。我看了价目表当时不禁吸了一口冷气——除了第一学期的学费,其他的手续费是个天文数字——王丽将办人去日本留学作为她的一个赚钱手段了。
    去了日本后,发现很多先去日本的留学生都以此为赚钱的手段。这时我更知道,王丽收我的费用比类似花费高很多。当然,这笔费用有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笔钱,后来让我还了两年多,直到我日语学校毕业时还没有还清。
    两家是数十年之交,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王丽的父亲看到这笔开支后,数次向我父母解释,觉得不应该收如此高的手续费,但他无能为力,没办法决定女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已无路可退,好在可以先交学费,其余费用到了日本打工赚到钱后再慢慢还。从这点看来,朋友之情还有点作用。
    我抱着一丝幻想,觉得在日本赚钱容易,到了日本后那笔钱自己能打工赚回来。别人收了你的钱,在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一分钱一分货,更别说两家还有几十年交情。与王兵到日本时,我已是满身债务,所想的是尽可能多打工赚钱还给人家。

    飞机降落到东京的成田空港,王丽和我的保人开车来机场接我们。
    第一次见到我的担保人,觉得还不错。担保人能讲一点中文;王丽告诉我,她教我的担保人学中文已有几年了,两人关系不错。她还告诉我,我的学费是我的保人代我出的。
    在机场返东京的路上,王丽给我和王兵一人一枚硬币,教我们怎样使用自动售货机——“自动贩卖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见到这种新奇的东西;不像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地,也经常能见到自动售货机了。初到东京,他们还没有为我安排住处;当天晚上,王兵和我就住在王丽妹妹的朋友家里。当时已是10月末,学校早已开学。
    第二天一早,王丽带我和王兵去上学。
    我们去的是一所台湾人办的日语学校——JET日本语学校,在东京板桥区,交通非常便利,条件还不错。我去的时候,我们班已有10来个人。本应大家一起入学开课,但由于护照签证等各种原因,学生没办法一起到。我到之后,接着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学生。这里的教师大都是家庭主妇,她们用收入补贴家里的开支。大部分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其余的有中国台湾、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来的,欧美人几乎没有。
    日语学校大都上半天学,我们学校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上学,下午不上学。对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说,下午和晚上是打工的时间。语言学校的学生不具备日本社会认可的学生身份,所以买车票也不能买半票。对中国学生来说,学费和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来挣,打工的时间比在学校的时间要多得多。当然,打工也是学语言的机会,是与人交流、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异国他乡,已经无人可靠。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大家都平等,如果有亲戚或朋友能够帮助找个工作,到了日本的第二天就能开始打工,那就很让人羡慕了。
    想起来,虽然当时都是年轻人,但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和心情到东京转转玩玩。刚到日本,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可以依靠的人并不多,即使先去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生活已很紧张了,根本无法顾及别人。
    放学后,由于还没有住的地方,王丽下班后就陪我去找房子。当时的日本正是泡沫经济后期,房租很贵。我刚到日本不会日语,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问了几间中介公司,他们都说不将房子租给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王丽也托人替我找,但合适的很难找到。这样过了一两天,王丽告诉我,我的担保人公司的职工宿舍里有一间房子空着,只要愿意,我可以去住。当时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所以我就搬过去了。王兵和他姐姐一起住。临走时,王丽让我给她妹妹一星期的房租和伙食费;这样在日本我也算有了个家,开始了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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