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日本后，暂时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我赶快去学校找招我的指导老师管野教授。到了学校，我才知道我的指导老师已经更换，新的指导老师叫广田，是刚从另外一所私立大学——法政大学调来的。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马上去和广田教授见面，恭恭敬敬奉上礼物。广田教授给我介绍了研究室的情况，又将助手介绍给我，接着就让我到实验室去，自己找个座位。当时广田教授的研究室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3个学生。
    一位是南斯拉夫的博士生彼得，再过一学期他就要毕业。彼得不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而是另一所大学的学生，由于指导老师已退休，所以他由广田代为指导培养。到了毕业时再回那所学校进行论文答辩，论文通过后就算从那所大学毕业了。在日本这种情况很普遍。彼得是一位国费研究生，日本政府提供全额奖学金。彼得在日已有数年。
    另一位是韩国人，他也是从管野教授研究室转来的。那位韩国学生准备考博士，当时是研修生，要参加数月后的考试，考上了就成为正式注册的博士生；考不上就下一次再考。那位韩国学生到日本才几个月。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他是广田教授从自己原来的学校带来的研修生。据说已在广田研究室待了好几年，正准备考研究生。他一般一个星期就来一两次。
    这以后，我基本每天都去研究室。每天，研究室里只有3个人——彼得、韩国学生和我。不但很快和研究室的同学混熟了，而且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研究室的中国留学生。通过一个阶段，我对日本的大学、我们系及研究室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日本的大学里，特别是像东京工业大学这种有名的国立大学，教师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派系之间互相排挤，扶持自己的力量，打击不同派系的人。
    管野教授在系里非常有势力。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建的，但他已快退休，在他的研究领域，管野教授很有名，他希望即使退休后这个研究领域在日本学术界还能有一席之地。通过自己的影响，管野教授将广田调来，同时管野的学生也在同一系里作副教授。
    广田来后，立即当上了教授。当时广田才40多岁，这在东京工业大学这种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当管野教授招收我作为研究生时，就可能已是为广田代招的。
    由于这一层关系，广田研究室实际上和管野研究室是兄弟研究室。广田研究室刚成立，什么都得从头干起。更头疼的是，广田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干什么更是不知道。
    在日本大学里，研究室没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指导老师有相当大的压力。通常老师会安排几个学生搞这个，另外几个学生搞那个，去寻找合适的研究选题。当时，我们就处于那种状况，我们3个人的研究方向互不关联。广田研究室当时全是留学生，这一点很特殊。所以在日本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冲突上完全表现在师生之间，矛盾最利害的是广田和彼得的冲突。
    
    我刚去时，像所有其他研究室一样，师生会一起吃饭。到了午饭时间，助手会叫我们和广田教授一起去吃午饭。由于有好几个食堂，基本上广田说去哪个就去哪个，但有时彼得也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大家也会听从彼得的意见。
    在东京工业大学，大部分研究室的学生复印资料是由研究室出钱。刚开始，广田研究室也是这样处理的。系里有一台复印机，每个研究室都有一张那台复印机的磁卡，记录了该实验室用那台复印机印了多少页，到一定时间后，研究室统一结算。一切没有人管，大家很自觉。
    大约在我刚来不久，广田发现复印费的开销过大。老实说，和其他研究室比，我们研究室复印机用得并不多。我知道其他研究室的有些学生是将书整本复印。但或许我们是新研究室，经费不充裕；或许是广田小器成性，所以我们研究室学生复印时，要收费。即我们每人拿卡去复印时，在一记事本上记上自己复印了多少页；到月底一齐清算，没人会不记或少记。在日本，各研究室的规章制度全是老师说了算，没有人能反对。但我们研究室都是留学生，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彼得，对这个建议反对得最强烈。我复印不多，另一个中国人不常来，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影响不大。而韩国人反对，但东方人毕竟不像西方人，他不明着反对，只在背后说说。而彼得公开反对。
    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日本这是美德。复印收费的问题，广田教授也不将他的意见明确表示出来，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都是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态度问大家，好像是和大家在商量，但实际上商量和不商量是一样的，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罢了。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现象，商量前结果就已经定了，等着大家举手表示同意。
    每次广田和大家商量时，彼得就会出来反对，并且只有他一人针锋相对地反对。这样广田就经常找彼得单独谈话，两人经常一谈谈数个小时，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谈完后，彼得告诉我，广田又告诉他日本某家企业的员工为了公司的利益，自己拿钱去替公司办事，现在的日本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强等，来暗示彼得应该向那些公司的员工学习。但这种作法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或许会激励他发奋图强勤俭节约，但对西方人的彼得来说，他不明白广田教授讲这些话的意思。谈了几次，在复印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
    最后，在一次开讨论会时，广田强行宣布以后复印交钱，每页的价钱较商店复印便宜20％左右。当时，彼得就大声说：“在外面复印时有收据，这里复印有收据吗？”广田没办法，说，“如果你们要收据的话，我给你们收据。”大家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
    会后，彼得说，他要拿着收据去给教务处看。但事过不久他就学成回国了，也并未去找学校。据说日本文部省给每个研究室都有一笔研究费，应付诸如复印、水、电等的开支，大家都认为广田将这些费用挪作他用了。
    复印的问题解决后，研究室里的电话也不许别人用了。电话在广田和助手的房间里，以前跟助手或广田说一说，还可以用研究室的电话，虽然知道他们不高兴。但复印风波完后，内线电话也不能用研究室的电话，彼得的意见很大。

