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几年里，碰见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和他们交往，深深感到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但他们都坚强地生存着。
在我的日语学校，每个教室里都有一幅横幅，上面用日文写着：天助自救者。学校的校长是位台湾人，她是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经历了一个人在外留学的生活。所以在学校里每间教室都挂着那幅对联。
我到日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打临时工，请问你们要不要招人。”那时我根本听不懂别人说的要人还是不要人。无独有偶，数年后，我又听说了另一位较早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找工作的故事。那位留学生刚到日本，谁都不认识，不得不自己找工作。他只会说“身体好”一句日语。所以他看到有招人广告的小店后，就进去，拍着胸脯说：“身体好，身体好……”别人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凭着说话的态度他判断别人不要他。这样过了几天，有人又教他了日文的工作怎么说。以后，他进到一家店里，拍着胸脯说：“身体好，身体好，工作，工作……”
当时正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到处都要人，所以最终他用这种办法找到了工作。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的故事。五六十年代，日本留学生很少，日本人比现在更排外。那时的台湾学生很贫穷，就像现在的大陆留学生，全靠自己打工生活。那位台湾留学生没有钱，每天放了学要打十几个小时的工，睡觉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还是经常买不起牙膏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经常不刷牙。有一次，眼镜腿坏了，没钱去修理，就拿了支筷子绑起来凑合着用。
还有一位台湾留学生朋友，当时在横滨中华街的亲叔叔的饭店里打工。不论是元旦还是中国的新年之夜，他都要去蒸包子。事实上，他并不缺钱，但那几天别人都休息了，只好老板和其亲属下厨房蒸包子，以便第二天赶得上外卖。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叔叔和婶婶在日本已经四五十年了，是真正的老华侨，当时都已80多岁了。对这对老华侨夫妇来说，根本没有周末节假日的概念，每天睡觉起来就去干活，到了睡觉时间才能回家。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最大的享受就是数年一次回大陆旅游。
和我同一个语言学校低年级的同学，到日本后日本经济已经很差，很难找到工作。不少人打夜工，中午放学后，回家睡觉，到了晚上五六点钟，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一家工厂，晚上七八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左右，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学校上课。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打夜工，这样超负荷生活，脸的颜色很难看，身体也受不了。有一次，半夜他想吐，实在干不动了，向工厂请假回家。下车后，平时不到10分钟的路程，那一天走了40多分钟，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过一段要休息一下，还想吐，最后终于到家了。难得晚上在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到了下午，他又撑着去打工了。在日本让任何一个人休息一天，不去打工，他都舍不得——学费要交，生活费也很高……
我在搬家公司期间，有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的留学生，当时他也是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和我是一级的，但不是一个系的。他人很廋，不是很能干活，但很努力。虽然比我先进搬家公司，还经常有司机故意骂他，他都忍着，一直不放弃学业，毕业后，就职于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脑公司，也算学有所成。
在国内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和那些一起搬家的中国人交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太强，所以不会和搬家的人一起混。有一次，他说经过这段时间搬家的锻炼，学到的更多，对他的人生更有帮助。
一位开公司的朋友，在日本已经10年多了。他告诉我，在日本的前5年，在外面再渴也舍不得买一罐饮料，忍到回家才喝水，5年中喝过的饮料可以数得过来。每个在日本的人，都尝过贫穷的滋味，每个人都忍受着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坚持着，等待自己的努力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在日本，也有一些中国人干着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在搬家公司时，有一个福建人，他自己说他是日本残留孤儿，大家都不关心别人的私事，所以也没人去证实。这个人取了个日本人的名字，叫木村。木村日语很差，总带着手机，经常在工作时电话响了，就对司机说要接电话，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木村经常介绍一些老乡到搬家公司工作，打工的老乡经常换。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中国人和他的一位老乡X先生一起干活。
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时都会照顾新人，有人问X先生：“谁介绍你来的？”X先生：“木村。”接着我问：“你和木村是一个语言学校的吗？”X先生：“是，我和他还是老乡。但是，他介绍我来，我每干一天，要给他两千日币。”有人又问：“那你还来干？”X先生：“没有工作，没办法。”
在场的中国人听后，都很生气，还有这种恬不知耻的人。我知道，找一个工作，很多时候是要花钱的。刚去日本的人什么都不懂，没人介绍的话，很难找到工作，有的人就靠给别人介绍工作收取介绍费，但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像木村那样，别人干一天就收一天手续费，这和卖身为奴有什么区别。真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几个中国人很生气，想要教训木村。过了没多久，木村也不来了。
我上语言学校时，一位省级干部的公子叫大伟，和我一个学校。这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家里就他一个小孩，所以不去打工，家里给他寄钱。在九十年代初，即使是中国人的有钱阶层，可以寄到日本的钱还是有限的。
