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日本后,暂时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我赶快去学校找招我的指导老师管野教授。到了学校,我才知道我的指导老师已经更换,新的指导老师叫广田,是刚从另外一所私立大学——法政大学调来的。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马上去和广田教授见面,恭恭敬敬奉上礼物。广田教授给我介绍了研究室的情况,又将助手介绍给我,接着就让我到实验室去,自己找个座位。当时广田教授的研究室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3个学生。
    一位是南斯拉夫的博士生彼得,再过一学期他就要毕业。彼得不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而是另一所大学的学生,由于指导老师已退休,所以他由广田代为指导培养。到了毕业时再回那所学校进行论文答辩,论文通过后就算从那所大学毕业了。在日本这种情况很普遍。彼得是一位国费研究生,日本政府提供全额奖学金。彼得在日已有数年。
    另一位是韩国人,他也是从管野教授研究室转来的。那位韩国学生准备考博士,当时是研修生,要参加数月后的考试,考上了就成为正式注册的博士生;考不上就下一次再考。那位韩国学生到日本才几个月。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他是广田教授从自己原来的学校带来的研修生。据说已在广田研究室待了好几年,正准备考研究生。他一般一个星期就来一两次。
    这以后,我基本每天都去研究室。每天,研究室里只有3个人——彼得、韩国学生和我。不但很快和研究室的同学混熟了,而且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研究室的中国留学生。通过一个阶段,我对日本的大学、我们系及研究室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日本的大学里,特别是像东京工业大学这种有名的国立大学,教师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派系之间互相排挤,扶持自己的力量,打击不同派系的人。
    管野教授在系里非常有势力。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建的,但他已快退休,在他的研究领域,管野教授很有名,他希望即使退休后这个研究领域在日本学术界还能有一席之地。通过自己的影响,管野教授将广田调来,同时管野的学生也在同一系里作副教授。
    广田来后,立即当上了教授。当时广田才40多岁,这在东京工业大学这种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当管野教授招收我作为研究生时,就可能已是为广田代招的。
    由于这一层关系,广田研究室实际上和管野研究室是兄弟研究室。广田研究室刚成立,什么都得从头干起。更头疼的是,广田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干什么更是不知道。
    在日本大学里,研究室没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指导老师有相当大的压力。通常老师会安排几个学生搞这个,另外几个学生搞那个,去寻找合适的研究选题。当时,我们就处于那种状况,我们3个人的研究方向互不关联。广田研究室当时全是留学生,这一点很特殊。所以在日本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冲突上完全表现在师生之间,矛盾最利害的是广田和彼得的冲突。
    
    我刚去时,像所有其他研究室一样,师生会一起吃饭。到了午饭时间,助手会叫我们和广田教授一起去吃午饭。由于有好几个食堂,基本上广田说去哪个就去哪个,但有时彼得也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大家也会听从彼得的意见。
    在东京工业大学,大部分研究室的学生复印资料是由研究室出钱。刚开始,广田研究室也是这样处理的。系里有一台复印机,每个研究室都有一张那台复印机的磁卡,记录了该实验室用那台复印机印了多少页,到一定时间后,研究室统一结算。一切没有人管,大家很自觉。
    大约在我刚来不久,广田发现复印费的开销过大。老实说,和其他研究室比,我们研究室复印机用得并不多。我知道其他研究室的有些学生是将书整本复印。但或许我们是新研究室,经费不充裕;或许是广田小器成性,所以我们研究室学生复印时,要收费。即我们每人拿卡去复印时,在一记事本上记上自己复印了多少页;到月底一齐清算,没人会不记或少记。在日本,各研究室的规章制度全是老师说了算,没有人能反对。但我们研究室都是留学生,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彼得,对这个建议反对得最强烈。我复印不多,另一个中国人不常来,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影响不大。而韩国人反对,但东方人毕竟不像西方人,他不明着反对,只在背后说说。而彼得公开反对。
    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日本这是美德。复印收费的问题,广田教授也不将他的意见明确表示出来,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都是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态度问大家,好像是和大家在商量,但实际上商量和不商量是一样的,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罢了。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现象,商量前结果就已经定了,等着大家举手表示同意。
    每次广田和大家商量时,彼得就会出来反对,并且只有他一人针锋相对地反对。这样广田就经常找彼得单独谈话,两人经常一谈谈数个小时,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谈完后,彼得告诉我,广田又告诉他日本某家企业的员工为了公司的利益,自己拿钱去替公司办事,现在的日本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强等,来暗示彼得应该向那些公司的员工学习。但这种作法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或许会激励他发奋图强勤俭节约,但对西方人的彼得来说,他不明白广田教授讲这些话的意思。谈了几次,在复印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
    最后,在一次开讨论会时,广田强行宣布以后复印交钱,每页的价钱较商店复印便宜20%左右。当时,彼得就大声说:“在外面复印时有收据,这里复印有收据吗?”广田没办法,说,“如果你们要收据的话,我给你们收据。”大家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
    会后,彼得说,他要拿着收据去给教务处看。但事过不久他就学成回国了,也并未去找学校。据说日本文部省给每个研究室都有一笔研究费,应付诸如复印、水、电等的开支,大家都认为广田将这些费用挪作他用了。
    复印的问题解决后,研究室里的电话也不许别人用了。电话在广田和助手的房间里,以前跟助手或广田说一说,还可以用研究室的电话,虽然知道他们不高兴。但复印风波完后,内线电话也不能用研究室的电话,彼得的意见很大。

