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薪阶层下班后不回家,都去小酒馆喝酒,去卡拉OK去唱歌,或去有三陪小姐的地方玩。为工薪阶层服务的小酒馆、卡拉OK和色情场所在日本很多,日本的男人爱酒好色,全世界都很出名。日本社会很奇怪,早早回家的话,家里人和邻居会认为他无能、不努力工作,所以只有睡觉才需要回家。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笑话。日本某大公司的一位员工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太太问他:“你这个月干什么了?每天都很早就回来了。”
    我的一个朋友小张(一位小姐)告诉我一件事。
    小张在打工的酒馆认识了一位日本人吉野先生。吉野先生50多岁,是一个小工厂主。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吉野见到小张后,很喜欢小张,每天都要去小张打工的酒馆喝酒,想办法和小张聊天;时间长了,还拣起了自己已经丢了几十年的中文,要求小张教他学中文,每星期他要和小张学两次中文。
    我到日本后,小张已经工作了,不在那家酒馆打工了,但小张还教吉野先生学中文。日本公司里女员工的工资很低,所以这也是她们获得零花钱的一个方法。
    小张的父母亲在我到日本后不久,也到日本去旅游,吉野先生很热情,安排住在离自己工厂不远的地方。小张的父母到日本那天,吉野先生请假开车到机场去接。小张上班后,平时顾不上她的父母,所以吉野先生就担当起照顾小张父母的重任,每天到吃饭时间,吉野先生就送吃的东西给小张父母或带他们出去吃。吉野先生要和他的太太离婚,想和小张结婚。老实说,年龄上他可以做小张的父亲,况且小张已经有男朋友,两人正准备讨论婚嫁之事,但她不好明说。
    我找房子需要担保人,通过小张的介绍,认识了吉野先生。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席间,吉野先生对小张说:“我去算过命,我们两人好像缘分不够。”接着,吉野先生转向我,说:“我和小张关系很好,她教我中文已有三四年了,我爱她,我已经向她求婚了,但她不答应。”小张的事,我很清楚,心想,你们俩就没缘,岂是缘分不够?但我不好意思说。所以我引开了话题。
    我问他:“你下了班干什么?”吉野先生说:“除了星期四以外,我去喝酒。”我问:“那星期四呢?”吉野先生:“星期四我去的那个酒馆不开门,所以我不一定干什么。”我又问:“那你的儿子干什么?”吉野先生:“那个家伙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问他:“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吉野先生:“我晚上回家时他已经睡觉了,我上班前他在他的房间,所以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周末我见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日本男人,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知道。
    租房担保人的事情,自然没问题。对我来说,这一天就算大功告成。过了没多久,小张结婚了,邀请了吉野先生和他太太,那一天我有事没去。后来,又见到了吉野先生。他对我笑笑,说:“我想不到小张会和其他人结婚。”小张结婚后,还经常教吉野先生中文,他们的关系不错。
    如果说吉野先生对自己所爱的人专一的话,在日期间还认识一位更奇特的人。
    那时我在日本一家电讯公司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小公司的社长,叫大川。大川社长有50来岁,每天穿着整齐,头发梳理得很亮。
    我们的工作英语要求很高,公司里有不少外国人,其中一位匈牙利人叫大卫。在我去工作以前,大川社长不懂英文,有问题他总问大卫。我去后,由于我和大川社长在同一个小组,所以他经常问我问题,关系比较好。