大伟很爱面子，爱穿着打扮，爱以花花公子的形象炫耀自己。打工他不打，书又不好好念。家里寄给他的钱根本不够用，只有借。借别人的钱，也马上花光。有一段时间，每天连方便面都吃不饱。但是，不知他从哪里搞了条狗，那段时间日本的手机刚出来，很贵，他也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每天放学后，右手拿着手机，左手牵着狗，在学校附近遛狗。回家后，他经常连方便面都吃不饱。
没过多久，借别人的钱也还不了，没人给他借钱了，每天还有人向他讨债。去日本大约一年左右，他就不去上学了，非法滞留在日本，整天和一些狐朋狗友混。在日本很多中国人团伙专门去弹子机房，对机器做一些手脚，几个人互相掩护，靠此赚钱。大伟最后就以打架和搞弹子机为生。
和大伟失去联系了很久，我听说大伟一起混的一个朋友，也是非法滞留在日本的，在弹子房作假时被别人发现，叫来了警察，后来那个人被强制送回国。
搬家公司的不少人都是非法滞留在日本，签证已经过期，但又不想回国。很多人自己说是学生，每天都在那里干，根本就不去学校。但大家谁也不会去打听这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介绍我去搬家公司的老赵，语言学校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最后非法滞留在日本。老赵来日时已30多岁了，在国内他没上过大学，所以想在日本上大学。在语言学校待了两年后，像他那个年龄，没有学校能够收他了。两年的语言学校生活，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除了生活费和学费外所剩无几。他又不甘心空手回国，最后选择了非法滞留这条路。
老赵有个女朋友，两人感情不错，当时她在日本的一家从事中国贸易的公司工作。老赵非法滞留后，就和她女朋友同居了。这样对非法滞留的人来说，住的地方就安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老赵女朋友的公司要求她回国工作，正好她的工作，主要是翻译，需要有人来顶替，这样她就介绍老赵去应聘这个工作。由于有人介绍，没费多大事情，就谈成了。老赵连签证都没有，每天西装革履，像日本的工薪阶层一样昂首挺胸上班去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梦想，老赵连身份都没有居然办到了。但翻译的工作工资不高，所以周末他又去搬家，活得还不错。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老赵的女朋友就回国了，回国前，她已经怀孕了。但老赵没有签证，抓住的话要强制遣送回国，没办法在日本办理结婚手续，按大部分生活在国外的人的观点，老赵也没有回国的资本。
老赵的女朋友回国后没多久，肚子就大了。女的由于工作关系，当时又没办法来日本，只有找关系结婚。两个人连办理结婚证的双人照还没有，没办法，只有用单人照在熟人开的洗像馆里洗成双人照。去办结婚证时，不知道她怎么办的，最后算是登记结婚了。
结婚证办了没多久，孩子就生下来了，老赵没办法回国看小孩，但作为父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打工赚的钱，全给母女寄去了。对国内的亲友，老赵还是说他的工作太忙，没办法回国。老赵也想存点钱，早点回家和母女团聚。搬家公司的工作比大部分日本公司的工资都要高。当然也比他翻译工作的工资高。他就辞了翻译的工作，每天住在搬家公司，专心去打工。
老赵很爱面子，他告诉搬家公司的其他人他是日本某大学的研究生。日本人并不全相信他说的，别人都知道他和我是同学，就来问我，经常我不知道怎样给别人说，我需要怎样替他圆谎。
搬家公司经常都有一个常驻的中国人在那打工，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老赵前的那个常驻的中国人，在搬家公司干了好几年，每天不去学校，大家都怀疑他非法滞留时，他告诉所有的日本司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这也是一个大谎言。
中国人爱面子，很多人在外即使受苦受难，回国时也是大包小包，让别人感觉外面就是天堂，每个出了国的人都可衣锦还乡。实际上，对大部分出国者来说，他们都过着比当地平均水平低得多的生活。
在日本，我听说过好几对夫妻，有的是丈夫送妻子去做三陪小姐，或者是妻子要求去做三陪小姐的事。其中对一对夫妻的事印象非常深。
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主人公阿立在国内大学读的是日语专业，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上大学后，在班上虽然年龄也很小，却是系里出了名的好学生，经常受表扬。当然，这也养成了他高傲的性格，很难和别人相处；更可悲的是，别人不能说他，谁说他他和谁吵架。带着妻儿到日本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日本，哪有打工的不能被别人说的？就是日本首相也经常被别人责骂，何况阿立就是一个拿薪水的工薪阶层。每当老板说他时，阿立就和老板吵架，这样不可能不被开除。好在阿立的日语很好，不难找到工作。但这样换了几个工作后，他已不想出外打工了，熟悉的人也没办法给他介绍工作了。
国内有一家公司请阿立，但他又不满意，觉得这样回国没有面子。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他又不去打工，养家糊口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老婆身上。他老婆不得不出外打工，养活阿立和孩子。女人的收入很低，根本没办法养活3个人。最后，没有办法，她投入别人的怀抱，用这样赚来的钱养家糊口。
这件事可能可悲一点。我们生活在社会上，肯定会有人指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社会才能进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也没有理由埋怨别人。不管怎么说，阿立的事是一个悲剧。
在这种大环境下，人和人的交往也少不了金钱的润滑，很少有白帮忙的，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价格。即使是兄弟朋友，彼此之间的经济帐算得也很清。有一对同居的中国恋人，女的生病了，让男人给她买药，过了大约一周，男的向女的要买药的钱。这是当事人的女方亲口告诉我的。后来这两个人也分手了。
我曾给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工作，当那位朋友开始工作时，拿着两万元日币要给我。我对他说：“大家的钱都来之不易，我拿了你的钱富不了，我也觉得于心不安。”最后，我没要他的钱。帮人不收钱在国内或许是应该的，但在日本，更多的留学生或许会选择收下那两万元日币，这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我的一个同学，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一台旧的打字机，当时已经算淘汰的东西了。一天，他对我说：“我有一台打字机，5000日币卖给你，你要不要？”我说：“不要。”他又说：“便宜点要不要？”我说：“我没用，不要。”最后，我拒绝了这笔买卖。这种人实在太多了，不用的东西，甚至自己也没花钱的东西，也很少能免费给别人，全部要钱。