    由于这些事，广田和大家的关系搞得不好，也使研究室里的日本人和外国人有了较大隔阂。最后，大家连吃饭都不一起去了，广田和助手每天在实验室里吃快餐，我们几个人去食堂吃饭。
    有一天晚上，我们3人说搞点东西聚餐。3人之中，我和广田助手的关系不错，所以我就请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餐。但在是否邀请广田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我同意邀请广田，毕竟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但彼得坚决不同意，最后只能依他，不请广田。助手和广田在一个房间里，既然不请广田，我也不能去邀请助手，所以最后我们3人开始聚餐。
    聚餐刚开始，广田就急急忙忙跑来了，边走边说：“我今天有事要先走……”可能是助手告诉了广田，所以广田认为我们肯定会叫他，他是专门来告诉我们他不能参加我们的聚餐。
    我和韩国学生见了广田马上站起来，彼得非但不站起来，反而把头转过去，一种非常讨厌的表情。广田看见我们已开始吃，不用多说已明白我们不会邀请他。所以他说了几句话就知趣地走了，但彼得的行为也让我大吃一惊，体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最后，广田和彼得谈了一次话。广田告诉彼得，以后不要来研究室了，彼得爱干什么干什么。广田要将彼得赶出研究室，但彼得是国费留学生，又是其它学校的研究生，所以，广田也拿他没别的办法。
    事后，彼得对我说：“他不让我来研究室，那我去哪里？”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广田是将我们都当他的个人财产，就像他研究室的计算机和桌子。所以，他要怎样弄就怎样弄，不服从的、意见不一的就赶出实验室。
    彼得要发表论文，论文需要复印很多份装订成册，评审时每名评审老师一人一份，另外学校还要保留，所以还要有数份装裱一下。这笔费用，广田是不会出的，他让彼得自己出。所以彼得论文答辩的前几天，回他的学校去复印和整理。
    答辩顺利完成，彼得的博士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了，但作者里没有广田的名字，同时也没有提到是在广田研究室里作的论文。我想广田一定很生气，因为他非常需要论文。
    彼得回国前一天，去和广田辞行。那一天，我正好在场。当时彼得告诉广田他明天回国，广田问道：“房租交了吗？”彼得：“交了。”广田: “水、电、煤气费交了吗？”彼得：“交了。”广田：“和房东说过、手续办好没有？”彼得: “说过了，一切都办好了。”广田：“那你走吧，回国后努力干。”彼得：“知道了。”
    我当时在旁边觉得广田实在可气，日本人实在可恨。彼得是日本政府的国费留学生，日本政府在他身上花了10万美金以上，他会怎样想日本呢？
    当天晚上，我和彼得一起去吃饭，我们两人心里都不高兴。吃饭时没讲什么话，只觉得很凄惨，彼得在日本待了数年，离开日本时连一次告别会都没有。本来应该以研究室的名义大家聚一聚，共叙一下离别之情，增添一点友谊，多一点关于研究室的美好回忆，可这些都没有，留下的是什么？
    
    这怪谁呢？在我所接触的外国人中，反日的多于亲日的。日本人花了大量的钱培养其他国家的留日人员，有多少人会亲日呢？只要看看日本人去过的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抗日纪念碑、日本残暴纪念馆，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喜欢日本人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清楚，看他们的行为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