    一天下班前,大川先生对我说:“李,下班后有事没有?”我说:“没有,怎么了?”大川说:“我们去喝酒,好不好?”日本公司的员工下班后经常一起喝酒,增加了解,建立友谊,所以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下班后,我和大川一起离开公司。路上,我问:“去哪儿喝酒?”大川说:“新宿。”我们坐车到了新宿,先找了一家饭馆吃了碗面。我觉得很奇怪,在日本同事之间喝酒一般是边吃边喝,不会到饭店专门吃完面再去喝酒,就问大川:“为什么我们不去喝酒的地方吃饭?”大川说:“现在还没开门,我有点饿了,所以先吃一点。”已经晚上8点了,小酒馆这个时间没有不开门的道理,但我也不好多说。吃完面,又等了一会,大川带我进了一栋半旧的楼里。大川轻车熟路,带我去了一间房子。
    进了房间后,我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酒馆,环墙摆着些沙发,沙发前有几个小茶几,这更像一个卡拉OK厅,而不像酒馆。
    进了房间,里面的女孩马上跟大川社长打招呼。可以看得出,大川经常来,对这里很熟。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三陪营业场所,主要是工薪阶层下班后,到这里坐坐,和小姐聊聊天,放松一下自己。有时工作中的很多业务,特别是和客户见面时,也是来这种地方。
    坐下后,过来一个女的,大约40岁出头,大川给我介绍:“这位小姐是苹果小姐。”在这种地方大家都忌讳用真名,所以都有一个假名。这位苹果小姐,我看更像是苹果大嫂。很明显,苹果大嫂是大川的相好。马上,店老板草莓妈妈也坐过来了,草莓妈妈和大川也很熟。草莓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嫂。
    草莓妈妈和苹果大嫂一说话,我觉得她们就是中国人,就问了一句,果然如此。苹果大嫂给我们倒酒,酒是开过的,只有半瓶。在这种店里,开一瓶酒都很贵,要数万日币,所以熟客喝不完的酒,在瓶口上写个标签,下次来再喝。我们喝的酒是前一次大川社长买的,所以这次酒钱是免费的。
    草莓妈妈刚坐下,旁边一位日本客人就发火了,原来他的相好还没到,很生气,一个人喝酒,大吵大叫。草莓妈妈赶快过去安慰那个客人,并让别的小姐来先陪。这时,相好到了。客人很生气地说:“你这个家伙说好的不按时到,让我等了半天,一点时间观念没有。”那位小姐好像这种事情见多了,不慌不忙,拿了一块苹果喂给那位客人。客人不吃,但经不住小姐的劝,最后也吃下去了。吃完后,他也不生气了,和他的相好又嘻嘻哈哈。
    这边,苹果大嫂告诉我,她准备在日本赚点钱就回国。我也不便多说什么,这种地方大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隐私透漏给对方。这时,一个漂亮的小姐来了。苹果告诉我,那位小姐是她妹妹,叫香蕉小姐。她们两人现在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姐姐先来,又介绍妹妹到这里来工作。又来了一位客人,是苹果大嫂的相好,她不得不陪陪,所以她叫她妹妹来陪我们,她自己去陪别的客人。
    等苹果大嫂再回来时,我们还有别的事,结帐要走。我想当晚虽然没什么东西,但一定很贵。大川社长结完帐,我问他要付多少钱,他说:“4000日币。”这个数字比我想的要便宜,我给了大川4000日币。
    第二天,上班后,我和大卫在休息时,大川来了。
    大卫和大川比较熟,老爱拿大川开心。他知道了前一天大川带我去了那个地方后,说大川也带他去过。大卫就问大川:“你一个星期去几次那种地方?”大川说:“平时基本每天都去,周末另有安排。”大卫听了大川的话后,就问:“大叔,一把年纪了,你还行不行?”大川笑着说:“我去就喝喝酒,聊聊天,没干什么,怎么不行?”大卫又问:“昨天你去的是哪一个相好的?”我听后很惊奇,看不出来,他还有好几个相好的,就问他:“你有几个相好的?”大川说:“我现在有四五个,还有几个已经不在日本了。以前我经常去看她们,每天至少要去两三家。现在没钱了,只能每天去一家。”
    我知道他是个小公司经理,收入比我高不到哪里,就问:“每天要花很多钱,你的钱从哪里来?”大川说:“以前我在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刚成立时,我是合伙人,也是股东之一,那家公司现在发展成了日本最大的网络公司。后来我和公司的一个社长不合,吵起来了,所以不在那干了。从那家公司辞职时,我有近一亿日币的公司股票,我把它全卖了。那几年日子就很好过,一年就花了一半左右,每天去好几家小酒馆。”
    我问:“那些钱花不了几年,公司的钱都让你花光了吧?”大川:“公司现在负债三四千万,我的公司的财务是交给专业会计公司干的。他们告诉我,公司的负债不算多,大部分日本公司都比我们多。”日本公司也是乱七八糟。