    由于这些事,广田和大家的关系搞得不好,也使研究室里的日本人和外国人有了较大隔阂。最后,大家连吃饭都不一起去了,广田和助手每天在实验室里吃快餐,我们几个人去食堂吃饭。
    有一天晚上,我们3人说搞点东西聚餐。3人之中,我和广田助手的关系不错,所以我就请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餐。但在是否邀请广田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我同意邀请广田,毕竟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但彼得坚决不同意,最后只能依他,不请广田。助手和广田在一个房间里,既然不请广田,我也不能去邀请助手,所以最后我们3人开始聚餐。
    聚餐刚开始,广田就急急忙忙跑来了,边走边说:“我今天有事要先走……”可能是助手告诉了广田,所以广田认为我们肯定会叫他,他是专门来告诉我们他不能参加我们的聚餐。
    我和韩国学生见了广田马上站起来,彼得非但不站起来,反而把头转过去,一种非常讨厌的表情。广田看见我们已开始吃,不用多说已明白我们不会邀请他。所以他说了几句话就知趣地走了,但彼得的行为也让我大吃一惊,体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最后,广田和彼得谈了一次话。广田告诉彼得,以后不要来研究室了,彼得爱干什么干什么。广田要将彼得赶出研究室,但彼得是国费留学生,又是其它学校的研究生,所以,广田也拿他没别的办法。
    事后,彼得对我说:“他不让我来研究室,那我去哪里?”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广田是将我们都当他的个人财产,就像他研究室的计算机和桌子。所以,他要怎样弄就怎样弄,不服从的、意见不一的就赶出实验室。
    彼得要发表论文,论文需要复印很多份装订成册,评审时每名评审老师一人一份,另外学校还要保留,所以还要有数份装裱一下。这笔费用,广田是不会出的,他让彼得自己出。所以彼得论文答辩的前几天,回他的学校去复印和整理。
    答辩顺利完成,彼得的博士论文在杂志上发表了,但作者里没有广田的名字,同时也没有提到是在广田研究室里作的论文。我想广田一定很生气,因为他非常需要论文。
    彼得回国前一天,去和广田辞行。那一天,我正好在场。当时彼得告诉广田他明天回国,广田问道:“房租交了吗?”彼得:“交了。”广田: “水、电、煤气费交了吗?”彼得:“交了。”广田:“和房东说过、手续办好没有?”彼得: “说过了,一切都办好了。”广田:“那你走吧,回国后努力干。”彼得:“知道了。”
    我当时在旁边觉得广田实在可气,日本人实在可恨。彼得是日本政府的国费留学生,日本政府在他身上花了10万美金以上,他会怎样想日本呢?
    当天晚上,我和彼得一起去吃饭,我们两人心里都不高兴。吃饭时没讲什么话,只觉得很凄惨,彼得在日本待了数年,离开日本时连一次告别会都没有。本来应该以研究室的名义大家聚一聚,共叙一下离别之情,增添一点友谊,多一点关于研究室的美好回忆,可这些都没有,留下的是什么?
    
    这怪谁呢?在我所接触的外国人中,反日的多于亲日的。日本人花了大量的钱培养其他国家的留日人员,有多少人会亲日呢?只要看看日本人去过的世界其他地方有多少抗日纪念碑、日本残暴纪念馆,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喜欢日本人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清楚,看他们的行为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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