    过了没几天,在银行提款处碰见了大川。他见到我,说:“李,你来看我的银行卡。”我看他的卡的余额为负的190多万日币,我第一次见这种情况,就问他:“怎么提款卡上还能显示负的余额?”大川说:“我的卡和普通的提款卡不一样,我的卡可以透支,透支限度为200万日币。这张卡已经完了,不能透支了。”过了会儿,他又告诉我:“我还有几家银行的这种可以透支的提款卡,但也透支到了极限,不能透支了。”
    我知道他每天取钱,拿到钱就花,兜里很少有钱。晚上他从不回家吃饭,但都在食堂吃饭或去吃汉堡包等便宜的东西,很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因为外面的饭馆太贵了。他的钱全花在了相好身上。我问他:“除了经常去你的相好的店里外,你平时给你的相好钱吗?”大川说:“最近没钱了,不给。以前有钱时,我都会给她们的。就像上次我们见的苹果小姐,以前每个月就要给她十万日币。”
    他神秘地告诉我:“我在中国还有生意。”我第一次听说他在中国还做生意,就问他,“你做什么生意?”大川说:“五六年前,我的一个相好的,也是中国人,她年纪大了,在日本找不到工作,所以要回中国去。回去前,我跟她商量好,让她做生意,本钱由我出,她出力。做生意肯定会有失败,所以我答应她可以失败三次,失败太多的话,我也没办法再给她钱了。前几个月,她告诉我要开一个饭店,我给了她300万日币,那是我第一次给她钱。但饭店的地方不好,生意不好;现在她找到了一个好的地方,所以马上我还要给她200万日币。”
    我想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一定去过中国,就问他:“你去过中国吗?”大川说:“没有,我不喜欢出国,我连护照都没有办。但我的相好让我去中国玩,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看她们的。”我又问:“你把钱交给别人做生意,不闻不问怎么干,你放心吗?”他说:“她是我以前的相好,所以我以公司的名义投资。”我想像他这样吃喝玩乐,送钱给自己的相好,公司迟早要破产,就对他说:“天天那样花钱,不怕公司破产?”大川听了这话,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日本公司就是这样,大家都在那种地方谈生意,我经常和客人在那种小酒馆谈生意,别的人也经常带我去他们相好的小酒店谈生意,那些三陪小姐要是没有相好捧场的话,就赚不到钱。所以我经常带我的公司员工、朋友和客户去我的相好的小店里。”
    我知道,大川除了对他的那些相好很大方外,对其他人都很吝啬,他带去的有三陪小姐的地方花销全是大家平分,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很多人都被他带到那个小酒店。这时我觉得他是在利用大家讨好自己的相好。
    跟着领导和客户喝酒,这也是日本工薪阶层工作的一个部分。公司经理们也是在这种地方谈生意;谈成一笔生意的话,宾主也会去这种地方喝酒庆祝,交流感情。
    很快,我又体会了一次日本经理们的工作方式。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小公司的社长,叫星野。星野社长已经40多岁了,还未结婚。星野社长和我一起进入这个项目,和我关系不错。但他的工作属于另外一个小组,和大川社长没有交流的机会,所以不熟。他们各自通过和我的交往,再加上从其他人的了解,想搞合作,所以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传话人。
    我介绍他们认识后,他们两人商定要去酒馆喝酒,当然大川又要带星野去上次我去过的那家。我觉得花费太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划不来,也没意思,不想去。但大川劝我去,星野也让我陪他去,平时他对我很好,他几次去旅游都给我带了礼物回来,所以最后我也不得不去。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一家小酒馆。
    我是第二次去,所以草莓妈妈和苹果大嫂都认识我了,也没什么别的客人,她们都来陪我们。大家坐定后,苹果大嫂给大家倒酒,这一天苹果大嫂的妹妹没来,所以一位菲律宾的小姐——芝麻小姐来陪我们。
    星野是日本社长,他对这些东西很熟,我没想到他很能喝酒。前一次大川剩的大半瓶威士忌,不到半小时就喝光了,又去买了瓶酒。星野喝得高兴,又开始唱卡拉OK,这哪是在谈生意?
    星野唱歌时,我问草莓妈妈:“你怎么来日本的?”草莓妈妈:“我和日本人结婚,所以来了日本。”我接着问:“那你老公同意你开这个店吗?”草莓妈妈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听了这句话,我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样,我也不好再和草莓妈妈聊天了。
    这时,星野唱完了,正和芝麻小姐聊天,我也加了进去。就听芝麻小姐说:“我现在和日本人结婚了。”星野先生问:“你丈夫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他知道。”我马上问:“那他同意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里工作是为了生活,我很爱他,他也爱我,所以他不计较我在这里工作。”
    我知道很多三陪小姐为了签证、为了钱等,最后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客人跑了。人都想过得舒服一点,在日本,对外国人来说,更是艰辛,何况又是要独立养活自己的女人,没钱就根本活不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川和星野什么生意都没谈,我们也要回去了,大川社长就去结帐。日本人去玩全是自己付帐。等大川结完帐后,我和星野问大川,每人要付多少钱。大川伸出两个手指头,说:“零头我付了,另外每人两万。”
    两万日币,要我的命!酒我没喝一口,只是吃了点花生等。这就要两万,实在划不来。这时我才明白,我第一次来时花的远不止4000,大川只问我要了4000。早知这样,第一次就问我要够钱,这次我也不会来了。后悔也没有用,我的钱不够,答应他第二天再给他,星野带的钱也只剩下硬币了。
    三人出来后,回家的路上,大川告诉我,他要和星野再去另外一家酒馆,我说我不去了,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还给大川钱时,很心疼,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不和大川去这种地方了。大川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和星野又去了一家酒馆,花了6万多日币。这一次,星野也没钱了,全是他付的帐。
    大川公司是个派遣公司,他拿到每个人的劳务费后,只留下五六万作为营业开支和利润,其余的发给员工,除去房租水电,还有一点利润。
    大川公司有一位员工叫大泽,大泽先生以前留美,毕业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一家欧洲驻日本的公司工作。由于亚洲经济危机,那家公司将业务集中,撤掉了日本公司,所以大泽先生到了大川公司。当时大泽先生也在我们一栋楼里办公,吃饭时经常见面。
    大泽不满意日本的经营方式,主张全盘西化,日本人做什么,他骂什么。大泽碰见大卫就发牢骚,发来发去就是那些内容,大卫很不喜欢他,故意不理他。但大泽好像不计较这些,每此见到大卫都发牢骚。
    由于大泽自认为有先见,所以一直鼓动大川先生独立开发新的项目。大川也觉得只搞人才派遣利润不大,所以也想搞些别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干什么。我提议他们搞网上服务,他们要拉我去搞。我和日本人交往很长时间,知道和他们干不成事,他们谁都不想出钱,但他们天天找我,我也只能应付。
    日本人干事认真,每个周末必定有一天,大川会把他的公司有关员工召集起来讨论计划等。我也去参加讨论会,见识了大川的公司。
    大川公司已成立了10年以上,办公室里除了电话和一台复印机外,就是几张桌子。很难想像,这就是一家从事和电脑业务有关的IT公司,大川一个星期喝酒的钱都够买台不错的电脑。
    当时的情况是电脑没有,上网更不用说,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大泽就对大川说:“社长,下个星期,你要买两台电脑和相关软件,再申请上网。”大川说:“现在没钱,要干的话,我去银行贷款,贷到了就买。”这次讨论会完后,大川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有一台电脑不用,可以先拿到公司用。但那位员工要求大川报销将电脑拉来的出租车票。想了半天,大川没答应,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天开完会后,大川悄悄地对我说:“李,等一会我有事找你,你不要走。”大家都走后,大川对我说:“这几天,我又认识了一个相好的,她不懂日语,你去替我翻译一下。”等到约定时间,我们去车站接那位小姐。见到了那位小姐,大川为我们介绍,说那位小姐是周小姐;我看周小姐也有40来岁,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嫂。说是大川介绍,还不如说是我自己问的。周大嫂根本不懂日语,大川又不会中文,他们没办法交流,我很奇怪他们是怎么搭上了。
    三人一起去吃饭。席间,我问周大嫂:“你来日本多久了?”周大嫂说:“不到两个星期。”我觉得很奇怪,两个星期就能认识大川?就问大川:“你怎么认识周小姐的?”大川告诉我:“我和她妹妹认识,她妹妹介绍给我的。”这时,周小姐告诉我:“我还没有工作,我想让大川帮我介绍工作。”
    我知道,周小姐想去做三陪小姐,我想她妹妹一定在做三陪小姐,就问她:“你为什么不让你妹妹给你介绍个工作?”周小姐:“现在经济不好,三陪的店也没客人,我妹妹的店现在不要人,没办法去,我也不会日语。”
    我将周小姐的意思告诉大川,大川说:“现在很不景气,连三陪小姐的酒馆都不招人了。晚上我要领她去我经常去的酒馆看看那里要不要人,能干的话,我经常要去看她,否则她没有客人,也是没有工资的。”接着,大川告诉我,前几天他给周小姐买了身衣服。我想他们的关系进展得还很快,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回家,他们两人去了其他地方。他们两人有没有办法交流是他们之间的事,我又何必操心?
    星期一,见到了大川,他告诉我:“我已经叫秘书写贷款材料了,贷到款,这星期我就买电脑。”我想,你贷到钱也是给女人,那么多女人都在等你的钱,但我也懒得跟他讲。所以,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就问他:“你替周小姐找的工作怎么样了?”大川说:“已经找到了,花了我三个晚上。”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上班都没那么认真吧。下班后,你还要去看她吧?”他笑笑说:“我要给她捧场,要不然的话,她没有客人。”
    在日本,每年的二月中旬,女孩会给自己喜欢的男孩送巧克力等礼物以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同样,三月中旬,作为回谢,男孩也会给曾经收到礼物的女孩礼物。马上就到了那一天,我问大川:“今年你要给谁送什么礼物呢?”大川说:“我要买四五身衣服送给相好,每人一身。”我说:“二月时,她们给你送礼物了吗?”“没有。”大川说。我笑着说:“你的爱只是付出,没有回报。”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在日本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想回国了。大川还想让我在中国做一个网上服务公司,我知道他是一毛不拔,对和他合作没有一点兴趣。
    过了一个多月,电脑还是没影,钱也不知道贷到没有,每星期他都告诉你这星期买电脑。我了解日本人,也了解大川,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只是应付他。
    我回国前一个星期,最后一次我们开会讨论计划,我不去不行,我对和大川合作没兴趣,根本就没信心,所以每次都想找理由推掉。实在推不掉的话,每次都迟到,最后一次了,不得不去。
    开讨论会前,大川告诉我们,他的儿子问他要游戏机,他看到标价要一万日币,他说拿钱时心都在发抖。我觉得很好笑,每天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可以买几台,但我也懒得拿他开心了。
    开完了讨论会,为我送行,大川说我也是大川公司的一员,请我和在场的人吃饭。刚到饭店坐下,还未点菜,大川告诉我们:“我去车站一下,马上就回来,你们点菜先吃,不用等我。”大泽先生说:“他一定又去接哪位小姐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花老板”只管自己享受,哪管别人怎么想。过了会,大川和周小姐到了。
    席间,大川对我说:“李,你回中国了,就算大川公司的员工了,大川公司也要在中国办一间分公司,你在中国要印大川公司名片,还要租个办公室,要有电话,不能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和他多说,笑了笑,没有回答。
    吃完饭,大家离开饭馆,大川和周小姐去了其他的地方,大泽硬拉着我要聊聊。我和大泽又去了一间咖啡厅。在咖啡厅,大泽对我说:“李,咱们俩现在说真心话,在大川面前说的话我都是应付他的。”接着,大泽说:“大川实在没办法,也没出息。你看,电脑买了几个月都没买回来,他贷的款都让他给女人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合作,大川公司里也是没有一个可用之人。”很难明白日本人的想法,我应付他,告诉他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过了没多久,我就离开日本回国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小老板,他们都和大川一样。在日期间,我还碰见过一个日本人,他有一栋房子,每个月收房租,他也工作,但他在台湾有一个寡妇相好,他为她花了上亿日币。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他的日本老板娶了个日本老婆,有两个小孩,但在菲律宾他还有两个小孩,每个月都要给他们很多钱。
    日本是个大男人主义的社会,女人对他们的丈夫在外面风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和一个日本女孩聊天时,问她如果结婚了话,怎么看丈夫去三陪小姐的酒吧。她对我说:“这是日本,没有办法,大多数日本女人都会忍。”她说这句话时,我觉得日本女人已经失去了嫉妒心,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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